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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柳侯祠 原文
衰世受困于謠言,亂世離不開謠言,盛世不在乎謠言。——余秋雨
余秋雨《柳侯祠》
1
客寓柳州,住舍離柳侯祠僅一箭之遙。夜半失眠,迷迷頓頓,聽風(fēng)聲雨聲,床邊似長出齊膝荒草,柳宗元跨過千年飄然孑立,青衫灰黯,神色孤傷。第二天一早,我便向祠中走去。
擋眼有石塑一尊,近似昨夜見到神貌。石塑底座鐫《荔子碑》《劍銘碑》,皆先生手跡。石塑背后不遠(yuǎn)處是羅池,羅池東側(cè)有柑香亭,西側(cè)乃柳侯祠。祠北有衣冠墓。這名目,只要粗知宗元行跡,皆耳熟能詳。
祠為粉墻灰瓦,回廊構(gòu)架。中庭植松柏,東廂是碑廊。所立石碑,皆刻后人憑吊紀(jì)念文字,但康熙前的碑文,都已漫漶不可辯識。由此想到,宗元離去確已很遠(yuǎn),連通向他的祭祀甬道,也已截截枯朽。時值清晨,祠中寥無一人,只能靜聽自己的腳步聲,在回廊間回聲,從漫漶走向清晰,又從清晰走向漫漶。
2
柳宗元到此地,是公元八一五年夏天。當(dāng)時這里是遠(yuǎn)未開化的南荒之地,進行貶放罪人的所在,一聽地名就叫人驚栗,就像后來俄國的西伯利亞。西伯利亞還有那分開闊和銀亮,這里卻整個被原始野林籠罩著,潮濕蒸郁,暗無天日,人煙稀少,瘴疫猖獗。去西伯利亞的罪人,還能讓雪撬劃下兩道長長的生命曲線,這里沒有,投下多少具文人的軀體,也消蝕得無影無蹤。面南而坐的帝王時不時陰慘一笑,御筆一劃,筆尖遙指這座宏大無比的天然監(jiān)獄。
柳宗元是趕了長路來到這里的。他的被貶,還在十年之前,貶放地是湖南永州。他在永州待了十年,日子過得孤寂而荒涼。親族朋友不來理睬,地方官員時時監(jiān)視。炎難使他十分狼狽,一度蓬頭垢面,喪魂落魄。但是,炎難也給了他一分寧靜,使他有足夠的時間與自然相晤,與自我對話。于是,他進入了最佳寫作狀態(tài),中國文化史擁有了《永州八記》和其他篇什,華夏文學(xué)又一次凝聚出了高峰性的構(gòu)建。
照理,他可以心滿意足,不再顧慮仕途枯榮。但是,他是中國人,他是中國文人,他是封建時代的中國文人。他已實現(xiàn)了自己的價值,卻又迷惘著自己的價值。永州歸還給他一顆比較完整的靈魂,但靈魂的薄殼外還隱伏著無數(shù)誘惑。這年年初,一紙詔書命他返回長安,他還是按捺不住,欣喜萬狀,急急趕去。
當(dāng)然會經(jīng)過汩羅江,屈原的形貌立即與自己交疊起來。他隨口吟道:
南來不做楚臣悲,重入修門自有期。為報春風(fēng)汩羅道,莫將波浪枉明時。
(《汩羅遇風(fēng)》)
這樣的詩句出自一位文化大師之手,讀著總讓人不舒服。他提到了屈原,有意無意地寫成了“楚臣”,倒也沒有大錯。同是汩羅江畔,當(dāng)年悲悲戚戚的屈原與今天喜氣洋洋的柳宗元,心境不同,心態(tài)相仿。
個人是沒有意義的,只有王朝寵之貶之的臣吏,只有父親的兒子或兒子的父親,只有朋友間親疏綱絡(luò)中的一點,只有顫栗在眾口交鑠下的疲軟肉體,只有上下左右排行第幾的座標(biāo),只有社會洪波中的一星波光,只有種種倫理觀念的組合和會聚。不應(yīng)有生命實體,不應(yīng)有個體靈魂。
