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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隱的詩歌風格和詩歌審美觀與前代的承繼關(guān)系論文
論文摘要:本文旨在探討李商隱的詩歌創(chuàng)作是融合了無數(shù)前人的精華,又有所個人創(chuàng)造和豐富過程,來理解李商隱的詩歌的審美觀和詩歌風格,體會詩的藝術(shù)形式不斷進步完善的過程。
論文關(guān)鍵詞:詩歌風格詩歌審美觀承繼關(guān)系
李商隱詩歌風格和詩學審美觀在晚唐時期居于較為重要的地位,朱鶴齡《李義山集箋注·序》以“沉博絕麗”評價李商隱詩歌風格。鄒尊興《唐宋詩學論稿》以“兼百書,融殊流,勿隱于偏巧”評價李商隱的詩歌審美觀。這種詩歌風格和詩學審美觀是和他學習吸取前人的成果而加以創(chuàng)造分不開的。李商隱在詩歌創(chuàng)作上是有其高遠正確的指導思想的。他在《上崔華州書》中說:“百經(jīng)萬書,異品殊流,又豈意分出其下哉。”他不同意詩文之道必出于孔子說法,以為除儒家經(jīng)典之外,還有許多經(jīng)典,而各種著作都有其獨到的思想和藝術(shù)特色。透露出他對優(yōu)秀文化遺產(chǎn)兼收并蓄,擇善而從的科學態(tài)度。在《獻侍郎拒鹿公告》中說“我朝以來,此道盛,皆陷于偏巧,罕或兼材,枕石漱流,則尚枯搞寂寞之句,攀鱗附翼,則物于驕奢艷佚之篇;推李杜則恕刺居多,效沈宋則綺糜為其!崩钌屉[認為詩歌創(chuàng)作既不要“推李杜則恕刺居多”的偏于內(nèi)容,專注指責時弊,忽視詩歌藝術(shù)美,又不要“效沈宋則綺糜為甚”的講究藝術(shù)形式,過于追求格式詞藻,忽視詩歌思想內(nèi)容,而要“兼材”,思想和藝術(shù)形式并重。他是這樣說,也是這樣履行的。作為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的《詩經(jīng)》,一直為我國古代詩人們?nèi)≈槐M的藝術(shù)寶庫。由于著眼的方面及大小不同,故各人從中取得的作用價值也頗為殊異。李商隱是對《詩經(jīng)》中比、興等修辭手段給予創(chuàng)造性發(fā)展的一位詩人。他把原來用于個別詩句的比、興材料,擴大聯(lián)綴為一組完整的形象,構(gòu)成全篇詩歌藝術(shù)境界的基礎(chǔ),造成含蓄深遠而叫人玩索不已的藝術(shù)效果!读鼹L》一首詩中字面寫的是流鶯,實際上是詩人身世的自我表白。“流鶯漂蕩”,象征著詩人一生的漂泊無依!扒伤浴庇小耙狻,指文才兼抱負;“佳期”“未必”,喻理想難酬現(xiàn)。風寒露冷,暗示政治生活中的風波;千門萬戶,仿佛官僚集團間的分派。結(jié)尾點明自己與流鶯同病相憐,在偌大的皇城里找不到一塊棲身之地。整首詩句句是實寫,句句有寓意,人和物完全交融為一體!傲鼹L”在這里已不再是一個單純的比喻,而是一組包含著復雜意念情趣的生活形象,是一首完全的詩。
