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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一剪梅》李清照寫作背景

        時間:2024-12-05 05:02:32 一剪梅 我要投稿

        《一剪梅》李清照寫作背景

          前言:膾炙人口的《一剪梅》背后還有一個很復(fù)雜的背景,你知道嗎?李清照是非常有才華的聞名遐邇的一位女詞人,寫了很多優(yōu)秀的作品。其中這首《一剪梅》便是其中一首精華之作,F(xiàn)在讓我們一起來了解一下這首詞背后的故事吧!

        《一剪梅》李清照寫作背景

          一剪梅·紅藕香殘玉簟秋

          朝代:宋代

          作者:李清照

          原文:

          紅藕香殘玉簟秋。輕解羅裳,獨上蘭舟。云中誰寄錦書來,雁字回時,月滿西樓。

          花自飄零水自流。一種相思,兩處閑愁。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卻上心頭。

          背景故事:

          這首《一剪梅》是李清照的早期作品,當(dāng)作于1103年(北宋崇寧二年)的秋天!盎ㄗ燥h零水自流”這一句,實在是條極不吉祥的預(yù)言,像埃及金字塔里那條法老的詛咒,“誰要觸動了我,誰就不的好死”那樣,其應(yīng)驗之靈之準(zhǔn),使得她的一生,那任由沉浮的際遇,那難以自主的命運,果然脫不開“花自飄零”四字讖語。

          李清照作此詞時,正芳齡二十,是與趙明誠婚后的第三年;幽耆A,新婚燕爾,應(yīng)該是女人最好的歲月、然而,正是從這首詞開始,被流水不知帶往何方的飄零命運,也就開始了。這位才女,其命運不濟的一生,其不知所終的結(jié)局,既是一個女人的悲劇,也是一個文人的悲劇,更準(zhǔn)確地說,是中國封建社會,一個無辜女詩人的悲劇。

          故事得從1100年(元符三年)說起,這年正月,哲宗駕崩,趙佶嗣位,是為徽宗。這位在中國歷史上數(shù)得著的昏君,一上臺,便倒行逆施起來。

          1102年(崇寧元年)夏5月,司馬光、文彥博、蘇軾等人,被藉為“元祐奸黨”。

          7月,李清照之父李格非,“以文章受知于蘇軾”(《宋史》),為蘇門后四學(xué)士之一,順藤摸瓜,在劫難逃。7月乙酉,定案“元祐奸黨”17人,李格非名列第五,罷官。

          9月,宋徽宗御書奸黨人名,凡百有二十,刻石京師端禮門,以示儆尤,李格非名列其中,充軍廣西象郡。

          1103年(崇寧二年)4月,毀司馬光、呂公著等繪像,及三蘇、秦、黃等人文集。

          9月,令天下監(jiān)司長吏廳各立“元祐奸黨碑”。黨人碑刻309人,李格非名列第26。

          1104年(崇寧三年)詔御書所書寫之奸黨,不得在汴梁居住,凡親屬,無論親疏,遣返原籍。

          1106年(崇寧五年)春正月,慧星出西方,太白晝見,沼求直言,方有毀碑之舉。

          1108年(大觀二年)春正月壬子朔,宋徽宗大赦天下,黨dang禁至此稍弛。(據(jù)上海古籍出版社令李清照集箋注》)

          據(jù)說,宋太祖趙匡胤登基后,有過一條不成文的規(guī)定,不得殺凈臣,不得殺讀書種子?淌懕赜诮校欠袢绱,未見正史,不敢斷言。但趙姓皇帝對待知識分子,在歷朝歷代中,尚屬禮遇,大體而言,刻薄是有的,殘暴還說不上。在中國封建社會中,文人做官,做到部長級,國務(wù)委員級,副總理級的高層職務(wù),也就只有宋朝的范仲淹、王安石、歐陽修、司馬光和蘇軾等人達到如此官位。他們出入宮禁,位列中樞,掌握機要,籌謀決策,真正受到帝王重用,那才真叫當(dāng)官,絕不是當(dāng)擺設(shè),充玩意兒,起花瓶作用的閑差虛位。有職有權(quán),有威有勢,足夠讓今天已做官的,想做官的作家,或者詩人,艷羨不已。

          李清照的父親李格非,也非等閑人物,以禮部員外郎,拜提點京東刑獄、作為河南、山東一帶的“司法廳長”,“警察總監(jiān)”,官也做得不算小的。所以,平心而論,混賬如趙佶者,盡管修理文人,不遺余力,通過“黨人案”,大搞宋朝的政治運動,倒沒有開過殺戒,沒有砍人腦袋,總算不違祖宗規(guī)矩。不過,他先打“元祐奸黨”,后打“元符奸黨”,雷厲風(fēng)行,嚴懲不貸,斗爭從嚴,處理也從嚴.充軍發(fā)配,妻離子散,打得大河上下,京師內(nèi)外,殺氣騰騰,鬼哭狼嚎,也是蠻恐怖的。

