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隱文學(xué)成就

李商隱文學(xué)成就

　　李商隱的格律詩繼承了杜甫在技巧上的傳統(tǒng)，也有部分作品風(fēng)格與杜甫相似。李商隱的詩經(jīng)常用典，而且比杜甫用得更深更難懂，而且常常每句都用典故。

　　玉谿詩

　　李商隱通常被視作唐代后期最杰出的詩人，其詩風(fēng)受李賀影響頗深，在句法、章法和結(jié)構(gòu)方面則受到杜甫和韓愈的影響。王安石云：“唐人知學(xué)老杜而得其藩籬者，惟義山一人而已。”李調(diào)元《雨村詩話》認為：“學(xué)杜而處處規(guī)，此笨伯也，終身不得升其堂，況人其室。唐人升堂，惟李義山一人而已。”葉紹蘊《石林詩話》云：“唐人學(xué)老杜，為商隱一人而已;雖未盡造其妙，然精密華麗，亦自得仿佛。”許多評論家認為，在唐朝的優(yōu)秀詩人中，他的重要性僅次于杜甫、李白、王維等人。就詩歌風(fēng)格的獨特性而言，他與其他任何詩人相比都不遜色。贊賞李商隱詩歌和批評他的人，所針對的都是他鮮明的個人風(fēng)格。后世許多詩人模仿李商隱的風(fēng)格，但沒有一位被認可。

　　根據(jù)劉學(xué)鍇、余恕誠的整理研究，李商隱流傳下來的詩歌共594首，其中381首已經(jīng)基本確定了寫作的時間，213首無法歸入具體的年份。此外，還有十來首懷疑是李商隱的詩作，不過證據(jù)欠充分。

　　題材

　　從吟詠的題材來看，李商隱的詩歌主要可以分為幾類：

　　政治和詠史。作為一個關(guān)心政治的知識分子，李商隱寫了大量這方面的詩歌，留存下來的約有一百首左右。其中《韓碑》、《行次西郊作一百韻》、《隨師東》、《有感二首》等，是其中比較重要的作品。李商隱早期的政治詩指陳時局，語氣嚴厲悲憤，又含有自我期許的意味，很能反映他當時的心態(tài)。在關(guān)于政治和社會內(nèi)容的詩歌中，借用歷史題材反映對當代社會的意見，是李商隱此類詩歌的一個特色。《富平少侯》、《北齊二首》、《茂陵》等，就是其中的代表。

　　抒懷和詠物。李商隱一生仕途坎坷，心中的抱負無法得到實現(xiàn)，于是就通過詩歌來排遣心中的郁悶和不安。《安定城樓》、《春日寄懷》、《樂游原》、《杜工部蜀中離席》是流傳得較廣的幾首。值得注意的是，這類內(nèi)容的作品中許多七言律詩被認為是杜甫詩風(fēng)的重要繼承者。

　　感情詩。包括大多數(shù)無題詩在內(nèi)的吟詠內(nèi)心感情的作品是李商隱詩歌中最富有特色的部分，也獲得了后世最多的關(guān)注�！跺\瑟》、《燕臺詩》、《碧城三首》、《重過圣女祠》等，保持了與無題詩類似的風(fēng)格。而《柳枝五首》、《夜雨寄北》、《悼傷后赴東蜀辟至散關(guān)遇雪》等，則反映出李商隱感情詩另一種風(fēng)格的意境。他本人在《上河?xùn)|公啟》中稱：“至于南國妖姬，叢臺妙妓，雖有涉于篇什，實不接于風(fēng)流。”

　　應(yīng)酬和交際。在李商隱用于交際的詩作中，寫給令狐绹的幾首(《酬別令狐補闕》、《寄令狐郎中》、《酬令狐郎中見寄》、《寄令狐學(xué)士》、《夢令狐學(xué)士》、《令狐舍人說昨夜西掖玩月因戲贈》)特別引人注意，為解釋他與令狐绹的關(guān)系提供了直接的證據(jù)。

　　風(fēng)格

　　李商隱擅作七律和五言排律，七絕也有不少杰出的作品。清朝詩人葉燮在《原詩》中評李商隱的七絕“寄托深而措辭婉，實可空百代無其匹也。”

　　李商隱一生糾纏于政治派系斗爭，與戀愛的痛苦中，養(yǎng)成感傷抑郁的性格。作品中多諷刺意味，大半借托史事，寄其吊古傷今之意。其愛情詩手腕高妙，嚴肅而不輕薄，清麗而不浮淺。

