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人學思想的三重性
韓愈“性三品”理論以仁義禮智信五常作為人性的內涵，這是他重要思想之一。那么他的人學思想的三重性是什么?
中唐時期，社會危機日益嚴重，藩鎮(zhèn)割據(jù)，權臣傾軋之狀況有增無減.安史之亂以后帶來的影響沉重，生產(chǎn)力破壞，物質缺乏，物價飛漲.朝廷昏庸，宦官專權，社會政治腐敗.改革變新難以進行.另一方面，佛教道教勢力日益蔓延，尤其信佛佞僧風氣猶為奇重.韓愈一生經(jīng)歷了安史之亂后中唐五朝皇帝，這一時期的背景和韓愈自己的人生經(jīng)歷感覺到要結合現(xiàn)實社會，真正求圣人之志為己任，“冀行道以拯生靈”關心世道人心，民生疾苦，用“先王之道”來拯救當時混亂的政治和頹廢的民風.韓愈認為必須要重新振興儒學，強化儒學的正統(tǒng)地位，拒斥魏晉以來流傳于廣的佛道思潮，必須給人道仁義“定名”賦予儒家圣教內容，韓愈首創(chuàng)“道統(tǒng)”學說，倡導古文運動。而這一切他是為了解決一個尖銳的問題：如何從思想上鞏固中央集權制度，保證全國范圍內實現(xiàn)社會秩序的相對穩(wěn)定，避免政治政局的動蕩。韓愈敏銳的察覺到佛道的思想有著不事君父、不擔賦稅給社會帶來了經(jīng)濟損失和離心傾向的消極面，而這些消極面在藩鎮(zhèn)割據(jù)和動亂中已經(jīng)充分暴露。韓愈認為應該要大大調整儒釋道三者關系，必須大大提高儒學的正統(tǒng)地位。
韓愈在人道仁義方面，認為儒家道德乃是以仁義為具體內容，著重以仁義規(guī)定道德，以仁義充實道德，注重“定名”。他明確了儒家道德的涵義和重要標志，并把道德賦予了儒家社會規(guī)范的性質，以用來拯救頹廢的民風，恢復社會“仁義禮智信”的儒家信仰。
在人性情欲方面，韓愈提出了“性情之品有三”的學說，從人性分析出發(fā)，通過分析人性，來解決對人民教化問題，從人性上尋找拯救社會的本質依據(jù)。以因此來反對佛道二教的性情之論，弘揚儒家行為規(guī)范。
在人倫社會方面，韓愈最關心的如何改變社會的現(xiàn)狀，中唐時期，社會危機日益嚴重，藩鎮(zhèn)割據(jù)，權臣傾軋之狀況有增無減.安史之亂以后帶來的影響沉重，生產(chǎn)力破壞，物質缺乏，物價飛漲.朝廷昏庸，宦官專權，社會政治腐敗.改革變新難以進行.另一方面，佛教道教勢力日益蔓延，尤其信佛佞僧風氣猶為奇重.韓愈一生經(jīng)歷了安史之亂后中唐五朝皇帝，這一時期的背景和韓愈自己的人生經(jīng)歷感覺到要結合現(xiàn)實社會，真正求圣人之志為己任，“冀行道以拯生靈”關心世道人心，民生疾苦，用“先王之道”來拯救當時混亂的政治和頹廢的民風.韓愈認為必須要重新振興儒學，強化儒學的正統(tǒng)地位，拒斥魏晉以來流傳于廣的佛道思潮，必須給人道仁義“定名”賦予儒家圣教內容，韓愈首創(chuàng)“道統(tǒng)”學說，倡導古文運動。而這一切他是為了解決一個尖銳的`問題：如何從思想上鞏固中央集權制度，保證全國范圍內實現(xiàn)社會秩序的相對穩(wěn)定，避免政治政局的動蕩。韓愈敏銳的察覺到佛道的思想有著不事君父、不擔賦稅給社會帶來了經(jīng)濟損失和離心傾向的消極面，而這些消極面在藩鎮(zhèn)割據(jù)和動亂中已經(jīng)充分暴露。韓愈認為應該要大大調整儒釋道三者關系，必須大大提高儒學的正統(tǒng)地位。
一、人道仁義的定名 倡導先王之道
韓愈自述一生口不絕六藝之文 , 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絕 . 對儒學“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進學解》)。史家贊揚他“深深本元，卓然樹立，成一家言”、“撥衰反正”、“可謂學道君子也”。韓愈在茫茫迷霧的儒學里，所“旁搜”和“遠紹”的“墜緒”和所“推尋”、“深探”的“本元“正是中國傳統(tǒng)儒學的先王之道，就是孔孟的仁義道德的人道定名。[1]
在韓愈看來，儒家的基本原則是仁義，而仁義最基本的精神是教人如何做人，以什么樣的精神做人，做什么樣的人等等 [2]，也就是人道。儒家的道德原則在人道中被賦予了充實的內容。韓愈在《原道》一文中指出：“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于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兇有吉。”