到得長安,兜頭一盆冷水,朝廷厲聲宣告,他被貶到了更為邊遠(yuǎn)的柳州。
朝廷像在給他做游戲,在大一統(tǒng)的版圖上挪來移去。不能讓你在一處滯留太久,以免對應(yīng)著穩(wěn)定的山水構(gòu)建起獨立的.人格。多讓你在長途上顛顛簸簸吧,讓你記。耗悴皇悄恪
柳宗元凄楚南回,同路有劉禹錫。劉禹錫被貶到廣東連州,不能讓這兩個文人待在一起。到衡陽應(yīng)該分手了,兩們文豪牽衣拱手,流了很多眼淚。宗元贈別禹錫的詩句是:“今朝不用臨河別,垂淚千行便濯纓”。到柳州時,淚跡未干。
嘴角也綻出一絲笑容,那是在嘲謔自己:“十年憔悴到秦京,誰料翻為嶺外行”。悲劇,上升到滑稽。
這年他四十三歲,正當(dāng)盛年。但他預(yù)料,這個陌生的柳州會是他的喪葬之地。他四處打量,終于發(fā)現(xiàn)了這個羅池,池邊還有一座破損不堪的羅池廟。
他無法預(yù)料的是,這個羅池廟,將成為他的祠,被供奉千年。
不為什么,就為他破舊箱篋里那一札皺巴巴的詩文。
屈原自沒于汩羅江,而柳宗元則走過汩羅江了。幸好回來,柳州、永州無所謂,總比在長安強,什么也不怕,就怕文化人格的失落。中國,太寂寞。
在柳州的柳宗元,宛若一個魯濱遜。他有一個小小的貶謫官職,利用著,挖了井,辦了學(xué),種了樹,修了寺廟,放了奴婢。畢竟勞累,在四十七歲上死去。
柳宗元晚年所干的這些事,一般被稱為政績。當(dāng)然也對,但他的政績有點特別,每件事,都按著一個正直文人的心意,依照所遇所見的實情作出,并不考據(jù)何種政治規(guī)范;作了,又花筆墨加以闡釋,疏浚理義,文采斐然,成了一種文化現(xiàn)象。在這里,他已不是朝廷棋盤中一枚無生命的棋子,而是憑著自己的文化人格,營業(yè)著一個可人的小天地。在當(dāng)時的中國,這種有著濃郁文化氣息的小于地,如果多一些,該多好。
時間增益了柳宗元的魅力。他死后,一代又一代,許多文人帶著崇敬和疑問仰望著這位客死南荒的文豪,重蹈他的覆轍的貶官,在南下的路途中,一想到柳宗元,心情就會平適一點。柳州的歷代官吏,也會因他而重新檢點自己的行止。這些都可以從柳侯詞碑廊中看到。柳宗元成了一個獨特的形象,使無數(shù)文官或多或少地強化了文人意識,詢問自己存在的意義。如今柑香亭畔還有一石碑,為光緒十八年間柳州府事蔣兆奎立,這位長沙籍官員寫了洋洋灑灑一大篇碑文,說他從柳宗元身上看到了學(xué)識文章、自然游觀與政事的統(tǒng)一。“夫文章政事,不判兩途,侯固以文章而能政事者,而又以游觀為為政之具,俾亂慮滯志,無所容入,然后理達(dá)而事成,故其惠化至今。”為此,他下快心重修柑香亭,沒有錢,就想方設(shè)法,精打細(xì)算,在碑文中報了一筆籌款明細(xì)帳。亭建成后,他便常來這里思念柳宗元,所謂“每于公退之暇,登斯亭也,江山如是,蕉荔依然,見實聞花,宛如當(dāng)日”,不能不說,這府事的文化意識和文化人格,因柳宗元而有所上升。
更多的是疑問。重重石碑發(fā)出了重重感嘆、重重疑問,柳宗元不斷地引發(fā)著后人苦苦思索:
文字由來重李唐,如何萬里競投荒?