　　他的格律詩繼承了杜甫在技巧上的傳統(tǒng)，也有部分作品風(fēng)格與杜甫相似。李商隱的詩經(jīng)常用典，而且比杜甫用得更深更難懂，而且常常每句都用典故。他在用典上有所獨創(chuàng)，喜用各種象征、比興手法，有時讀了整首詩也不清楚目的為何。而典故本身的意義，常常不是李商隱在詩中所要表達的意義。例如《常娥》(嫦娥)，有人直觀認為是詠嫦娥之作，紀昀認為是悼亡之作，有人認為是描寫女道士，甚至認為是詩人自述，眾說紛紜。

　　也正是他好用典故的風(fēng)格，形成了他作詩的獨特風(fēng)格。據(jù)宋代黃鑒整理的筆記《楊文公談苑》記載，李商隱每作詩，一定要查閱很多書籍，屋子里到處亂攤，被人比作“獺祭魚”。明王士楨也以玩笑的口吻說：“獺祭曾驚博奧殫，一篇錦瑟解人難。”(《戲仿元遺山論詩絕句》)批評意見認為他有時用典太過，犯了晦澀的毛病，使人無法了解他的詩意。魯迅曾說：“玉谿生清詞麗句，何敢比肩，而用典太多，則為我所不滿。”(1934年12月致楊霽云的信)

　　此外，李商隱的詩詞藻華麗，并且善于描寫和表現(xiàn)細微的感情，葉嘉瑩認為李義山的詩感受精微銳敏、心意窈眇幽微，足以透出于現(xiàn)實之外而深入于某一屬于心靈之夢幻的境界。

　　無題詩

　　主條目：無題詩

　　李商隱以無題詩著名。根據(jù)《李商隱詩歌集解》里所收詩歌的統(tǒng)計，基本可以確認詩人寫作時即以《無題》命名的共有15首：

　　《無題》(八歲初照鏡)

　　《無題》(照梁初有情)

　　《無題二首》(昨夜星辰;聞道閶門)

　　《無題四首》(來是空言;颯颯東南;含情春畹晚;何處哀箏)

　　《無題》(相見時難)

　　《無題》(紫府仙人)

　　《無題二首》(鳳尾香羅;重帷深下)

　　《無題》(近知名阿侯)

　　《無題》(白道縈回)

　　《無題》(萬里風(fēng)波)

　　另有5首在目前通行的詩集中經(jīng)常被標為“無題”的(五律“幽人不倦賞”、七絕“長眉畫了”、“壽陽公主”、“待得郎來”、“戶外重陰”)，經(jīng)馮浩、紀昀等人考訂，認為多半是由于版本問題而產(chǎn)生的原題丟失情況，并非真正的無題詩。

　　有些研究者(如楊柳)認為李商隱詩集中部分有題目的詩也應(yīng)該屬于無題詩一類，理由是這些詩的題目往往是從詩的首句中取前幾字為題(如《昨日》、《日射》等)，或者詩題與內(nèi)容本身毫無聯(lián)系(如《為有》、《一片》等)。但如果以這樣的標準來看，李商隱詩集中可以歸入無題詩的就有近百首之多。所以此說并沒有得到多數(shù)人的支持。

　　另一方面，許多人傾向于將《錦瑟》、《碧城三首》、《玉山》等詩與無題詩相提并論，認為它們在寫法和意境有相似的地方，都是通過隱晦的筆觸表現(xiàn)一種微妙復(fù)雜的感情。事實上，正是這種一言難盡的情形，使得無題詩吸引了眾多的研究者，都試圖對這些詩的真正含義作出解釋。然而沒有一個人的注解能夠非常令人信服的闡明詩中的涵義。

　　馮浩在《玉谿生詩集箋注》總結(jié)了前人關(guān)于無題詩的箋注工作，從中可以看出諸家觀點之大不同：“自來解無題諸詩者，或謂其皆屬寓言，或謂其盡賦本事。各持偏見，互持莫決。余細讀全集，乃至實有寄托者多，直做艷情者少，夾在不分，令人迷亂耳。”

　　影響

　　施蟄存認為，李商隱的詩的社會意義雖然不及李白、杜甫、白居易，但是李商隱是對后世最有影響力的詩人，因為愛好李商隱詩的人比愛好李、杜、白詩的人更多。在清代孫洙編選的《唐詩三百首》中，收入李商隱的詩作22首，數(shù)量僅次于杜甫(38首)、王維(29首)、李白(27首)，居第四位。這個唐詩選本在中國家喻戶曉，由此也可以看出李商隱在普通民眾中的巨大影響。

