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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殊的人品
晏殊是一位質(zhì)樸、誠實的官員，下面是對其品格的具體闡述，供大家參考!柳永的被黜與晏殊的人品
關(guān)鍵詞：黜柳永 悅上 矜己 溫和
摘 要：不應(yīng)簡單化地看待晏殊以柳永《定風(fēng)波·自春來》詞將其黜退的事例。這個事例形象地展示了晏殊唯上是從、保持自己的身份，恰當溫和地對待別人的人品特征，是文質(zhì)彬彬、風(fēng)度儒雅的封建官員的典型，有值得肯定的一面。其處事方式對社會的平和具有積極意義，足資借鑒。
關(guān)于晏殊黜退柳永，張舜民《畫墁錄》有如下記載：柳三變既以詞忤仁宗，吏部不敢改官，三變不能堪，詣?wù)ｊ坦唬?ldquo;賢俊作曲子么?”三變曰：“只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曰：“殊雖作曲子，不曾道：‘針線慵拈伴伊坐。’”柳遂退。
對此，大多認為晏殊用柳永這句“針線慵拈伴伊坐”(也包括這首《定風(fēng)波·自春來》詞)來黜退柳永是指斥柳永蔑視功名、寫作趣味的低俗“另類"(即寫作趣味與統(tǒng)治高層的對立)。但是，問題的關(guān)鍵是：晏殊假如要指責柳永蔑視功名，那么舉柳永《鳳歸云·向深秋》詞“驅(qū)驅(qū)行役，冉冉光陰，蠅頭利祿，蝸角功名，畢竟成何事，漫相高”不是更有說服力?而如果要指責柳永的詞淫冶低俗，那么，舉柳永“紅茵翠被。當時事、一一堪垂淚。似恁偎香倚暖，抱著日高猶睡”(《慢卷?·閑窗燭暗》)和“須臾放了殘針線。脫羅裳、恣情無限。留取帳前燈，時時待、看伊嬌面”(《菊花新·欲掩香帷論繾綣》)，這樣的詞更能說明問題，當然，柳永的《慢卷?·閑窗燭暗》、《菊花新·欲掩香帷論繾綣》這些詞有可能寫在他被黜退之后，但相信應(yīng)該有比他的《定風(fēng)波》更為淫冶的詞，而這首《定風(fēng)波》詞卻并不淫冶，其中僅有“暖酥消，膩云?，終日厭厭倦梳裹”的描寫而已。因此，如果認為晏殊以柳永《定風(fēng)波·自春來》詞來黜退他，僅僅是晏殊指責柳永的品行和詞的 “淫俗”，雖不能說沒有道理但顯得過于簡單化，缺乏足夠的說服力。
那么，晏殊究竟為何要以“針線慵拈伴伊坐”這句詞來黜退柳永呢?
其實，晏殊做得非常聰明。
首先，他緊跟皇上而且跟得巧妙。晏殊黜退柳永的理由和他的“上司”仁宗皇帝應(yīng)該是同一個，即不滿柳永蔑視功名的言行。有宋一代，統(tǒng)治者做出了揚文抑武、守內(nèi)虛外的決策，誘導(dǎo)文人只關(guān)心功名利祿。晏殊指斥柳永“鎮(zhèn)相隨，莫拋躲。針線慵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陰虛過"詞，是因為柳永以相好女性的口吻表達了對功名利祿的吐棄，雖然此詞字面上沒有直接寫出對功名利祿的蔑視，但也犯了宋王朝的大忌。據(jù)吳曾《能改齋漫錄》記載：“仁宗留意儒雅，務(wù)本向道，深斥浮艷虛華之文。初，進士柳三變好為淫冶謳歌之曲，傳播四方，嘗有《鶴沖天》詞云：‘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及臨軒放榜，特落之，曰：‘且去淺斟低唱，何要浮名!’景?元年方及第。”晏殊如果也拿柳永上述《鳳歸云》中的“蠅頭利祿，蝸角功名”以及《夏云峰·宴堂深》中的“醉鄉(xiāng)歸處，須盡興、滿酌高吟。向此免、名韁利鎖，虛費光陰”來說事，未免有跟風(fēng)之嫌而讓人側(cè)目，這不符合晏殊的性格，何況晏殊也知道柳永盡管高吟“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其實并沒有真正地鄙棄功名，一個“忍”已經(jīng)透露了他的真實想法，他只是自己控制不住自己，或者仕途不利才無可奈何為之。