儒家思想給詩人的詩歌創(chuàng)作打上了很深的烙印。長詩(行次西郊作一百韻),在總結(jié)唐王朝盛衰演變的歷史時,把問題的關(guān)鍵概括為“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破由奢!卑呀y(tǒng)治者個人的品質(zhì)看作決定歷史的根本,這種“賢人政治”的主張是直接來自儒家思想體系。在(贈送前劉王經(jīng)映三十四韻》一詩,對唐王朝的復興儒學大加贊揚,但另一方面他又對“學道必求古,為文必有師法”的傳統(tǒng)教條產(chǎn)生懷疑,大膽提出“夫所謂道,豈古所謂周公,孔子者獨能邪”的質(zhì)問,下筆做文章“不愛攘取經(jīng)史,諱忌時世”,很有那么一點“離經(jīng)叛道”的味道。這種矛盾和他生活的風雨飄搖年代,光憑儒家經(jīng)書上那套陳腐的說教,不能解決國計民生的實際問題有關(guān)。
李商隱的世界觀里也存有不少佛、老兩家的影響。他在《重祭外舅司徒公文》中說:“冥寞之間,杳忽之內(nèi),虛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將歸生于形,歸形于氣,漠然其不識,浩然其無端,則雖有優(yōu)喜悲歡,而亦勿用于其間矣!卑咽澜纭⑷松谋驹礆w結(jié)為一個“虛”字,認為萬事萬物從虛無中來,最終又回到虛無中去,這分明是佛、老哲學的要諦。這種虛無主義的人生觀給他的作品蓋上一層悲觀主義的陰影,使它們失去早一時期唐代詩歌特有的那種明朗豪邁的風格,而染有濃厚的感傷、頹廢情調(diào)!盎仡^問殘照,殘照更空虛!(見《;ā吩)一片遲暮淪落之感,特別明顯地滲透在他感懷身世的抒情詩里。
受《楚辭》及魏晉文人曹植、阮籍某些詩歌的影響,李商隱吸取了“曲折見意”、“回環(huán)復沓”的表現(xiàn)手法。在詩《回中牡丹》第二首中,一開頭運用提筆振起全文,僻開牡丹,先寫榴花。因為榴花晚開,趕不上春天,有人便莫明其妙地笑她。其實早開早落,更覺愁人,而遲開未必可悲!坝癖P”句是花含雨,“錦瑟”句是雨打花,這該是多么愁楚!而牡丹既為雨所敗,花事闌珊,萬里陰履,頓非舊圃,一春生氣,都有己成空。從牡丹零落寫到整個人事的變化,把“愁人”推向頂峰。而結(jié)尾卻又峰回路轉(zhuǎn),出以反筆。
舞罷歸來,美人回顧,好象粉態(tài)猶新。言外之意是今天的零落還不算什么,他年的摧殘,將遠甚今日。從時間上說,由“今朝”到他日。從地區(qū)說,由長安寫到安定。從詠物說,由榴花引起牡丹。從牡丹零落的比譬和鋪寫說,有“玉盤”之淚和“錦瑟”之“弦”。從感慨的復雜迷茫說,由未必愁襯出更可愁,再從暫時的不算闌珊引出前途的更為凄瑟。李商隱用自擅長象征和隱喻手法,形成一種情思綿邀、深曲密麗的藝術(shù)風格,把“曲折見意”、“回環(huán)復沓”的.手法發(fā)展到了極致。 李商隱以前的唐代詩人的風格,他都有所借鑒。他吸取前輩之長,像李白之飄逸,王昌齡之深閨、善于變化,劉禹錫之清新、曲折見意,高適、岑參之豪邁、高昂,甚至也吸收了“大歷十才子”中部分詩人從平易中見精微的某些可取之處。如《海上》后來大量運用神話詩之始,《公子》開后來詠史以諷刺朝政之始。如《溺岸》冷眼描述而不著褒貶,《華岳上題西王母廟》一唱三嘆、余味悠然。它們共同反映了詩人沉博絕麗的詩歌風格,風神搖曳、往復從容,淡宕韻味中表現(xiàn)了兀然巋然,不屈不媚的挺拔情調(diào),精微的詩律,迷茫的意境,縈回曲折、綿邀的特色。
這里面有幾位詩人,對李商隱影響極大。宋葉少蘊評說:“唐人學老杜,唯商隱一個而已。雖未盡造其妙,然精密華麗,亦自得其仿佛!(《石林詩話》)朱自請說他:“集中力量在律詩上,用典精巧,對偶整切,但李學杜、韓,器局較大;他的艷情詩有些實在是政治的譬喻,實在事感時傷事之作!(《經(jīng)點常談》)從李商隱詩的審美特征中,可以看到他對杜甫沉重,韓愈奇崛險特、光怪陸離,李賀的奇峭詭橘、綺麗以及“埋沒意緒”手法的繼承和發(fā)展。
