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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論曾鞏百度百科
曾鞏《唐論》原文及翻譯
原文:
成、康①歿而民生不見先王之治,日入于亂,以至于秦,盡除前圣數(shù)千載之法。天下既攻秦而亡之,以歸于漢。漢之為漢,更二十四君,東西再有天下,垂四百年。然大抵多用秦法,其改更秦事,亦多附己意,非效先王之法,而有天下之志也。有天下之志者,文帝而已。然而天下之材不足,故仁聞雖美矣,而當世之法度,亦不能效于三代。漢之亡,而強者遂分天下之地。晉與隋雖能合天下于一,然而合之未久而已亡,其為不足議也。
代隋者唐,更十八君,垂三百年,而其治莫盛于太宗。太宗之為君也,詘己從諫,仁心愛人,可謂有天下之志。以租庸②任民,以府衛(wèi)任兵,以職事任官,以材能任職,以興義任俗,以尊本任眾。賦役有定制,兵農(nóng)有定業(yè),官無虛名,職無廢事,人習于善行,離于末作。使之操于上者,要而不煩;取于下者,寡而易供。民有農(nóng)之實,而兵之備存;有兵之名,而農(nóng)之利在。事之分有歸,而祿之出不浮;材之品不遺,而治之體相承。其廉恥日以篤,其田野日以辟。以其法修則安且治,廢則危且亂,可謂有天下之材。行之幾歲,粟米之賤,斗至數(shù)錢,居者有余蓄,行者有余資,人人自厚,幾致刑措,可謂有治天下之效。 夫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不得與先王并者,法度之行,擬之先王未備也;禮樂之具,田疇之制,庠序之教,擬之先王未備也。躬親行陣之間,戰(zhàn)必勝,攻必克,天下莫不以為武,而非先王之所尚也;四夷萬里,古所未及以政者,莫不服從,天下莫不以為盛,而非先王之所務(wù)也。太宗之為政于天下,得失如此。
由唐、虞之治,五百余年而有湯之治;由湯之治,五百余年而有文、武之治;由文、武之治,千有余年而始有太宗之為君。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又以其未備也,不得與先王并而稱極治之時。是則人生于文、武之前者,率五百余年而遇治世;生于文、武之后者,千有余年而未遏極治之時也。非獨民之生于是時者之不幸也。士之生于文、武之后,千有余年,雖孔子之圣、孟軻之賢而不遇。雖太宗之為君,而未可以必得志于其時也。是亦士之生于時者之不幸也。故述其是非得失之跡,非獨為人君者可以考焉,士之有志于道,而欲仕于上者,可以鑒矣。
譯文:
周成王、周康王死后,百姓見不到土古圣王那樣的太平盛世了,天下一天天地陷入混亂,一直到秦代,完全廢除了前代圣王沿用了數(shù)千年的法度。天下群起攻秦,使它滅亡了,政權(quán)歸于漢室。漢朝建立以來,更換了二十四位君主,西漢、東漢兩度擁有天下,相傳四百年。但漢代大都沿用秦法,即使改變一些秦的成例,也多數(shù)是根據(jù)自己的意圖,而不是仿效上古圣王的法度,有治理天下的志向。有治理天下志向的君主只有文帝一天而已。但文帝治理天下的才能不足,所以,盡管有仁愛的美名,而他在位時的法度,也不能與夏、商、周三代相仿。東漢亡后,幾個強大的勢力集團就把天下瓜分了。晉朝與隋朝雖然統(tǒng)一了天下,但是統(tǒng)一不久就滅亡了,它們的政治措施就不值得評價了。
取代隋朝的是唐,前后更換了十八位君主,相傳三百年,它的國勢沒有比太宗時代更興盛的了。太宗作為君主,能夠屈己意傾聽勸諫,用仁心愛護百姓,可以說是有治理天下的志向。他定租庸征民賦役,置府兵保養(yǎng)軍隊,因政務(wù)設(shè)立官職,視才能委任官吏,用禮儀改良風俗,重農(nóng)業(yè)勸導百姓。賦役有規(guī)定的制度,兵農(nóng)有安定的職業(yè),官吏不掛空名,職事不會廢弛,人民習慣于行善,離棄了末作賤業(yè)。使在上掌權(quán)的,政務(wù)切要而不繁難;向百姓征取的,數(shù)量不多而易供應(yīng)。百姓能切實務(wù)農(nóng),國家也不廢軍備;既保持了軍隊編制,又得到了農(nóng)田利益。大小政務(wù)都有專人負責,俸祿支出都實而不虛;人才都能得到錄用,治國的體制可以一派相承。人們的廉恥觀念一夭比一天加深,國家的耕地面積一天比一天擴大。用他的這套法令制度治理天下,天下就安寧太平;廢弛了,天下就危險混亂,可以說他有治理的才能。實行這套法令制度幾年以后,糧食的價格賤到一斗米只要幾個錢,居家的人都有積蓄,出門的人也有余財,人人都懂得自尊自愛,幾乎連刑法都廢置不用了,可以說他有治理天下的成效。太宗雖然有治理天下的志向,有治理天下的才能,又有治理天下的成效,卻還不能與前代圣王相提并論,這是因為他的法度的施行,與前代圣王相比還有不完備的地方;禮樂的設(shè)施,田畝的制度,學校的教育,與前代圣王相比還有不完備的地方。他親臨作戰(zhàn)陣地,戰(zhàn)必勝,攻必克,天下沒有人不認為他是勇武的,但這并不是前代圣王所崇尚的行為;四方萬里之外的異族,古代未及推行政教的地方,沒有不順服的,天下沒有人不認為他是強盛的,但這并不是前代圣王所追求的。太宗治理天下,得失就是這樣。
從唐堯、唐舜的治世,經(jīng)歷五百余年才有商湯的治世;從商湯的治世,經(jīng)歷五百余年才有周文王、周武王的治世;從周文王、周武王的治世,又經(jīng)歷了一千多年才遇到太宗做國君。太宗有治理天下的志向,有治理天下的才能,又有治理天下的成效,但又因為他不夠完善,不能與前代圣王并論而稱為極治之時。這樣看來,生活在周文王、周武王之前的人,大致相隔五百年遇到一次太平盛世;生活在周文王、周武王之后的人,經(jīng)歷一千多年也沒有遇到極盛之世。不只是生在這個時代的平民百姓是不幸的。生在周文王、周武王之后的士人,一千多年來,即使像孔子這樣的圣人、孟軻這樣的賢人,也遇不著君主的賞識。即使太宗做他們的國君,他們也不一定可以得志于那個時代。這也是生在那個時代的士人的不幸。所以論述唐太宗是非得失的原委,不僅做國君的人可以參考,士人中有志于先王之道,而又想為朝廷服務(wù)的人,也可借鑒。
【注】
、俪伞⒖担褐钢艹赏鹾椭芸低。其統(tǒng)治之時被后人認為周之盛世。②租庸:即租庸調(diào),唐代賦役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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