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勃的文學革新觀念

王勃的文學革新觀念

　　導(dǎo)語：王勃的文學革新步伐領(lǐng)先于陳子昂,并為陳子昂的變革起到了一定的引領(lǐng)和推動作用。

　　對于唐代文學的變革,人們普遍把第一份功勞記在陳子昂的名下,而“初唐四杰”之首的王勃常常被視為陳子昂的對立面,多遭排拒之意。南宋劉克莊(1187―1269)在《詩話前集》(《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七十三)中說:“唐初王、楊、沈、宋擅名,然不脫齊梁之體。獨陳拾遺首倡高雅沖澹之音,一掃六代之纖弱,趨于黃初、建安矣。”從創(chuàng)作實踐上看,這種說法是有一些道理。如果從文學觀念上看,則實不其然。王勃與陳子昂的文學觀念極其相似,甚至可以說同出一轍。本文就王勃的文學革新觀念做進一步的探討,祈教于方家。

　　一、文學史對唐代文學革新的普遍認識

　　唐代是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文學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博大雄渾、剛健質(zhì)樸的盛唐文風與唐代強大的國力相表里。唐代文學經(jīng)過眾多作家們的努力,才一步一步走向“崇雅黜浮,氣益雄渾”的。唐代文學走向繁榮的過程中,始終貫穿著一種強烈的革新精神。在一個富有創(chuàng)造力的文學群體中,人們總愛把陳子昂看作是唐代文學改革的先驅(qū)。這種觀念占有主導(dǎo)地位,長期左右著人們對唐代文學史的認識。

　　一種文學史觀的形成,除了憑借一定的歷史事實之外,更主要的是文學史家們的認識對它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陳子昂作為唐代文學革新的先驅(qū),很大程度上是當時及后世一些評論家們的觀念對文學史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唐代推崇陳子昂的人很多,如李華《蕭穎士文集序》說:“君以為……今日陳拾遺子昂文體最正,以此而言,見君之述作矣。”(《全唐文》三一五)李舟《獨孤常州集序》:“天后朝,廣漢陳子昂獨溯頹波,以趣清源,自茲作者,稍稍而出。”(同上四四三)梁肅補闕《李君(翰)前集序》:“唐有天下幾二百載,而文章三變,初則廣漢陳子昂以風雅革浮侈。”(同上五一八)前三種唐人文集序都述及陳子昂在文學變革方面具有開創(chuàng)之功。但這并不足以產(chǎn)生統(tǒng)攝文學史觀的強大慣性,真正使這一觀念為人所知的是文學史上的大家。如韓愈《薦士詩》說:“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宋代歐陽修也說:“唐興,文章承徐庾余風,天下祖尚,子昂始變雅正。”唐宋八大家中的韓愈和歐陽修,以其在唐宋文學界的突出地位,對后世的文學史觀產(chǎn)生了決定性的影響。

　　從創(chuàng)作成果來看,陳子昂在改變唐代文風方面確實做出很大的貢獻,他以“復(fù)古”為創(chuàng)新,力倡“漢魏風骨”。在文學創(chuàng)作方面提倡五言古詩和古代散文,文風古樸,少藻飾,罕用典,具有雄辯之氣勢。高步瀛先生云:“氣體樸厚,語意摯,猶存西漢風格。”(《唐宋文舉要》甲編卷一)但就文學觀念來看,他和王勃確實有相同之處,他們都極力主張改革初唐以來奢靡浮華的文風。文學史家對陳子昂的文學革新觀念常常大加贊賞,而對王勃的文學革新思想未嘗給予充分的肯定。

　　二、王勃的文學革新觀念

　　王勃對于初唐以來所彌漫的六朝文風的不滿,與陳子昂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對初唐文壇所具有的徹底的批判精神,毫不遜色于陳子昂。王勃在《上吏部裴侍郎啟》中說:

　　自微言既絕,斯文不振。屈宗導(dǎo)澆源于前,枚馬張淫風于后。談人主者,以宮室苑圃為雄;敘名流者,以沉酗驕奢為達。故魏文用之而中國衰,宋武貴之而江東亂。雖沈謝爭鶩,適先兆齊梁之危;徐庾并馳,不能止周陳之禍。于是識其道者,卷舌而不言;明其弊者,拂衣而徑逝。潛夫昌言之論作之,而有逆于時;周公孔氏之教存之,而不行于代。天下之文,靡不壞矣。