再說，晏殊如果也用柳永上述直接表達蔑視功名的詞來黜退對方，那么要命的是晏殊自己的詞中竟然也有類似的句子，如他在《喜遷鶯·花不盡》詞中寫道：“朱弦悄，知音少。天若有情應(yīng)老。勸君看取名利場，今古夢茫茫。”即把名利視同夢幻。他的《酒泉子·三月暖風(fēng)》詞中說：“長安多少利名身，若有一杯香桂酒，莫辭花下醉芳茵，且留春。” 表明他有時也會覺得追求“利名身”還不如花下醉酒、芳茵留春。而柳永的“鎮(zhèn)相隨，莫拋躲。針線慵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陰虛過”這幾句詞表面上沒有、實際上卻的的確確地表達了鄙棄功名的意思，據(jù)此來黜退柳永正是委婉恰當：是你柳永自己喜歡過“針線慵拈伴伊坐”的生活啊�？磥黻淌獠焕樯裢錾怼＿@樣既與皇上保持一致，又符合自己相對獨立的“太平宰相”的身份。
在晏殊一生中可以稱得上大事的“明肅莊懿之事”就說明了晏殊的這一品格特征。“孫甫、蔡襄上言：‘宸妃生圣躬為天下主，而殊嘗被詔志宸妃墓，沒而不言。’”(《宋史·晏殊傳》)《龍川別志》則比較詳細地記載了這一事件：“章懿之崩，李淑獲葬，晏殊撰志文，只言生女一人早卒，無子。仁宗恨之。及親政，出志文以示宰相曰：‘先后誕育朕躬，殊為侍從，安得不知，乃言生一公主又不育，此何意也?’呂文靖夷簡曰：‘殊固有罪。然宮省事秘，臣備位宰相，是時略知之，而不得其詳。殊之不審，理容有之，然方章獻臨御，若明言先后實生圣躬，事得安否。’上默然良久，出殊守金陵，明日以為遠，改守南郡。”誠如呂夷簡所言，晏殊在當時情形下只能如此做，但晏殊還是在文中埋下伏筆，“晏元獻公撰章懿太后神道碑，破題云：‘五岳崢嶸，昆山出玉。
四溟浩瀚，麗水生金。’蓋言誕育圣君，實系懿后，奈仁宗夙母儀明肅劉太后，膺先帝擁佑之托，難為直致，然才者愛其善比也”(《湘山野錄》)。晏殊在這件事的處理上與以《定風(fēng)波·自春來》詞黜退柳永有異曲同工之妙，他這些高超的政治手腕體現(xiàn)了他唯上悅上并有自己一定程度上的獨立見解。
其次，不因貶黜對方而連帶貶辱了自身。如果從詆毀柳永的詞低俗這個角度看，“針線慵拈伴伊坐”(即便算是實指該詞中“暖酥消，膩云?，終日厭厭倦梳裹”這幾句)更是比不上如上所引“似恁偎香倚暖，抱著日高猶睡”具有說服力。但是，晏殊清楚地知道如果用柳永其他詞中并不缺少的所謂“艷詞”作為黜退柳永的根據(jù)，那么其實也是在貶低自己，其中隱含的意義是自己比柳永只是好了一點。這正如一個百萬富翁不會拿乞丐與自己作對比一樣。
晏殊意在告訴不知趣拿“只如相公亦作曲子”與自己作比較的柳永：我雖然也在作曲子，但我的詞與你不一樣，連“針線慵拈伴伊坐”這樣的詞也不會去寫，可見我的詞是多么“高雅”啊。據(jù)魏泰《東軒筆錄》記載，后來晏殊其子晏幾道也曾為其父辯解：“先公平日，小詞雖多，(然)未嘗作夫人語也。”可見晏殊要刻意表明自己與“白衣卿相”式的平民詞人的不同，以維持自己的“太平宰相”的形象。
第三，晏殊看不慣柳永的詞所表達男女平等的觀念。晏殊的詞里也寫女性，但采取的是一種居高臨下的俯視態(tài)度，如《浣溪沙·一向年光有限身》詞寫道：“滿目山河空念遠，落花風(fēng)雨更傷春。不如憐取眼前人。”細玩詞意，總不免產(chǎn)生這樣的理解：詞人對人生短暫的傷感，或許還包括對官場傾軋的厭倦，總之是不如意，于是權(quán)且把女性當作消愁的工具，如同借酒消愁一樣。與這首相似的還有，如“不如憐取眼前人，免更勞魂兼役夢”(《木蘭花·簾旌浪卷金泥鳳》。
在晏殊的眼里，女性只有被愛的權(quán)利，而沒有主動愛別人的權(quán)利，對于被愛也只能是感恩戴德，他在《木蘭花·杏梁歸燕雙回首》中寫道：“爐中百和添香獸，簾外青蛾回舞袖。此時紅粉感恩人，拜向月宮千歲壽。”而柳永的詞寫男女之間的愛和需求是相互的，是一種平等的關(guān)系，如他的《八聲甘州·對瀟瀟暮雨灑江天》詞云：“想佳人、妝樓?望，誤幾回、天際識歸舟。爭知我、倚欄桿處，正恁凝愁。”這不完全是因為柳永代女性立言，更重要的是柳永本人當時也處于下層，與歌兒舞女有著平等的交往。盡管也存在自身處于下層但思想?yún)s受了統(tǒng)治階級思想嚴重毒害的人，但看來柳永不是這樣的人。