池枯猶滴投荒淚,邈古難傳去國神……
自昔才名天所扼,文章公獨耀南荒……
舊澤尚能傳柳郡,新亭誰為續(xù)柑香?
這些感嘆和疑問,始終也沒有一個澄明的歸結(jié)。舊石碑模糊了,新石碑又續(xù)上去。最新的石碑樹在衣冠墓前,郭沫若題,時間是一九七四年十二月。當(dāng)時,柳宗元變成了“法家”,衣冠墓修得很漂亮。
倒是現(xiàn)任柳州市副市長的幾句話使我聽了眼睛一亮。他說:“這兩年柳州的開放和起,還得感謝柳宗元和其他南下貶官。他們從根子上使柳州開通。”這位副市長年歲尚輕,大學(xué)畢業(yè),也是個文人。
4
我在排排石碑間踽踽獨行。中國文人的命運,在這里裸裎。
但是,日近中天了,這里還是那樣寧靜。游人看是一個祠堂,不大愿意進來。幾個少年抬起頭看了一會石碑,他們讀不懂那些碑文。石碑固執(zhí)地愴然肅立,少年們放輕腳步,離它們而去。
靜一點也好,從柳宗元開始,這里歷來寧靜。京都太嘈雜了,面壁十年的九州學(xué)子,都曾向往過這種嘈雜。結(jié)果,滿腹經(jīng)綸被車輪馬蹄搗碎,脆亮的吆喝填滿了疏朗的胸襟。唯有在這里,文采華章才從朝報奏摺中抽出,重新凝入心靈,并蔚成方圓。它們突然變得清醒,渾然構(gòu)成張力,生氣勃勃,與殿闕對峙,與史官爭辯,為普天下皇土留下一脈異音。世代文人,由此而增添一成傲氣,三分自信。華夏文明,才不至全然黯喑。朝廷萬萬未曾想到,正是發(fā)配南荒的御批,點化了民族的精靈。
好吧,你們就這么固執(zhí)地肅立著吧。明天,或許后天,會有一些游人,一些少年,指指點點,來破讀這些碑文。
內(nèi)容擴展:賞析
《柳侯祠》通過游鑒柳州柳侯祠古跡,抒寫了作者對中國貶官司文化和貶官文人命運的感慨和反思。
全文以柳侯祠為話題,回顧了柳宗元這一唐代偉大文學(xué)家被權(quán)勢差遣,兩遭貶謫流放、四處飄零的命運,展現(xiàn)了中國文人在遠(yuǎn)離政治中心和偏廢世俗物欲后用自己的文化人格“把偌大一個世界的生僻角落變成人人心中的故鄉(xiāng)”的精神價值。
文章自然劃分為四個部分:
第一部分寫游歷柳侯祠。作者說他是應(yīng)柳宗元的邀請而去憑吊柳侯祠的。接著依次介紹了柳宗元的石塑及石塑底座鐫刻的先生的手跡,還有羅池、柑香亭、柳侯祠及衣冠墓。然后重點介紹柳侯祠,由祠中石碑上所刻后人憑吊紀(jì)念文字都已漫漶不可辨識而聯(lián)想到柳宗元的貶謫。這和一般的游記開筆寫法是一致的,由介紹游歷景致入手,寫景狀物,然后由此引出對與景致有關(guān)的歷史文化遺跡的思索與探究。
第二部分回顧柳宗元的兩次貶謫,并從中申發(fā)對文人獨立人格價值意義的.思索與探究。作者首先介紹了柳宗元的被流放地——柳州惡劣的自然環(huán)境:寸草不生、人跡罕至,“投下多少具文人的軀體,也消蝕得無影無蹤”,并且指出柳宗元是從湖南永州的貶放地經(jīng)一紙詔書召回長安,然后又“趕了長路”被貶到這個“遠(yuǎn)未開化”“一聽地名就叫人驚栗”的南荒之地來的。接著作者又回顧了柳宗元貶放湖南永州的10年,指出災(zāi)難使他“十分狼狽”,“喪魂落魄”,然而“也給了他一份寧靜,使他有足夠的時間與自然相晤,與自我對話”,他的獨立人格意識蘇醒的產(chǎn)物《永州八記》使“華夏文學(xué)又一次凝聚出了高峰性的建構(gòu)”。然而作為一個中國封建時代的文人,他的骨子里仍朝向回歸朝堂,納入社會主渠道,在獨立人格精神與政治權(quán)利的追求這一對矛盾對立中,后者占了上風(fēng),使他的再一次被貶的悲劇,上升到滑稽。作者在這一部分末尾感概道:柳宗元“預(yù)料,這個陌生的柳州會是他的喪葬之地”,但他卻無法預(yù)料“就為他破舊箱篋里那一札皺巴巴的詩文”,人們將為他建立祭祠,供奉他千年。