　　晚唐時期，韓偓、吳融和唐彥謙已經(jīng)開始自覺學(xué)習(xí)李商隱的詩歌風(fēng)格。到了宋代，學(xué)習(xí)李商隱的詩人就更多了。據(jù)葉燮說：“宋人七絕，大概學(xué)杜甫者什六七，學(xué)李商隱者什三四。”(《原詩》)北宋初期的楊億、劉筠、錢惟演等人宗法李商隱，經(jīng)�；ハ喑�和，追求辭藻華美、對仗工整，并刊行了一部《西昆酬唱集》，被稱為西昆體。在當時頗有影響。此外，王安石對李商隱也評價很高，認為他的一些詩作(如：《杜工部蜀中離席》)“雖老杜無以過也”(《蔡寬夫詩話》)。王安石本人的詩歌風(fēng)格也明顯受到李商隱的影響。

　　明朝的詩人從前、后七子到陳子龍、錢謙益、吳偉業(yè)，都受到李商隱的影響。清朝喜歡寫艷情詩的人更是專學(xué)李商隱的無題詩，例如王彥泓的《疑云集》和《疑雨集》。民國時期鴛鴦蝴蝶派小說中的香艷詩也是受到他的影響。

　　關(guān)于李商隱對后世的影響，可以參看吳調(diào)公《李商隱對北宋詩壇的影響》、《李商隱在清代的余波綺麗》、王玉祥《李商隱對蘇曼殊詩的影響》、王兆陽《論李商隱的詩對詞的獨特風(fēng)格形成的影響》、劉學(xué)鍇《李商隱詩與唐宋婉約詞》等論文。

　　樊南文

　　李商隱的寫作，除詩歌以外的成就被論及得較少。事實上，他是晚唐時期最重要駢體文作家之一。這種文體注重文辭的對偶，并使用大量典故，廣泛使用在唐代官方文件中。李商隱在令狐楚的培養(yǎng)下，成了一位駢體文的專家，為許多官員代筆起草過奏折、書信等文書。《舊唐書·文苑傳》說李商隱“尤善為誄奠之辭”。由于當時章奏中使用的駢體文，要求詞藻華麗，又要表述準確，因此對于用典的要求很高。而擅長寫作駢體文的李商隱，養(yǎng)成了用典的習(xí)慣，因此被認為這是他的詩歌中喜歡用典的原因。

　　李商隱曾將其駢體文作品編訂為《樊南甲集》、《樊南乙集》各20卷共832篇。根據(jù)《新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志》的記載，李商隱的文集，除了自編兩集，還有另外一些。但前述這些文集，都沒有流傳下來。目前可以看到的李商隱的文章，是朱鶴齡、徐炯、馮浩、錢振倫、錢振常、張采田、岑仲勉、劉學(xué)鍇、余恕誠等人，先后從《全唐文》、《文苑英華》、《唐文粹》等書中搜輯、考證而得到的。最新的匯編文集《李商隱文編年校注》(劉學(xué)鍇、余恕誠，中華書局，2002)中收入了352篇文章，其中大部分是駢體文，也有少量被稱為“古文”的散體文。

　　范文瀾在《中國通史簡編》中對李商隱的駢體文評價很高，認為只要《樊南文集》存留，唐代的駢體文就算全部遺失也不可惜。

　　“三十六體”

　　主條目：三十六體

　　李商隱、段成式、溫庭筠的詩歌由于風(fēng)格相近，且都排行十六，并稱三十六體。

　　“三十六體”的說法，最早見于《新唐書·文藝下·李商隱傳》：“商隱初為文瑰邁奇古，及在在令狐楚府，楚本工章奏，因授其學(xué)。商隱儷偶長短，繁縟過之。時溫庭筠、段成式俱用是相夸，號‘三十六體’。”而在《舊唐書·文苑下·李商隱傳》中，卻只有“與太原溫庭筠、南郡段成式齊名，時號‘三十六’”的說法，沒有視其為一個文體流派。因此，岑仲勉(《玉谿生年譜會箋平質(zhì)》)認為“三十六體”的說法，產(chǎn)生于《新唐書》傳記作者宋祁的誤會。不過，對這一觀點很少有人表示贊同。從元代辛文房(《唐才子傳》)開始，后世多將“三十六體”視為一個確定的概念�！稘h語大詞典》、《辭源》、《中國文學(xué)家大辭典》等辭典均收入“三十六體”的條目。

　　對于“三十六體”的內(nèi)涵，有各種不同的說法。有認為是指一種詩歌的風(fēng)格流派，有認為是指駢體文的風(fēng)格流派，也有認為這種風(fēng)格既包括詩歌也包括駢體文。更多的時候，人們故意以含糊的態(tài)度談?wù)撨@個名詞。陳冠明分析了歷史上對此的各種觀點，認為“三十六體”是宋祁總結(jié)和認定的李商隱、溫庭筠、段成式三人的駢體文流派。(《“三十六體”：宋祁總結(jié)、認定的駢文體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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