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社會資本與農民災后心理健康的關聯機制探究論文
我國是一個災害頻發(fā)的國家，近年來，在國民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因自然災害導致的人們的心理損失也有逐漸增加的趨勢，如何治理自然災害，減輕災害對人們心理造成的壓力，有著相當重要的現實意義。在談到災害治理政策時，人們首先想到的是一種政府責任，但這種單純由政府實施的自上而下的災害管理體制并不是萬能的，往往需要其他社會力量(個體或集體的共同協調合作)的補充和完善，在應對災害的打擊時，不僅需要經濟資本和物質資本的投入，還要充分發(fā)揮“社會資本”的作用。
關于社會資本與心理健康的關系研究大部分是在發(fā)達國家的背景下進行的，類似的分析很少在中國進行，尤其在具有“地緣社會”和“親緣社會”典型特點的中國農村，這樣的分析更是少之又少。中國素有重視人倫關系的文化傳統(tǒng)，個人在集體中所處的角色，集體的關系網絡在社會生活中一直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在災害中也不例外。本文之所以以農民為研究對象，是因為與城市相比，農村的防洪措施和災后應急機制都不太完善，農村居民有著比城市居民更大的心理壓力。
經濟學家試圖用社會資本解釋集體行動選擇困境，認為社會資本能夠促進集體行動的實現，社會資本能將分散的農戶連接起來，對災后心理健康的恢復產生影響，所以在中國農村的災害治理中，應充分發(fā)揮非政府組織、社會參與和社會信任等社會資本的作用。
1社會資本
首先，關于社會資本的內涵、社會資本的概念最早是由法國社會學者皮埃爾.布迪厄提出的，他所定義的社會資本注重社會系統(tǒng)的整體層面，認為社會資本是個人和團體所擁有的社會連帶加總，是一種通過關系網絡的占有而獲取的實際的或潛在的資源集合體。社會資源理論的首創(chuàng)者林南也認為社會資本是從社會網絡中動員了的社會資源;邊燕杰、丘海雄認為社會資本是行動主體與社會的聯系以及通過這種聯系攝取稀缺資源的能力;帕特南認為社會組織的特征，諸如信任、規(guī)范以及網絡，它們能夠通過促進合作行為來提高社會的效率;福山認為社會資本的本質是信任、互惠等文化規(guī)范。
從不同學者對社會資本本質的描述可以看出，社會資本的基本內涵是指一種聯系緊密的組織及其特征，其表現形式有社會網絡，有意創(chuàng)建的社會組織、規(guī)范、信任、權威、行動的共識以及社會道德等。
1. 1社會資本與災害
近年來社會資本成為除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之外的第三大資本，被廣泛應用于社會學和經濟學領域，尤其在自然災害發(fā)生后，“經濟資本”、“人力資本”與“社會資本”都會造成損害，但相對而言，平時最不顯眼的社會資本在災害中所受損失最小。在災害中，房屋和財產會被破壞，人們會受傷或死亡，但集體之間固有的聯系和情感卻不會受到災害的破壞，他們的社會資源仍然存在，原有的社會結構和社會規(guī)范也依然在發(fā)揮作用，社會資本的這些特性使它成為個人和集體在受災后最可依賴的基礎資源。
社會資本還是一種有可能在災害中得到更新和補充的資本。根據社會沖突的基本原理，面臨外來威肋、時，群體內部的整合程度反而會提高，適度的外在壓力將有利于社區(qū)的成長。這也意味著在災害中，社區(qū)和個人的.社會資本反而有繼續(xù)增長的可能性。
