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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柳侯祠》賞析
【余秋雨《柳侯祠》原文】
1
客寓柳州，住舍離柳侯祠僅一箭之遙。夜半失眠，迷迷頓頓，聽風聲雨聲，床邊似長出齊膝荒草，柳宗元跨過千年飄然孑立，青衫灰黯，神色孤傷。第二天一早，我便向祠中走去。
擋眼有石塑一尊，近似昨夜見到神貌。石塑底座鐫《荔子碑》《劍銘碑》，皆先生手跡。石塑背后不遠處是羅池，羅池東側(cè)有柑香亭，西側(cè)乃柳侯祠。祠北有衣冠墓。這名目，只要粗知宗元行跡，皆耳熟能詳。
祠為粉墻灰瓦，回廊構(gòu)架。中庭植松柏，東廂是碑廊。所立石碑，皆刻后人憑吊紀念文字，但康熙前的碑文，都已漫漶不可辯識。由此想到，宗元離去確已很遠，連通向他的祭祀甬道，也已截截枯朽。時值清晨，祠中寥無一人，只能靜聽自己的腳步聲，在回廊間回聲，從漫漶走向清晰，又從清晰走向漫漶。
2
柳宗元到此地，是公元八一五年夏天。當時這里是遠未開化的南荒之地，進行貶放罪人的所在，一聽地名就叫人驚栗，就像后來俄國的西伯利亞。西伯利亞還有那分開闊和銀亮，這里卻整個被原始野林籠罩著，潮濕蒸郁，暗無天日，人煙稀少，瘴疫猖獗。去西伯利亞的罪人，還能讓雪撬劃下兩道長長的生命曲線，這里沒有，投下多少具文人的軀體，也消蝕得無影無蹤。面南而坐的帝王時不時陰慘一笑，御筆一劃，筆尖遙指這座宏大無比的天然監(jiān)獄。
柳宗元是趕了長路來到這里的。他的被貶，還在十年之前，貶放地是湖南永州。他在永州待了十年，日子過得孤寂而荒涼。親族朋友不來理睬，地方官員時時監(jiān)視。炎難使他十分狼狽，一度蓬頭垢面，喪魂落魄。但是，炎難也給了他一分寧靜，使他有足夠的時間與自然相晤，與自我對話。于是，他進入了最佳寫作狀態(tài)，中國文化史擁有了《永州八記》和其他篇什，華夏文學又一次凝聚出了高峰性的構(gòu)建。
照理，他可以心滿意足，不再顧慮仕途枯榮。但是，他是中國人，他是中國文人，他是封建時代的中國文人。他已實現(xiàn)了自己的價值，卻又迷惘著自己的價值。永州歸還給他一顆比較完整的靈魂，但靈魂的薄殼外還隱伏著無數(shù)誘惑。這年年初，一紙詔書命他返回長安，他還是按捺不住，欣喜萬狀，急急趕去。
當然會經(jīng)過汩羅江，屈原的形貌立即與自己交疊起來。他隨口吟道：
南來不做楚臣悲，重入修門自有期。為報春風汩羅道，莫將波浪枉明時。
(《汩羅遇風》)
這樣的詩句出自一位文化大師之手，讀著總讓人不舒服。他提到了屈原，有意無意地寫成了“楚臣”，倒也沒有大錯。同是汩羅江畔，當年悲悲戚戚的屈原與今天喜氣洋洋的柳宗元，心境不同，心態(tài)相仿。
個人是沒有意義的，只有王朝寵之貶之的臣吏，只有父親的兒子或兒子的父親，只有朋友間親疏綱絡(luò)中的一點，只有顫栗在眾口交鑠下的疲軟肉體，只有上下左右排行第幾的座標，只有社會洪波中的一星波光，只有種種倫理觀念的組合和會聚。不應有生命實體，不應有個體靈魂。
到得長安，兜頭一盆冷水，朝廷厲聲宣告，他被貶到了更為邊遠的柳州。
朝廷像在給他做游戲，在大一統(tǒng)的版圖上挪來移去。不能讓你在一處滯留太久，以免對應著穩(wěn)定的山水構(gòu)建起獨立的人格。多讓你在長途上顛顛簸簸吧，讓你記�。耗悴皇悄�。
柳宗元凄楚南回，同路有劉禹錫。劉禹錫被貶到廣東連州，不能讓這兩個文人待在一起。到衡陽應該分手了，兩們文豪牽衣拱手，流了很多眼淚。宗元贈別禹錫的詩句是：“今朝不用臨河別，垂淚千行便濯纓”。到柳州時，淚跡未干。
嘴角也綻出一絲笑容，那是在嘲謔自己：“十年憔悴到秦京，誰料翻為嶺外行”。悲劇，上升到滑稽。
這年他四十三歲，正當盛年。但他預料，這個陌生的柳州會是他的喪葬之地。他四處打量，終于發(fā)現(xiàn)了這個羅池，池邊還有一座破損不堪的羅池廟。
他無法預料的是，這個羅池廟，將成為他的祠，被供奉千年。
不為什么，就為他破舊箱篋里那一札皺巴巴的詩文。