這種男女平等互愛的思想從字、詞的使用上也顯露出來。柳詞中好用“相”、“同”、“共”等含有互相、共同意義的字，計有六十處左右，如“好景良天，彼此空有相憐意，未有相憐計”(《婆羅門令·昨宵里》);晏詞中好用意為“據(jù)有”的“占”等字，如“當此際、青樓臨大道，幽會處，兩情多少。莫惜明珠百?，占取長年少”。柳詞的意象大多互靠互倚，如“斷霞倒影，天外云峰，數(shù)朵相倚”(《玉山枕·驟雨新霽》)，又如“兩兩棲禽歸去急，對人相并聲相喚”(《滿江紅·匹馬驅(qū)驅(qū)》)。晏詞則曰：“芙蓉一朵霜秋色。迎曉露、依依先拆。似佳人、獨立傾城，傍朱檻、暗傳消息。”(《睿恩新·芙蓉一朵霜秋色》)是一個意象對另一個意象的依傍。在封建社會里，似乎越是“正統(tǒng)”“清廉”官員，那種封建禮教觀念(如“男尊女卑”等)似乎越是濃重，因為他們的廉潔公正思想與男尊女卑的觀念是結(jié)合在一起的，都是儒家所要求的。晏殊也不例外。
第四，這表明晏殊為人處事的態(tài)度相對溫和。晏殊在政治上雖無特別建樹，但“自奉若寒士，而豪俊好客”(夏承燾《二晏年譜》)。宋田況的《儒林公議》曾記載這樣一件事：天圣中，時任秘閣校理的范仲淹，其上書令皇太后不懌，晏殊嘗薦范仲淹于朝，聞其事，頗憂懼，亟呼而責之，范仲淹于是寫信給晏殊說：“某天拙之人，不以富貴屈其身，不以貧賤移其心，倘進用于時，必有甚于今者，庶幾報公之清舉。如求少言寡過之士，則滔滔天下皆是，何必某之舉。”讀了這一番“不恭”的言論，晏殊竟然“甚服”。其儒雅溫和之品格于此可見一斑。因此，晏殊挑了這一首在柳永的詞中并不太出“格”《定風(fēng)波·自春來》來黜落柳永完全符合晏殊作為“太平宰相”的性格。如果晏殊徑用柳永的“向此免、名韁利鎖，虛費光陰”和“須臾放了殘針線。脫羅裳、恣情無限”《夏云峰·宴堂深》來數(shù)落他，則顯得咄咄逼人，置人于十分難堪的地步，而晏殊做到了既使對方明白事情關(guān)鍵所在又不激化矛盾。第五，晏殊的好賢個性使然。
《宋史·晏殊傳》上說他“殊平居好賢，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皆出其門。及為相，益務(wù)進賢才，而仲淹與韓琦、富弼皆進用”。雖然柳永在他眼里不會是個“賢才”，但也不會是個庸才。因此，雖然“不曾道針線慵拈伴伊坐”語帶嘲諷，但晏殊還是抱著與人為善的態(tài)度，主要是引導(dǎo)和勸說，告訴柳永不要輕視功名，不要沒有遠大志向。晏殊相信柳永應(yīng)該知道：連《定風(fēng)波·自春來》這樣的詞都要受到批評，更遑論比這更“詞語塵下”(李清照《詞論》)詞了。事實上柳永不久之后還是改為京官，由著作郎遷為太常博士，再升為屯田員外郎(雖然品級較低)，盡管沒有歷史材料能夠證明這是晏殊幫的忙，但完全可以說明晏殊的這次黜落并沒有對柳永的“仕途”造成太大的影響。如果當時的“宰相”晏殊采取的是嚴厲批判的態(tài)度，那么柳永的前途是可以想見的。
綜上所述，雖然這個晏殊以“不曾道‘針線慵拈伴伊坐’”為理由貶黜柳永的記載不一定完全可靠，但就此例本身來看，晏殊以此來黜退柳永，的確語顯而旨幽，言簡而意豐，內(nèi)藏“玄機”，從中可以看出：晏殊雖然位高權(quán)重，順遂皇上旨意，但同時能保持自己一定的獨立見解，矜持自己的宰相身份，溫文儒雅，是一位相對溫和、好賢、具有“太平宰相”的氣質(zhì)和風(fēng)度的封建官員 。他雖不能與“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范仲淹之類的賢士相比，但他的氣質(zhì)與品格有值得肯定和借鑒之處，對社會的穩(wěn)定與平和會產(chǎn)生一定的積極作用。因為，如同人需要各種營養(yǎng)一樣，社會也需要各種類型的官員(人才)和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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