李商隱中期的詩作接受杜甫沉郁頓挫的傳統(tǒng),汲取其軒昂渾鍵的體勢,而又吸收了中唐許渾詩律中圓熟挺拔的優(yōu)長,寫出了《安定城樓》和《過伊仆射舊宅》、《贈別前蔚州契芯使君》等詩。李商隱的后期,政治上受到更多的打擊,家庭遭遇到更大的不幸,飄蓬流轉(zhuǎn),心情愈益消沉,因而表現(xiàn)在他的詩篇中的蒼茫色彩就更為加深。他在桂管作幕一段時期的詩,吸引了韓愈風格中光怪陸離的色彩的一面。與此同時,他還汲取了杜甫《秦州雜詩》五律的蒼茫凝重風格,加以融合。如“土宜悲坎井,天怒識雷霆”。
(《酬令狐郎中見寄》),“虎箭驚膚毒,魚鉤刺骨”(《異俗》)等等,善于把遠方景物的肖森情境和仕途堰賽的失意情懷交織起來,突出其晦冥肖瑟的一面。在樟州時,他更頻頻向往和摩攣杜甫的蜀中詩作,從而有助于積極師承杜甫的風格。如《籌筆驟》一詩表現(xiàn)了詩人學杜所達到的高峰。詩中開頭二句,筆勢雄超。眼前情景,突兀如見。極力推崇諸葛亮的不朽。即使風云千古,垂相的功業(yè)赫赫猶存。然而想有到的是三、四兩句陡轉(zhuǎn),寫后主之降、宕一閑筆,為諸葛亮無補蜀國的大業(yè)致慨。五句在肯定無愧于管樂之才后,忽又再一次轉(zhuǎn)折,引出諸葛亮的失敗。最后宕開筆勢,從起句當前所見的籌筆釋,推想到他年此地。千百年后,經(jīng)過錦城的人們,一定還會因吟起《梁父》而心懷遺恨。抑揚轉(zhuǎn)折中使人一唱三嘆。何掉評《籌筆騷》云:“沉郁頓挫,絕似少陵。”(《義門讀書記·李義山詩》)
程夢星說,李商隱的“師承蓋亦不一”,因而“格調(diào)”“詭橘善幻”。(《李義山詩箋注·凡例》)。他吸收齊梁和李賀艷體,經(jīng)過一番變革而創(chuàng)成的婉約綺麗的七律。如(宿晉昌亭聞驚禽》、《赴職梓撞留別畏之員外同年》等詩大都凄惻動人。仕途沉論,室家離析,政治的風云,愛情的摧折,和失母的幼子的酸辛,都使得他有新的感觸。所以發(fā)而為詩,詩格風格從早期的俊麗挺撥、中期的婉麗深穩(wěn)一變而為凄麗悲涼。如《錦瑟》,除了凄麗悲涼之外,更有濃郁的色彩意境流露了濃重的迷惘情緒。與此同時,他這一時期詠史、懷古方面的詩作,學杜工力也更為精進。如《贈劉司戶》、《哭劉》,深沉凝重,汪洋萬頃,蒼涼悲壯,直薄少陵。程夢星說李商隱和杜甫一樣能做到“轉(zhuǎn)益多師”(《李義山詩集箋注·凡例》)。功力深厚,幾乎無所不能。他的《驕兒詩》和《井泥四十韻》供鑒左思和盧全而有所創(chuàng)新!俄n碑》吸收了韓愈宏偉奇崛的筆勢,而《偶成轉(zhuǎn)韻七十二句贈四同舍》,卻又擷取了高適、岑參豪邁的格調(diào)。
綜上所述,可見李商隱在詩歌創(chuàng)作中是融合了無數(shù)前人的精華的,其中包括從內(nèi)容到形式等許多方面。在吸取前人的精神的同時,也獲得諸多方面的借鑒和啟示,又有所創(chuàng)造和豐富。這種不斷創(chuàng)造和豐富的過程,就是詩的藝術(shù)形式不斷進步和完善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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