屈原自沒于汩羅江，而柳宗元則走過汩羅江了。幸好回來，柳州、永州無所謂，總比在長安強，什么也不怕，就怕文化人格的失落。中國，太寂寞。
在柳州的柳宗元，宛若一個魯濱遜。他有一個小小的貶謫官職，利用著，挖了井，辦了學，種了樹，修了寺廟，放了奴婢。畢竟勞累，在四十七歲上死去。
柳宗元晚年所干的這些事，一般被稱為政績。當然也對，但他的政績有點特別，每件事，都按著一個正直文人的心意，依照所遇所見的實情作出，并不考據(jù)何種政治規(guī)范;作了，又花筆墨加以闡釋，疏浚理義，文采斐然，成了一種文化現(xiàn)象。在這里，他已不是朝廷棋盤中一枚無生命的棋子，而是憑著自己的文化人格，營業(yè)著一個可人的小天地。在當時的中國，這種有著濃郁文化氣息的小于地，如果多一些，該多好。
時間增益了柳宗元的魅力。他死后，一代又一代，許多文人帶著崇敬和疑問仰望著這位客死南荒的文豪，重蹈他的覆轍的貶官，在南下的路途中，一想到柳宗元，心情就會平適一點。柳州的歷代官吏，也會因他而重新檢點自己的行止。這些都可以從柳侯詞碑廊中看到。柳宗元成了一個獨特的形象，使無數(shù)文官或多或少地強化了文人意識，詢問自己存在的意義。如今柑香亭畔還有一石碑，為光緒十八年間柳州府事蔣兆奎立，這位長沙籍官員寫了洋洋灑灑一大篇碑文，說他從柳宗元身上看到了學識文章、自然游觀與政事的統(tǒng)一。“夫文章政事，不判兩途，侯固以文章而能政事者，而又以游觀為為政之具，俾亂慮滯志，無所容入，然后理達而事成，故其惠化至今。”為此，他下快心重修柑香亭，沒有錢，就想方設(shè)法，精打細算，在碑文中報了一筆籌款明細帳。亭建成后，他便常來這里思念柳宗元，所謂“每于公退之暇，登斯亭也，江山如是，蕉荔依然，見實聞花，宛如當日”，不能不說，這府事的文化意識和文化人格，因柳宗元而有所上升。
更多的是疑問。重重石碑發(fā)出了重重感嘆、重重疑問，柳宗元不斷地引發(fā)著后人苦苦思索：
文字由來重李唐，如何萬里競投荒?
池枯猶滴投荒淚，邈古難傳去國神……
自昔才名天所扼，文章公獨耀南荒……
舊澤尚能傳柳郡，新亭誰為續(xù)柑香?
這些感嘆和疑問，始終也沒有一個澄明的歸結(jié)。舊石碑模糊了，新石碑又續(xù)上去。最新的石碑樹在衣冠墓前，郭沫若題，時間是一九七四年十二月。當時，柳宗元變成了“法家”，衣冠墓修得很漂亮。
倒是現(xiàn)任柳州市副市長的幾句話使我聽了眼睛一亮。他說：“這兩年柳州的開放和起，還得感謝柳宗元和其他南下貶官。他們從根子上使柳州開通。”這位副市長年歲尚輕，大學畢業(yè)，也是個文人。
3
但是，日近中天了，這里還是那樣寧靜。游人看是一個祠堂，不大愿意進來。幾個少年抬起頭看了一會石碑，他們讀不懂那些碑文。石碑固執(zhí)地愴然肅立，少年們放輕腳步，離它們而去。
靜一點也好，從柳宗元開始，這里歷來寧靜。京都太嘈雜了，面壁十年的九州學子，都曾向往過這種嘈雜。結(jié)果，滿腹經(jīng)綸被車輪馬蹄搗碎，脆亮的吆喝填滿了疏朗的胸襟。唯有在這里，文采華章才從朝報奏摺中抽出，重新凝入心靈，并蔚成方圓。它們突然變得清醒，渾然構(gòu)成張力，生氣勃勃，與殿闕對峙，與史官爭辯，為普天下皇土留下一脈異音。世代文人，由此而增添一成傲氣，三分自信。華夏文明，才不至全然黯喑。朝廷萬萬未曾想到，正是發(fā)配南荒的御批，點化了民族的精靈。
好吧，你們就這么固執(zhí)地肅立著吧。明天，或許后天，會有一些游人，一些少年，指指點點，來破讀這些碑文。
【余秋雨《柳侯祠》賞析】
《柳侯祠》通過游鑒柳州柳侯祠古跡，抒寫了作者對中國貶官司文化和貶官文人命運的感慨和反思。
全文以柳侯祠為話題，回顧了柳宗元這一唐代偉大文學家被權(quán)勢差遣，兩遭貶謫流放、四處飄零的命運，展現(xiàn)了中國文人在遠離政治中心和偏廢世俗物欲后用自己的文化人格“把偌大一個世界的生僻角落變成人人心中的故鄉(xiāng)”的精神價值。
文章自然劃分為四個部分：
