柳宗元文者以明道的文學思想
柳宗元文者以明道的文學思想是什么呢?在哪里提出來的?
柳宗元在《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中提出“文者以明道”的文學思想，以反對六朝以來“務采色、夸聲音”的浮靡文風。與此同時，柳宗元要求文學作品要有美感，要有文采，不要拘泥于“道”，文章形式與內容要統(tǒng)一起來。此外，柳宗元提出了“文以行為本”的創(chuàng)作人格說，進一步豐富了他的文學思想。
柳宗元與韓愈一起倡導了中唐的古文運動，他們寫下了幾百篇古文，熔敘事、說理、抒情為一爐，樹立了不平則鳴、言之有物、文從字順、充實流暢的散文新風，將古代散文的創(chuàng)作推向了新的高峰。韓柳兩人不僅在創(chuàng)作上身體力行，卓有成就，還提出了較為接近的文學思想，韓愈講“因文見道”，柳宗元說“文者以明道”，總之，“道”，是他們文學思想的核心與靈魂。
柳宗元在《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中說：“始吾幼且少，為文章，以詞為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茍為炳炳，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為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柳宗元以從小到大的寫作體會，來說明自己少時作文只注重辭藻和形式，長大了方知文學創(chuàng)作是為了“明道”。柳宗元對著文“明道”的提及不止這一處，他提倡文學作品“辭令褒貶”、“導揚諷諭”的社會作用，又強調文學作品“有乎內”而“飾乎外”的道、文統(tǒng)一，其“文者以明道”的文學思想具有較為豐富的理論內涵。
一、明確“文者以明道”的創(chuàng)作思想
貶謫永州以后，伴隨著豐富的文學實踐，柳宗元形成了明確的文學思想，提出文學創(chuàng)作的目的是為了“明道”。在《報崔黯秀才論為文書》一文中，他指出：“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學者務求諸道而遺其辭。辭之傳于世者，必由于書。道假辭而明，辭假書而傳，要之，之道而已耳。”圣人通過文辭“明道”，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必須好好繼承。為了達到“明道”目的，柳宗元反對那種空洞無聊、“務采色、夸聲音”的文風。他接著說：“今世因貴辭而矜書，粉澤以為工，遒密以為能，不亦外乎。”柳宗元對專門講究辭藻、對偶、聲律的駢文風氣給予了堅決的否定，認為它與創(chuàng)作的目的背道而馳，是只重形式、不重內容的寫作表現。
為了提倡作品“明道”，柳宗元對死死抓住章句不放的所謂“章句師”，也表示了極大的輕蔑。他在《答嚴厚輿秀才論為師道書》中說：“馬融、鄭玄者，二子章句師耳。今世固不少章句師，仆幸非其人。”柳宗元慶幸自己不是這樣的章句師，相反，如果不是去將圣人之道穿鑿附會，而是為了“明道”，他愿意做“言道”、“窮文辭”的老師。
柳宗元甚至在山水游記這樣的非議論性文章中，也貫徹“明道”的原則�！垛捥队洝吩疲�“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一旦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既芟山而更居，愿以潭上田貿財以緩禍。’”柳宗元借百姓之口對官租和高利貸對人民的殘酷剝削進行了譴責，體現了他對現實的態(tài)度。
二、提出“文”與“道”統(tǒng)一的創(chuàng)作要求
在“文者以明道”的文學思想內，柳宗元要求文學作品的形式要與內容統(tǒng)一起來，他重視文學的社會作用，也十分重視“文采”。柳宗元在《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中說：“言而不文則泥，然則文者固不可少耶。”[1]824在《楊評事文集后序》一文中他又說：“闕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動時聽，夸示后學。”[1]578柳宗元認為，文學創(chuàng)作如果沒有“文采”，就不能吸引讀者、感染讀者，作者拘泥于“道”，創(chuàng)作就缺少生氣，沒有打動人的地方。他對自己指斥的“駢四儷六，錦心繡口”的駢文，也未全盤否定，而是主張汲取其有益營養(yǎng)以利寫作。否則，文學作品如果缺乏“文采”，就顯得板滯、不生動，難以吸引讀者，“道”的傳播便難以實現。
柳宗元在《與呂道州溫論非國語書》中說：“近世之言理道者眾矣，率由大中而出者咸無焉。其言相儒術，則迂迥茫洋，而不知其適;其或切于事，則苛峭刻核，不能從容，卒泥乎大道。甚者好怪而妄言，推天引神，以為靈奇，恍惚若化，而終不可逐。故道不明于天下。”可見，柳宗元既反對“迂迥茫洋”、“好怪而妄言”、“恍惚若化”的作品，也反對拘泥刻板、“不能從容”的作品。他認為，作者重視對“形”的表述，便不會“迂迥茫洋”，重視“神”的.表現，便不會“苛峭刻核”，文章有形有神，就做到了“文”與“道”的統(tǒng)一。