          北宋白神宗變法以來,到徽宗的“雙打”,知識分子就不停地被“翻燒餅”,烙了這面再烙那面,烤焦這邊,再烤那邊,今天把這撥打下去,明天把那撥抬上來,后天,給打下來的這撥昭:寫,再后天,又將抬上來的那撥打下去。這過程,正是李格非所受到免官、下放、復(fù)職、再謫的政治遭遇。他在哲宗朝元祐年間,因蜀黨被起用,到了徽宗朝崇寧年間洛黨抬頭,又遭被打下去的噩運。

          可是,“元祐黨人”都是正直的知識分子,都是有才氣的文人,而對立面“元符黨人”,幾乎無一不是小人。知識分子的本性,土可殺而不可辱,辱比殺更能挫折識文斷字之輩。宋徽宗這種銘刻在石板上的“元佑奸黨碑”,可以算是中國四大發(fā)明之外的第五大發(fā)明,比西方的恥辱柱,不知早了多少年?當(dāng)代歷次政治運動中,出現(xiàn)過的大字報、戴高帽、批斗會、“噴氣式”,追本溯源,都是借鑒宋徽宗的這一手。

          現(xiàn)在已經(jīng)找不到李格非到廣西以后的情況資料,但他女兒卻因為是奸黨的親屬,在開封的日子,不怎么好過。第一,她不能不掛念謫放遠方的老爹;第二,她不能不犯愁自己要被遣送的命運。株連一說,雖然出自秦朝,但是各朝各代的統(tǒng)治者,無不奉為圭臬。宋朝,不可能有“可以教育好子女”的“給出路”政策,但不可能沒有以蔡京為首的“雙打辦公室”,以高俅領(lǐng)銜的“清查奸黨工作組”。在中國,只要一搞運動,整人者,層出不窮,告密者,紛紛出籠,檢舉者,望風(fēng)捕影,打小報告者,如影隨形,立刻就是小人輩出,奸佞紛呈,惡狗滿村,爬蟲遍地的興旺景象。一個詩詞寫得如此出色,人品生得如此出眾的女詩人,能逃脫得掉這么多“業(yè)余警察”的眼睛嗎?

          我真為當(dāng)代那些受到無微不至呵護的美女作家額手稱慶,她們幸虧沒有生在宋朝,而托福生在有如此眾多好色之徒的中國當(dāng)今文壇,才有這份好運氣的。

          幸好,李清照的先生趙明誠很愛她,是她在那不堪屈辱的日子里,惟一的精神支柱。這位在大學(xué)“讀研”或者“考博”的丈夫,既沒有跟她真離婚或假離婚以劃清界限,也沒有立時三刻大義滅親把她掃地出門,而是四處求情,輾轉(zhuǎn)托人,送禮請客,以求寬容,挨一天算一天,盡量拖延著不走。

          實際上,趙明誠完全可以求他的父親趙挺之,這位官至尚書左丞除中書侍郎,相當(dāng)于副首相的高級干部,只消說一句話,誰敢拿他的兒媳怎樣。然而,此人很不是東西,“炙手可熱心可寒”,就是李清照對這位長輩的評價。

          趙挺之不會為“雙打分子”的子女李清照緩頰的,一方面是親不親,路線分;另一方面便是一種陰暗心理了。此人幾乎謅不出幾句像點樣子的詩詞,很生悶氣,這和當(dāng)年江青死整20世紀(jì)30年代文化人一樣,對他的兒媳,有妒火中燒的文人情結(jié)啊!

          正是這許許多多的外部因素,李清照相當(dāng)不是滋味,才有這首前景渺茫,后果難料的《一剪梅》。明人王世貞評說此詞:“可謂憔悴支離矣”(《弁州山人詞評》)。這四字評語,可謂大奇。只有笛中人,過來人,才能作此等語。因為其父王仔,藏有《清明上河圖》,嚴東樓想要,王仔不敢不給,但又舍不得,只好搞了一份贗品送去。誰知被人揭發(fā),由此忤怒嚴嵩,便找了別的藉口,將他關(guān)進大牢。王世貞營救無計,眼看其父瘦斃獄中。這種相類似的感受,從時代背景這個大的角度,來忖度李清照寫作時的心態(tài),是說到了點子上的。

          其實很多詩詞背后都有這樣一個背景,或復(fù)雜不已,或驚心動魄,或纏綿悱惻,或斷人心腸……了解了詩詞的背景故事有助于我們有助于了解詩詞表達的內(nèi)容,以及其中所蘊含的情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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