在這一部分中,作者以遺憾、甚至忿恨的筆調(diào)指出本應(yīng)在更大意義上統(tǒng)領(lǐng)一代民族精神的文魁,卻僅僅因辭章入選一架僵硬機體中的零件,被隨處裝上拆下,東奔西顛,成為四處飄零的文化孤魂,他們在僵硬專制的統(tǒng)治下,少有真正的人格獨立,是全無個人意義的種種倫理觀念的組合和會聚。這就使文章從對個人命運的關(guān)注上升到了對人格意義以及獨立自由人格對文化構(gòu)建的意義的探究。
第三部分,承接上文,站在對文化人格探究的高度上審視柳宗元的被貶。他認(rèn)為在蠻山野地,柳宗元“已不是朝廷棋盤中一枚無生命的棋子”,他“憑著自己的文化人格,營筑著一個可人的小天地”。他不屈地挖井、辦學(xué)、種樹、修廟,更多的是“按著一個正直文人的心意,依照所遇所見的實情作出,并不考據(jù)何種政治規(guī)范;作了,又花筆墨加以闡釋,疏浚理義,文采斐然,成了一種文化現(xiàn)象”。雖然死時才47歲,而憑著他千古傳頌的詩文,他的柳侯祠得以香繚繞。他的文化人格使他“成了一個獨特的形象”,“或多或少地強化了文人意識,詢問自己存在的意義”,許多后代文人的文化意識和文化格因柳宗元而有所上升。柳宗元文化人格的復(fù)蘇造就了深遠(yuǎn)長久的影響,并綿延至今。由此作者感慨道:中國,“什么也不怕,就怕文化人格的失落”。
這一部分是上文的深化,又是上文的拓展。
第四部分作者借游人的稀少造就的寧靜進一步抒發(fā)自己的感慨:嘈雜只能每繁衍浮躁,結(jié)果“滿腹經(jīng)綸被車輪馬蹄搗碎,脆亮的吆喝填滿了疏朗的胸襟”。唯有遠(yuǎn)離這一切,文人的文化意識和文化人格才會蘇醒,才會在災(zāi)難中洗刷掉那些只有在走運時才追慕的虛浮層面,去尋找生命的底蘊。唯有這時,“華夏文明,才不至全然黯暗”。作者在這里深刻揭示了在掙脫了種種倫理和觀念枷鎖,找到了獨立自由的個體意義,恢復(fù)了自我的獨立人格,煥發(fā)出自己獨到的文化人格魅力后,中國的文人才是真正鑄就燦爛中華文明、點化民族的精靈。
讀完全文,我們不難感悟到作者的深意。作者沒有去下歷史學(xué)或文化學(xué)領(lǐng)域中常見的斷語和結(jié)論,而是用對柳宗元放逐命運的追溯作為歷史背景,來進行他對文化人格的審視和探究,呼喚精神人格的獨立。如果我們真正洞察現(xiàn)代社會中的許多特別是青少年在精神文明中種種不盡人意之處,尤其是他們明顯的人格缺陷,就會覺得余秋雨在現(xiàn)時強調(diào)這種精神人格的獨立,不啻是一種吶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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