這里韓愈給仁、義、道、德下了定義，仁義二者有其特定的內容，是儒家所特有的;道德二者的意義比較寬泛，哪一個學派都可以用，對“仁”韓愈用“博愛”釋之(與孔子“仁者愛人”相通)，意即對人充滿關懷和熱愛，始于孝敬父母、友愛兄弟，進而推及于任何人“泛愛眾”;這種“博愛”的心情必須通過行為表現(xiàn)出來落實到具體的實踐中，如得體適宜，即是“義”(與孔子“克己復禮”相通)。所以仁、義二者，一表現(xiàn)為內心修養(yǎng)，一表現(xiàn)為行動。按照仁義的標準去做即是“道”，不必要外界的幫助和安慰，切實具備仁義，達到自得自樂的地步，即是“德”。韓愈在這里是用“仁義”來限制“道德”，用“仁義”來充實“道德”。[3]“道德”是以仁義為具體內核，“其道易知，其教易行”，能夠達于四海，通于萬世的“天下之公言”。而真正能體現(xiàn)“仁義”原則的是“除天下之害，興天下之利”的“圣人”。韓愈弘揚仁義，給仁義道德寓于“定名”作為儒家總綱，其理論完整表現(xiàn)在韓愈以《大學》為綱領的儒學思想體系中，將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原則與個人的道德修養(yǎng)聯(lián)系在一起，用“將以有為也”的仁義道德，貫通內外兩個方面，融二者于一體。
韓愈對歷史上儒學受到多次挫折表現(xiàn)了極度的感慨。為了倡導先王之道的崇高和悠久，給仁義道德寓于“定名”。他創(chuàng)造了對后世儒學發(fā)展頗有影響的“道統(tǒng)論”，“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以此“道統(tǒng)”為理論依據(jù)，力圖恢復儒學在社會中的正統(tǒng)地位，同時以“道統(tǒng)”為人道價值標準，定名仁義道德，倡導先王之道，以存于內的“仁”到見于行的“義“來核實人道之本。
二、人性情欲的三品 規(guī)范善惡標準
韓愈十分注重現(xiàn)實社會生活中的人際關系問題，分析如何依靠倫理道德力量協(xié)調人際關系。他認為，協(xié)調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其解決途徑不在于外在的禮法綱常，而是靠內在的嚴以律己、寬以待人之心。那么，人的內心是否能夠具有約束自己行為的素質和能力以及人的本性如何，對此，韓愈主要針對佛教的人性論，提出了“性之三品，情之三品”的學說，用之衡量人心善惡標準，推進儒學仁義道德教化之過程。
韓愈認為人有性有情。“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于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性者五，其所以為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于五也，主于一行于四;中焉者之于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于四也混;下焉者之于五也，反于一而悖于四也。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于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于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也;下焉者之于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于性，視其品。”他認為性的內容是仁義禮智信，也就是儒家的五種倫理道德。又把人性分為上、中、下三個品級。他認為五種倫理道德在不同人身上的搭配以及所起的作用是不相同的，這樣，人性便有了高下之分;同時，他把情也分成三個品級，而高下取決于每個人對自己的情感表現(xiàn)不同。韓愈之所以認為如此，主要他認為情由性生決定，人的情感意志與人的本性是相一致的。人性中有中固有的仁義禮智信的道德倫理，但又因為情感的表現(xiàn)和人的稟賦能力的不同，而分為上中下。那么在現(xiàn)實社會倫理關系中通過情的“動而處其中”，來體現(xiàn)人的道德本性，人們的社會行為只有以儒家的社會規(guī)范作為標準，才能近善而遠惡。
韓愈的“性情三品”之論是為了反對佛道二教的人性思想所發(fā)的，由于佛教主張無為、出世，宣傳滅情，忽視社會規(guī)范和生活倫理。韓愈主張人不僅有“仁義”的本性，而且還有情欲，情欲和人的本性是相一致的，情之三品是性之三品的表現(xiàn)，性之三品是情之三品的發(fā)動。一方面人性有仁義道德的本性，有被教化向善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由于情欲的發(fā)動不同，導致人性的高下，有教化的必要性。“性情三品”之論是為了規(guī)范善惡標準，以為儒家先王之道的弘揚在人性上提供了理論基礎。
三、人倫社會的正位 宣揚理想樂園