國外學者Dynes分析了災害中信任、社會規(guī)范和社會組織的作用問題，認為更高水平的信任有助于加快災后恢復的速度，提高災民滿意度，受災群體在災后很可能出現“利他性”社會規(guī)范，有助于災后恢復。國內學者趙延東根據2008年和2009年兩次大規(guī)模抽樣社會調查數據，從社會支持、社會參與和社會信任三個方面分析了漢川地震災區(qū)的社會資本在災害治理中的作用，結果表明災民的互助、參與、團結與信任，構成了他們重建家園最可依賴的“社會資本”。
總之，國內外學者研究發(fā)現，群體的集體行動水平較高，且社會資本比較豐富的社區(qū)，其防災力、抗災力與恢復力會更強，社會秩序的恢復與重建的速度更快。
1. 2社會資本與心理健康
洪澇災害所造成的壓力對心理健康具有較大的影響，國外學者Kawachi認為社會資本可以從不同方面起到緩沖作用，也能提高社會支持，從而減少影響心理健康的壓力;Harpham認為擁有高水平社會資本的社區(qū)提供了友好、和諧和安全的環(huán)境，反過來促進了具有心理疾病易感人群的人際交流。此外，Berry從結構性社會資本(集體參與)、認知性社會資本(信任、互惠、集體歸屬感)分析了社會資本對心理健康的影響，結果表明社區(qū)集體參與度越高，社會凝聚力越好，個人心理健康水平越高;也有學者分別從個人層面和集體層面分析了社會資本對心理健康的影響國內學者俞曉靜從不同維度和層面探討了社會資本對心理健康的作用，余慧等學者采用多層線性模型研究了社會資本對城市居民心理健康的影響，這為社會資本的分層分析提供了思路。
上述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居民災后心理健康的影響因素，但將社會資本引入心理健康的實證分析相對薄弱。由此可見，社會資本與農民心理健康的關聯機制是研究自然災害對農民影響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1. 3社會資本的維度
馬斯.福特.布朗認為社會資本系統(tǒng)可以按照“要素、結構和環(huán)境”的三維概念，劃分為微觀、中觀和宏觀三個層面:微觀社會資本主要是個人形成的價值觀念和規(guī)范等;中觀層次的社會資本是集團間所形成的信任、互惠、義務和期望等;宏觀社會資本體現為國家制度、法律框架、公民權利以及社會凝聚力
另外一種較為普遍的分類是以Uphoff為代表的二維分類法，他將社會資本劃分為結構型社會資本和認知型社會資本，結構型社會資本是指社會資本中有形的方面，如影響人們交互行為的網絡、規(guī)則、程序、制度、組織等;認知型社會資本主要是無形的，如共同的價值觀念、互惠、信任和聲望等。
國內學者陸遷、王聽從社會網絡、社會信任、社會聲望、社會參與四個維度探討了社會資本的內涵00。國外學者調查了英國7 994個人從2000至2007年的心理健康變化狀況，并研究其與社會資本的關系，結果表明總體信任與心理健康顯著相關。實證分析得出集體信任和互動參與是社會資本當中最具穩(wěn)健性的變量從結構型社會資本(網絡)、認知型社會資本(信任、互惠、集體榮譽感)、集體效能(參與、合作)三個維度研究了個人層面的心理資源和集體層面的社會資本對心理健康的影響
以上幾種分類方法雖然依據不同，但都強調了社會資本中的網絡、信任、互惠、參與合作。在災害防救中，必須依靠之前建立的網絡關系才能促成有效的聯合行動，研究表明擁有良好社會網絡的集體能夠更好地應對不利情形。并且集體間通過建立良好的信任關系，可以有效降低協調和溝通成本，降低災害防救的交易成本，增加合作各方的承諾感，產生協同行動效應，所以在極端災害事件應對中，社會資本中的信任和互動參與發(fā)揮著重要作用。
最后，根據中國農村的具體背景，本文把災后農民心理健康影響因素分為兩種基本類型:一是個人層面的災害心理資源，包括個人對災害損失的評估，個人應對災害的努力程度，個人災后獲得的社會支持;二是集體層面的社會資本，包括集體的網絡結構形態(tài)，集體之間的信任水平和互動水平。