柳宗元“文者以明道”的文學思想還表現出更多綜融的氣度，他對文學創(chuàng)作中“情”與“意”的關系問題進行過深度探討，其思考和結論既肯定理性沉思，又重視感性意氣，以解決“明道”論因過分注重文學外部因素，而對文學內部因素注意不足而帶來的感染力不強的問題。他在《復杜溫夫書》中說：“吾雖少為文，不能自雕斫，引筆行墨，快意累累，意盡便止，亦何所師法?”此說肯定了作者情感對文學創(chuàng)作的激發(fā)作用，也提請創(chuàng)作者為文要從自己的體驗和思考出發(fā)，切勿人云亦云，抒發(fā)空泛的道理。
三、“辭令褒貶”、“導揚諷諭”均體現“道”
柳宗元把文學作品概分為“著述者流”和“比興者流”兩類，認為兩類作品都在弘“道”。他在《楊評事文集后序》一文中說：“著述者流，蓋出于《書》之謨、訓，《易》之象、系，《春秋》之筆削，其要在于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謂宜藏于簡冊也。比興者流，蓋出乎虞、夏之詠歌，殷、周之風雅，其要在于麗則清越，言暢而意美，謂宜流于謠誦也。”即“著述”類作品，要有所“褒貶”，“比興”類作品，要有所“諷諭”，文學作品一定要含作者的思想傾向，要彰顯作者對人事的態(tài)度，體現“道”的要求。
柳宗元認為，“著述”類作品在思想內容上，要求“高、壯、廣、厚”，言詞有說服力，合乎邏輯，他自己的說理文，就是通過具體社會現象或歷史事實的分析，譴責現實的不合理，提出自己的政治理想。他的《封建論》，提出“封建，非圣人意也”的嚴正觀點，柳宗元通過對歷史事件和社會現實的深入剖析，尋找內在聯(lián)系，揭示內在規(guī)律，以史為鑒，抨擊了當時的藩鎮(zhèn)割據勢力，指出其阻擋歷史車輪前進的本質，并預示它的最終結局，彰顯了自己的政治理想。 柳宗元的“比興”類作品，形象生動，情韻深厚，擁有眾多的讀者。他在《吊屈原文》中稱贊屈原“窮與達固不渝兮，夫唯服道以守義”[1]517的高潔志向，由屈原之流放經歷聯(lián)系到自己的貶謫境遇，不由得產生“哀余衷之坎坎兮，獨蘊憤而增傷”的窮愁發(fā)憤的思想。在《寄許京兆孟容書》中他說：“賢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貴于后，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1]783柳宗元在悲憤之余，點燃了胸中的理想，升華了情感的焦點，調整了自己的心態(tài)，他從屈原作品的讀解中尋找到自我超越的方式，既然在官場功名方面難以達到目標，那么就選擇著述和文藝的方式延續(xù)理想吧。他的《懲咎賦》、《閔生賦》等作品，繼承屈原《離騷》“香草美人”的寫作傳統(tǒng)，揭示自身貶謫原因，弘揚一身正氣，顯示了矢志不移的精神追求。他的寓言類作品如《三戒》，借臨江之麋、黔之驢、永之鼠的表現，諷刺了世中恃寵而驕、不學無術、作威作福的人物。他的貶謫詩營造新的山川境界，具有或隱或顯的“騷怨”特征�？傊谠�“比興”類作品，絕非情緒之作、游戲之作，與他一直堅守的世界觀和政治理想有關，體現了心中之“道”。
四、“文以行為本”――“文者以明道”的人格基礎
柳宗元認為，要能很好地貫徹“文者以明道”的創(chuàng)作思想，作家必須“文以行為本”，不然，“文者以明道”只能成為一句空話。他在《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中寫道：“文以行為本，在先誠其中。”這里的“行”，指的是作家依據一定政治理想和倫理道德規(guī)范所從事的各項活動，文學創(chuàng)作要與作家自身的政治、倫理實踐活動統(tǒng)一起來，作家真正成為守“道”、踐“道”的人，他的文章才能“文者以明道”，否則人格低下，表里不一，言不由衷，文章也不能“明道”。
柳宗元被貶之后，他的政治主張已不為當政者采納，但他并沒有和光同塵，同流合污，而是矢志不改“輔時及物之道”的初衷，在貶地盡能力做善事，行善為，以此為道德和心理基礎，才寫下了數百篇優(yōu)秀的詩文。他在《懲咎賦》中說：“曩余志之修蹇兮，今何為此戾也。夫豈貪食而盜名兮，不混同于世也。”柳宗元的心中之“道”是與他的行為舉止統(tǒng)一的，“文以行為本，在先誠其中”，他如此說，也如此做，他的那些忠實于“心”與“行”的文學作品才具有了永恒的魅力。
而如果社會已不允許作家將他的政治實踐施之于社會，作者的政治理想得不到實現，作家則可以表達因“行”不施所生的“憤悱”之情。柳宗元貶為永州司馬后，“材不為世用，道不行于時”[2]205，政治上很失意，心情很痛苦。他在《婁二十四秀才花下對酒唱和詩序》中這樣寫道：“君子遭世之理，則呻呼踴躍以求知于世，而遁隱之志息焉。于是感激憤悱，思奮其志略，以效于當世。故形于文字，伸于歌詠，是有其具而未得行其道者之為之也。”[守“道”踐“行”的賢者不得志于當世，可以通過“形于文字”、“伸于歌詠”的文字，達到“明道”的目的。
綜上所述，柳宗元提出“文者以明道”的文學思想，順應了中唐儒學復興的時代要求，他認為，文章要發(fā)揮“輔時及物”、“利安元元”的功用，便不能延續(xù)六朝以來“務采色、夸聲音”[1]873的浮靡文風，要言之有物，切中時弊，弘揚儒家之“道”。而要達到這樣的目的，文章既需要言之有“道”，也需要有美感、有文采，創(chuàng)作者還需要“文以行為本”。柳宗元的文學思想及實踐對當時及其后的文學創(chuàng)作及理論建設均產生了重大的積極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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