韓愈一生弘揚儒學 , 倡導先王之道 , 他最關心的社會問題是佛教和道教盛行所造成的社會問題以及現(xiàn)實社會中的人際關系問題 . 在他看來，當時社會佛道二教的盛行給社會生產(chǎn)經(jīng)濟帶來了巨大沖擊 , 佛教思想對于中國傳統(tǒng)民族文化的沖擊和破壞深為嚴重 , 以及由此造成了人們行為方式的變亂 , 導致社會 ” 傷風敗俗 ”,” 不知君臣之義 , 父子之情 ”. 人際關系錯綜 , 人與人之間充滿虛偽、欺騙和卑鄙，人情疏薄，人際不和諧。韓愈對此情形，他力圖抑邪興正，辨時俗之惑，正位人倫，弘揚儒學之社會倫理。他認為，整合社會的關鍵所在，是社會人倫正位之問題，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要孔孟之道立綱紀，正名分，盡本分。
韓愈在《原道》一文中指出：“ 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為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他認為首先要 明確 君臣父子社會之名分，理清君民關系。君臣民各守職責“在其位，謀其政”。把儒學的仁義之道，向下落實到具體的社會，注重分清群體社會中的各自地位和具體責任 [4]。“其民士農(nóng)工商，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在正位人倫的同時，韓愈進而描述了自己理想中的社會樂園：“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于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nóng)、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為道易明，而其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效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享。 ” 韓愈用先王之道的仁義道德來規(guī)范人們倫理生活，在這個理想社會中，名分綱紀正位，仁義道德定名，儒家思想深入人心，人們生活無憂，人人都有仁義道德之心，都自覺恪守個中社會規(guī)范，“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使自己的欲望、理想得到滿足;“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人際關系和諧，人情通達;“以之為天下國家”，社會安定，政治清明，整個社會生活秩序“無所處而不當”，呈現(xiàn)和諧安定的局面。
在韓愈的思想中，唯有弘揚儒家的仁義道德，先王之道，才能向內里通自身生命，“修身正心誠意”，完善人格修養(yǎng)，達到“體安而氣平”;向外則通天下國家，“齊家治國平天下”，齊家于小康，融天下國家于大同，“施之于天下萬物得其宜”。外在的社會政治和內在的自身生命共融于仁義道德之中，彼此融通，彼此通達，彼此成就，達到“成己成物”的“合內外之道”，從而達到“萬物得其宜”的理想境界。
四、人道、人性、人倫的統(tǒng)一及其意義
韓愈一生仕途坎坷，但他一直致志于弘揚儒學，以復興儒學為己任，隨時隨地倡導先王之道，攘斥佛道，捍衛(wèi)中國文化正統(tǒng)。面對當時社會動蕩，人心虛偽，道德淪喪之局面，其人生經(jīng)歷也多為坎坷。但韓愈卻始終具有“往者不可復兮，冀來今之可望”的積極心態(tài)，有著關注人世、關切人生、關懷人事的胸懷。在其思想中，對人生、人倫、人道、人文等探索極其豐富。
韓愈在人道上是極度弘揚孔孟之道，發(fā)揚儒家仁義道德，想以儒家文化來拯救當時“不父其父、不君其君”倫理盡失的局面，把仁義道德落實到政治倫理日用生活之中;同時，他闡發(fā)傳統(tǒng)的儒家的先王之道，用仁義來充實道德，推崇《大學》為綱領的理論體系，將“治心”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內外貫通，為了能夠“明明德、親民、止于至善”于天下，使仁義道德于眾人，他又在人性思想上，提出“性之三品，情之三品”之說，為貫通仁義之道提供內在根據(jù)，一方面承認人性的道德本性，認為，任何人都是具有道德理性，它是“與生俱生”的;另一方面又承認在具體的生活中，人實現(xiàn)人性的稟賦能力和達到的境界是有差別的。這樣，既指出依照儒家仁義道德標準來完善人性的可能性;同時又提供按照儒家先王之道原則對人民進行教化的內在必要性。而先王之人道，性情之三品之人性都是最終回歸于人倫社會之中。
在韓愈看來，社會乃至整個宇宙本來是為“和諧”，人與人之間也是“和”的關系，社會規(guī)范的調整應該以儒家先王之道進行建構，對人民的教化應以仁義道德給予推行，社會名分得以確立，日常倫理得以正名，人道之仁義道德于內外貫通，人性情欲去惡存善、改惡為善，人倫之社會和諧安定，三者統(tǒng)一以“無所而不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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