2數據說明
本數據來自2014年7月的實地調查問卷，調查方法為分層隨機抽樣方法，此次調研的區(qū)域為湖南懷化麻陽縣、中方縣和淑浦縣的10個鄉(xiāng)鎮(zhèn)20個村，共計500名鄉(xiāng)鎮(zhèn)/村居民。調查形式為入戶調查，本次調查共發(fā)放問卷500份，回收有效問卷322份，問卷有效率為70%，對搜索的數據采用SPSS19. 0統(tǒng)計軟件和HLM7軟件進行分析。
樣本基本特征由表1可見，在調查的322個有效樣本中，男性農民占38.8%，年齡大部分集中在44 - 69歲，被調查對象有66. 1%都是己婚，且收入水平有差異，約69. 3%被調查農民的受教育水平為初中以下。
3研究變量與假設
3. 1變量選擇
本研究的因變量為農民心理健康，并選取洪澇災害后農民的創(chuàng)后應激障礙(PTSD)作為心理健康的指標。反映心理健康問題的指標其實還有抑郁癥、濫用藥物等，但創(chuàng)后壓力屬于常見現象，而其他指標屬于極端情況。農民在洪澇災害中一般會經歷財產損失、精神刺激，甚至親友傷亡等重大變化，這些事件會給他們造成心理上的壓力，進而可能對其精神健康帶來不利影響，所以本文選用創(chuàng)后壓力作為心理健康問題的衡量指標。
由于PCL創(chuàng)傷后應激障礙檢查表一普通版)量表在災后心理健康的測量中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故本文采用PCL￡量表來測量農民遭受洪澇災害后的創(chuàng)后壓力大小，即PTSD值，將量表中每一項的得分相加后得到一個分數值， 37分表示沒有PTSD癥狀，38一49分表示有一定的PTSD癥狀， 85分表示有明顯的PTSD癥狀。
本研究的自變量包括兩個層面:一是個人層面的個體背景特征以及個人災害變量;二是集體層面的社會資本。洪澇災害發(fā)生后，農民心理健康的影響因素。
個人因素包括農民本身的個體背景特征，如性別、年齡、婚姻狀況、月均收入和受教育水平，以及個人災害心理資源，包括災害損失評估、災害應對努力、災害社會支持。個人災害變量主要用來衡量農民遭受洪澇災害后的反應，他們評估災害的損失/嚴重程度，自己付出的努力大小，政府/社會救災的支持力度等，這些反應會直接影響農民的心理健康狀態(tài)圈。
集體因素是包括集體社會網絡、集體信任水平和集體互動水平在內的集體社會資本，本文之所以不區(qū)分個人社會資本和集體社會資本，是因為在問卷調查中有重復交叉的部分。
關于變量的指標衡量，災害損失評估是個人經歷災害嚴重程度的指標，該變量由農民回答“洪澇災害對你造成的創(chuàng)傷和損失”后評估得到1一5的反映值來測度;災害應對努力是指農民采取一系列應對措施來應付壓力源(洪澇災害)，該變量也用五級Liken設計量表來進行描述;災害社會支持是指農民受災后所接受的來自政府或社會幫助的次數。集體社會網絡是個人受災后得到的幫助人數比平時交流人數的平均值;集體信任水平是表示信任同村其他居民的人數比例;集體互動水平是災后與同村其他居民互動的次數比災后拜訪同村其他居民次數的平均值。模型中各個變量的說明以及統(tǒng)計性描述的結果如表2所示。
創(chuàng)后壓力(PTSD)的均值為48. 70，這表明洪澇災害后，農民有一定的PTSD癥狀;在個體災害變量中，大部分人都認為自己在洪澇災害中經歷了較大的損失和創(chuàng)傷，并且為應對這種災害會經常付出努力，得到的社會支持比較少。在集體層面的社會資本當中，社會網絡、信任水平和互動水平的值都比較大。
本文需建立一個雙層研究架構來驗證個人層次的因子與農村集體層次的因子分別對災后農民創(chuàng)后壓力的影響，以及集體層次的因子如何干擾個人層次的因子與創(chuàng)后壓力之間的關系。圖2為研究架構圖，集體層次的因素有很多種，農村經濟水平、規(guī)模、人口數量等等，但本文研究變量為集體社會資本，故只將社會資本這一種集體因素納入研究架構。
