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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禹錫散文研究
劉禹錫,是中唐時期著名的文學家,一生以其詩歌創(chuàng)作聞名于世,而劉禹錫在散文創(chuàng)作上也很有建樹。
散文研究現(xiàn)狀
劉禹錫的散文無論在質(zhì)量上還是數(shù)量上都有相當可觀的成績。其傳世的近千余首詩文中,文的創(chuàng)作近三百篇,占總創(chuàng)作量的三分之一。劉氏的散文在議論方面,大都說理透辟,論證充足,詞鋒犀利,雄健流暢,記敘與描寫方面又能做到文情并茂,生動感人。正如柳宗元所說劉禹錫的散文“雋而膏,味無窮而炙愈出”。除一些應(yīng)酬公文之外,不管是長篇巨論或精簡短小的作品,多數(shù)意味深厚,引人人勝。
就現(xiàn)有研究成果來看,對于劉禹錫的散文研究還只是一些單篇論文,其中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主要是1995年唐驥在《寧夏大學學報》上發(fā)表的《劉禹錫散文略論》[1],1998年馬來西亞學者林水�在《唐代文學研究》上發(fā)表的《劉禹錫散文成就》[2],2007年章放在《吉林省教育學院學報》上發(fā)表的《體式風潮個性――劉禹錫散文新論》[3],以及2010年福建師范大學蘇文根的碩士畢業(yè)論文《劉禹錫散文研究》[4]。而這些論文從劉禹錫散文的風格、思想、成就方面論述劉禹錫散文的價值,都有一定的學術(shù)意義,當然也有有待商榷的地方。綜合歷代大家和當前學者對于劉禹錫詩文的研究,目前對于劉禹錫散文的發(fā)掘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1、劉禹錫生平、年譜的編纂
對于劉禹錫生平年譜的考察始于20世紀30年代,1931年子葵在《南風》上發(fā)表的《劉禹錫》對其生平作了系年,之后對于劉禹錫生平的研究開始深入,1960年敬堂發(fā)表了《關(guān)于劉禹錫生平的一些問題》,1963年又出版了《劉禹錫年譜(簡編)》,同年,中華書局出版了卞孝萱先生編著的《劉禹錫年譜》,對劉禹錫生平經(jīng)歷和大部分詩作作了系年,由此掀起了對于劉禹錫編年研究的熱潮,在此基礎(chǔ)上產(chǎn)生了一大批相關(guān)論文,如吳在慶《卞著<劉禹錫年譜>辨補》[5]等文。此外,近年來在所出版的劉禹錫文集,全集,評傳等著作中逐漸將劉禹錫生平年譜附錄,進一步完善了劉禹錫年譜的編輯考察,如2003年由陶敏、陶紅雨編著的《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6]就是這方面的佳作。
綜合歷年來對于劉禹錫年譜的編校整理,問題主要集中在劉禹錫的籍貫、家世和年齡上,其爭議的原因在于史料記載的差異,首先,對于劉禹錫的籍貫,《舊唐書》本傳稱為“彭城人”,而《新唐書》本傳則稱:“自言系出中山。”彭城在今江蘇徐州,而中山則是今天的河北唐縣,由此引發(fā)籍貫的爭議。其次,關(guān)于劉禹錫的家世,在劉禹錫的《子劉子自傳》中自稱系出“漢中山靖王劉勝”,后有以胡姓“劉亮”為七代祖,前后不一,而產(chǎn)生矛盾。再次,關(guān)于劉禹錫的年齡,《舊唐書》本傳稱“會昌二年七月卒,時年七十一”,而《新唐書》本傳則稱“卒于七十二”由于記載的不同而一度引起學者的論戰(zhàn)。
2、交游情況的考察
劉禹錫一生為官,歷經(jīng)數(shù)朝,宦海沉浮,期間和大量文人、政客有交往,而對于劉禹錫交游情況的考察除了依據(jù)劉禹錫年譜外,還有一些專門的論文論及,如卞孝萱的《劉禹錫交游新考》[7],瞿蛻園的《劉禹錫交游錄》[8]以及一些單篇論文,這些研究將劉禹錫的交友活動主要集中在柳宗元、白居易、元稹、韓愈、武元衡、令狐楚、裴度等人身上。
柳宗元與劉禹錫“二十年來萬事同”,被看做是與劉禹錫交游最為緊密的人,研究二者的文章也最多,從現(xiàn)有期刊上來看,相關(guān)論文十余篇,如卞孝萱《試釋“二十年來萬事同”――劉禹錫與柳宗元交游小考》,張春山《珠聯(lián)璧合兩知己――論柳宗元與劉禹錫的友誼》、陳瓊光《柳宗元與劉禹錫的關(guān)系》等,而值得一提的是2010年汪政在《安徽文學》上發(fā)表的《劉禹錫、柳宗元散文題材比較》更是在劉禹錫與柳宗元的交游的基礎(chǔ)上將二者在文學上的成就加以比較研究,從中展現(xiàn)相同貶謫經(jīng)歷給劉柳二人帶來的影響。
此外,劉禹錫與韓愈的關(guān)系一直都是學界研究的焦點,在劉禹錫的《祭韓吏部文》中,感人至深的將韓愈的一生加以頌揚,但真實的情況又是如何,卞孝萱的《劉禹錫與韓愈――<劉禹錫的交游>之一》陳克明《略論韓愈、柳宗元、劉禹錫的友誼和分歧》等,都從史詩的角度探求他們之間真正的關(guān)系。
3、作品真?zhèn)蔚目急?/strong>
對于劉禹錫散文真?zhèn)螁栴}的考辨主要集中在千古名篇《陋室銘》上,因為此文在《文苑英華》和《唐文萃》上都沒有收錄,前代各種版本的劉集也沒有收錄,僅見于清人所編《古文觀止》,所以后人對其著作權(quán)提出異議。反對之聲首先來自卞孝萱,他在1963年出版的《劉禹錫年譜》中提出《陋室銘》非劉禹錫所做,1979年于北山引用北宋釋智圓《閑居編》中的材料,也認為此非劉氏所出。贊同《陋室銘》為劉禹錫所做的主要以吳汝煜為代表,吳汝煜在他的《談劉禹錫的陋室銘》中也提出,雖然《陋室銘》不見于前代各本劉集,但他以刻石和碑帖的形式流傳,其可靠程度決不再本集之下,并從《陋室銘》的思想內(nèi)容、劉禹錫的經(jīng)歷和詩歌作品找出根據(jù)加以佐證。一時間,學界對于《陋室銘》的真?zhèn)我约皻w屬問題展開的激烈的討論。而隨著《陋室銘》真?zhèn)螁栴}的產(chǎn)生和升溫,也帶來了一系列相關(guān)討論,其中最主要的則是對于《陋室銘》中“陋室”所在地的考辨,但是上述這些由于沒有明確的史料記載,所以尚難定案。
除了散文真?zhèn)螁栴}的考辨外,劉禹錫的一些詩歌也存在作者歸屬的問題,如《楊柳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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