　　王勃的文學革新觀念具體反映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對六朝以來日漸昌熾的驕奢淫逸、綺麗靡弱文風表現(xiàn)出了強烈的不滿,他對初唐文壇的批判態(tài)度旗幟鮮明。“天下之文,靡不壞矣。”這句話是王勃對當時文學現(xiàn)狀的基本評判,充分反映出當時文學的沉淪和墮落已經(jīng)到了不能不改的地步。一個“壞”的文學必將激勵王勃為“好”的文學而赴湯蹈火,在所不辭。事實上這既顯示了王勃對“壞”文學改革的愿望,同時也暗示了他對“好”文學的期待與創(chuàng)建。陳子昂在《與東方公書》中也毫不掩飾自己對初唐文學的看法,他說:“文章道弊,五百年矣。”“道弊”五百年的文章已經(jīng)宣告它必然是“壞”的,這種“壞”的程度和范圍雖然我們無法準確估計,但它與前邊王勃所陳述的“天下之文”的腐朽是十分接近,甚至可以說是大體相同。從語氣上看,王勃用了一個雙重否定句“靡不壞矣”,可以說他比陳子昂一個肯定句更有殺傷力,由此我們似乎覺得王勃對文學改革的態(tài)度比陳子昂還要堅決和果斷,他敢于直面慘淡的文學,批判得十分干脆徹底。另一方面對漢代文學的推崇和儒家思想的向往,使王勃在否定“壞”文學的同時,提出“好”文學的基本標準。王勃所言的“潛夫昌言之論”,實是指東漢末年的王符和仲長統(tǒng)的著作,他們批判和揭露了當時社會的黑暗和腐朽,有感而發(fā)。“周公孔氏之教”同時表達了王勃對儒家文藝思想的汲取和強化,希望用儒家精神重建一個重內(nèi)容、重風雅、符合時代審美要求的新文學、好文學。陳子昂對“道弊”的文章也提出了改革的標準,他說:“漢魏風骨,晉宋英傳。……思故人�？诌婂灶j靡,風雅之作,以耿耿也。”他明確把“漢魏風骨”作為自己追求的目標,這一點比王勃更為直截了當。如果我們以文獻為依據(jù),對王勃的文學革新觀念進行辨析的話,王勃對“壞”的文學的批判程度似有過于陳子昂之處,但在建立一個“好”文學的目標上,雖然也有自己的想法,但他的口號沒有陳子昂清晰響亮,至少不如陳子昂具體,這也使王勃在建立“好”文學的創(chuàng)作實踐上,成績沒有陳子昂突出和顯著,致使一部分人誤以為他在唐代文學的改革上不如陳子昂激進。

　　三、王勃文學革新觀念的歷史貢獻

　　盡管王勃的文學改革目標和口號不是特別明晰,但我們還是通過他的《上吏部裴侍郎啟》揣摩到他的思想動向。“潛夫昌言之論”雖不能完全等同于“漢魏風骨”,但是至少可以推定他是推崇兩漢文學的,推崇有社會現(xiàn)實內(nèi)容和剛健清新的文學作品。王勃對初唐文壇所充斥的綺麗柔靡文風滿懷憤慨,他的文學觀念表現(xiàn)出了強烈的革新意識。王勃的文學革新觀念使他的文學創(chuàng)作活動與當時上層社會占主導(dǎo)地位的官僚文人主動地拉開了距離,表現(xiàn)出迥異于時人的審美取向。

　　王勃在詩文的形式方面講究聲律,他與同樣講究聲律的沈 期、宋之問有某些相同的旨趣。《新唐書・文苑・宋之問傳》說:“魏建安后迄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婉附,屬對精密。及之問、沈 期又加靡麗,回忌聲病,約句準篇,如錦繡成文。學者宗之,號曰‘沈宗’。”王勃在詩文的聲韻和對偶方面受到當時風氣的影響,在五言律詩的定型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所以李商隱《漫成五章》之一說:“沈宋裁辭矜變律,王楊落筆得良朋;當時自謂宗師妙,今日惟觀對屬能。”正是緣于王勃在唐詩聲律方面的突出表現(xiàn),使他染上六朝遺風,帶上了守舊的色彩,與陳子昂所倡導(dǎo)的古體詩和古代散文似乎形成巨大的反差,因此受到一些文學史家的駁議。清代的劉熙載即持此觀點。他說:“唐初四子治陳、隋之舊,故雖才力迥絕,不免致人異議。陳射洪、張曲江獨能超出一格,為李杜開先。”(《詩概》)事實上王勃雖然在五言詩、駢文方面非常講究聲律,但他對七言古詩的創(chuàng)作,“可謂獨步”(明張遜業(yè)《校正王勃集序》)。由此看來,王勃在古體詩的寫作上也是不甘心謙讓陳子昂的。

　　王勃的文學革新觀念反映在創(chuàng)作上,主要有兩方面的貢獻。其一在內(nèi)容上,王勃極大地開拓了文學題材,他把目光從宮廷移到江山,反映了一定的社會現(xiàn)實,使自己的詩文從“宮體”、“艷情”的圈子里跳出來,擴大了詩篇的內(nèi)容,加強了作品的思想性,開始面對各種社會問題,書寫自己的情思。其二在風格上,王勃表現(xiàn)出雄渾剛健的格調(diào)。王勃曾對龍朔(661―664)初年的文壇表達了自己的看法:

　　嘗以龍朔初載,文場變體;爭構(gòu)纖微,競為雕刻……骨氣都盡,剛健不聞;思革其弊,用光志業(yè)。

　　王勃的文學觀念中,非常明確地表達了他對初唐龍朔文壇“思革其弊”,他要把“骨氣都盡,剛健不聞”的靡弱文風一掃而盡。他的文學革新觀念使他的文學創(chuàng)作具有剛健宏博的氣格。楊炯對王勃的文學改革的成就作了這樣的說明:“長風一振,眾萌自偃。遂使繁綜淺術(shù),無藩籬之固;紛繪小才,失金湯之險。積年綺碎,一朝清廓,翰苑豁如,辭林增峻,反諸宏博,君(指王勃)之力焉。”

　　縱觀唐代的文學革新運動,人們把贊賞的目光更多地投向陳子昂。事實上,王勃所做出的貢獻同樣應(yīng)該給予充分的肯定。王勃的文學革新步伐領(lǐng)先于陳子昂,并為陳子昂的變革起到了一定的引領(lǐng)和推動作用;他們二人在文學革新方面思想大體一致,他們都為“盛唐氣象”的到來建立了不朽功勛。

【王勃的文學革新觀念】相關(guān)文章：

王勃的名言12-27

王勃的詩詞06-23

王勃《滕王閣》賞析11-24

王勃滕王閣序06-15

王勃與《滕王閣序》11-03

詩人王勃簡介11-23

王勃的生平簡介12-13

詩人王勃簡介【經(jīng)典】01-21

王勃的故事分享08-17

王勃的詩大全0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