3. 2
研究假設
基于己有的文獻和社會一般情況提出以下4個假設。對于假設1，本文的調查背景是特定的洪澇災害，且研究的是農民的創(chuàng)傷后壓力，故假設全部個體特征項均有影響。對于假設2，農民自身對災害嚴重程度進行評估，評估結果越嚴重，一般認為帶來的創(chuàng)后壓力也越大;為應對災害付出的努力越多，越有利于減少心理健康問題;農民自身得到的政府/社會援助支持越多，對災后恢復重建有利，創(chuàng)后壓力能因此減少。對于假設3，集體的社會網絡結構越復雜，即人與人之間關系越密切，農民更可能相互幫助關懷，能減少個人創(chuàng)后壓力;同樣地，村民總體越信任彼此和集體，參與互動的次數越多，創(chuàng)后壓力越小。對于假設正向調節(jié)還是負向調節(jié)無從得知，故都先假設有調節(jié)作用，方向以模型估計回歸系數的正負決定。
假設1:農民個體背景特征所有因素均對創(chuàng)后壓力有顯著影響;
假設2a:個人層次變量中的災害損失評估與農民創(chuàng)后壓力呈現正相關;
假設2b:個人層次變量中的災害應對努力與農民創(chuàng)后壓力呈現負相關;
假設2c:個人層次變量中的災害社會支持與農民創(chuàng)后壓力呈現負相關。
假設3a:集體社會資本中的社會網絡與農民創(chuàng)后壓力呈現負相關;
假設3b:集體社會資本中的信任水平與農民創(chuàng)后壓力呈現負相關;
假設3c:集體社會資本中的互動水平與農民創(chuàng)后壓力呈現負相關。
假設4 a,:集體社會網絡調節(jié)個人災害損失評估與創(chuàng)后壓力的關系;
假設4aZ:集體信任水平調節(jié)個人災害損失評估與創(chuàng)后壓力的關系;
假設4a3:集體互動水平調節(jié)個人災害損失評估與創(chuàng)后壓力的關系;
假設4b,:集體社會網絡調節(jié)個人災害應對努力與創(chuàng)后壓力的關系;
假設4 b2:集體信任水平調節(jié)個人災害應對努力與創(chuàng)后壓力的關系;
假設4b3:集體互動水平調節(jié)個人災害應對努力與創(chuàng)后壓力的關系;
假設4c,:集體社會網絡調節(jié)個人災害社會支持與創(chuàng)后壓力的關系;
假設4cZ:集體信任水平調節(jié)個人災害社會支持與創(chuàng)后壓力的關系;
假設4c3:集體互動水平調節(jié)個人災害社會支持與創(chuàng)后壓力的關系。
4結論與討論
本文利用322名農村居民的樣本數據，采用多元線性回歸和多層線性模型，從個人和集體兩個層面分析了災后農民心理健康的影響因素，結果表明，災后充分發(fā)揮集體社會資本的效能，提高集體的信任和互動水平，如組織互助志愿活動、災后重建的統(tǒng)一規(guī)劃等。有助于減少農民的心理健康問題，通過每一位農民自身的積極救災，比政府援助、社會支持來改善心理壓力更有效，且能在一定程度預防災后引發(fā)的秩序失衡或不穩(wěn)定等社會問題。
本文的創(chuàng)新之處在于不僅分析了不同層次變量對災后農民心理健康的影響，還從跨層次的角度分析了集體社會資本變量的調節(jié)作用，并用HLM驗證了調節(jié)效應。在以后的研究工作中，可以考慮更多的個人和集體變量，或以個人、集體(農村)、國家三個層次來進行三層線性模型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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