第一部分寫游歷柳侯祠。作者說他是應柳宗元的邀請而去憑吊柳侯祠的。接著依次介紹了柳宗元的石塑及石塑底座鐫刻的先生的手跡，還有羅池、柑香亭、柳侯祠及衣冠墓。然后重點介紹柳侯祠，由祠中石碑上所刻后人憑吊紀念文字都已漫漶不可辨識而聯(lián)想到柳宗元的貶謫。這和一般的游記開筆寫法是一致的，由介紹游歷景致入手，寫景狀物，然后由此引出對與景致有關(guān)的歷史文化遺跡的思索與探究。
第二部分回顧柳宗元的兩次貶謫，并從中申發(fā)對文人獨立人格價值意義的思索與探究。作者首先介紹了柳宗元的被流放地——柳州惡劣的自然環(huán)境：寸草不生、人跡罕至，“投下多少具文人的軀體，也消蝕得無影無蹤”，并且指出柳宗元是從湖南永州的貶放地經(jīng)一紙詔書召回長安，然后又“趕了長路”被貶到這個“遠未開化”“一聽地名就叫人驚栗”的南荒之地來的。接著作者又回顧了柳宗元貶放湖南永州的10年，指出災難使他“十分狼狽”，“喪魂落魄”，然而“也給了他一份寧靜，使他有足夠的時間與自然相晤，與自我對話”，他的獨立人格意識蘇醒的產(chǎn)物《永州八記》使“華夏文學又一次凝聚出了高峰性的建構(gòu)”。然而作為一個中國封建時代的文人，他的骨子里仍朝向回歸朝堂，納入社會主渠道，在獨立人格精神與政治權(quán)利的追求這一對矛盾對立中，后者占了上風，使他的再一次被貶的悲劇，上升到滑稽。作者在這一部分末尾感概道：柳宗元“預料，這個陌生的柳州會是他的喪葬之地”，但他卻無法預料“就為他破舊箱篋里那一札皺巴巴的詩文”，人們將為他建立祭祠，供奉他千年。
在這一部分中，作者以遺憾、甚至忿恨的筆調(diào)指出本應在更大意義上統(tǒng)領(lǐng)一代民族精神的文魁，卻僅僅因辭章入選一架僵硬機體中的零件，被隨處裝上拆下，東奔西顛，成為四處飄零的文化孤魂，他們在僵硬專制的統(tǒng)治下，少有真正的人格獨立，是全無個人意義的種種倫理觀念的組合和會聚。這就使文章從對個人命運的關(guān)注上升到了對人格意義以及獨立自由人格對文化構(gòu)建的意義的探究。
第三部分，承接上文，站在對文化人格探究的高度上審視柳宗元的被貶。他認為在蠻山野地，柳宗元“已不是朝廷棋盤中一枚無生命的棋子”，他“憑著自己的文化人格，營筑著一個可人的小天地”。他不屈地挖井、辦學、種樹、修廟，更多的是“按著一個正直文人的心意，依照所遇所見的實情作出，并不考據(jù)何種政治規(guī)范;作了，又花筆墨加以闡釋，疏浚理義，文采斐然，成了一種文化現(xiàn)象”。雖然死時才47歲，而憑著他千古傳頌的詩文，他的柳侯祠得以香繚繞。他的文化人格使他“成了一個獨特的形象”，“或多或少地強化了文人意識，詢問自己存在的意義”，許多后代文人的文化意識和文化格因柳宗元而有所上升。柳宗元文化人格的復蘇造就了深遠長久的影響，并綿延至今。由此作者感慨道：中國，“什么也不怕，就怕文化人格的失落”。
這一部分是上文的深化，又是上文的拓展。
第四部分作者借游人的稀少造就的寧靜進一步抒發(fā)自己的感慨：嘈雜只能每繁衍浮躁，結(jié)果“滿腹經(jīng)綸被車輪馬蹄搗碎，脆亮的吆喝填滿了疏朗的胸襟”。唯有遠離這一切，文人的文化意識和文化人格才會蘇醒，才會在災難中洗刷掉那些只有在走運時才追慕的虛浮層面，去尋找生命的底蘊。唯有這時，“華夏文明，才不至全然黯暗”。作者在這里深刻揭示了在掙脫了種種倫理和觀念枷鎖，找到了獨立自由的個體意義，恢復了自我的獨立人格，煥發(fā)出自己獨到的文化人格魅力后，中國的文人才是真正鑄就燦爛中華文明、點化民族的精靈。
讀完全文，我們不難感悟到作者的深意。作者沒有去下歷史學或文化學領(lǐng)域中常見的斷語和結(jié)論，而是用對柳宗元放逐命運的追溯作為歷史背景，來進行他對文化人格的審視和探究，呼喚精神人格的獨立。如果我們真正洞察現(xiàn)代社會中的許多特別是青少年在精神文明中種種不盡人意之處，尤其是他們明顯的人格缺陷，就會覺得余秋雨在現(xiàn)時強調(diào)這種精神人格的獨立，不啻是一種吶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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