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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詩經和離騷的地位

        時間:2020-11-22 13:55:38 離騷 我要投稿

        詩經和離騷的地位

          《離騷》是《楚辭》篇名,屈原的代表作,是中國古代最長的抒情詩。下面是詩經和離騷的地位,一起來看看吧。

        詩經和離騷的地位

          《離騷》與《楚辭》

          《離騷》是屈原的代表作,是屈原用他的理想、遭遇、痛苦、熱情以至于整個生命熔成的詩篇。詩中大量運用古代神話與傳說,通過極其豐富的想象與聯想,采用鋪陳描述的手法具有強烈的藝術魅力。

          “楚辭”是以屈原為代表的楚國詩人所創(chuàng)造的一種新詩體,這種詩體吸取了楚地民歌的營養(yǎng),運用楚地方言韻律,反映楚地的民風,寫成詩歌形式。在表現手法上,大量運用賦比興的糅合形式,充滿浪漫主義色彩。在語言上,突破了《詩經》以四字句為主的格局,每句字數不等,句法參差錯落,起伏回宕,并且多用“兮”字增強韻律和幫助表達充沛的感情。在屈原之后,有一些詩人競相效仿,用楚辭體寫作,但楚辭體最重要的作者仍是屈原,不僅因為他是這種詩體的首創(chuàng)者,而且因為他的作品數量多,思想水平和藝術水平最高,又因為他的《離騷》代表楚辭,所以楚辭體又稱為“騷體”。

          西漢末年,劉向將屈原、宋玉及漢人模仿的作品合編為《楚辭》,從此,《楚辭》便是繼《詩經》之后又一部詩歌總集,它對后世的影響,只有《詩經》可以與它相媲美。

          中國文學史上歷來“風”“騷”并稱,“風”是指《詩經》,“騷”是指以《離騷》為代表的《楚辭》,“風騷”開創(chuàng)了我國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文學的源頭。

          詩經的地位

          《詩經》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遠的影響,奠定了我國詩歌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哺育了一代又一代詩人,我國詩歌藝術的民族特色由此肇端而形成。

          《詩經》雖有少數敘事的史詩,但主要是抒情言志之作!缎l(wèi)風·氓》這類偏于敘述的詩篇,其敘事也是為抒情服務的,而不能簡單地稱為敘事詩。《詩經》可以說主要是一部抒情詩集,在二千五百多年前產生了如此眾多、水平如此之高的抒情詩篇,是世界各國文學中罕見的。從《詩經》開始,就顯示出我國抒情詩特別發(fā)達的民族文學特色。從此以后,我國詩歌沿著《詩經》開辟的抒情言志的道路前進,抒情詩成為我國詩歌的主要形式。

          《詩經》表現出的關注現實的熱情、強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識、真誠積極的人生態(tài)度,被后人概括為“風雅”精神,直接影響了后世詩人的創(chuàng)作。

          《詩經》中以個人為主體的抒情發(fā)憤之作,為屈原所繼承。“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史記·屈原列傳》)《離騷》及《九章》中憂憤深廣的作品,兼具了國風、“二雅”的傳統(tǒng)。漢樂府詩緣事而發(fā)的特點,建安詩人的慷慨之音,都是這種精神的直接繼承。后世詩人往往倡導“風雅”精神,來進行文學革新。陳子昂感嘆齊梁間“風雅不作”(《與東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他的詩歌革新主張,就是要以“風雅”廣泛深刻的現實性和嚴肅崇高的思想性,以及質樸自然、剛健明朗的創(chuàng)作風格,來矯正詩壇長期流行的頹靡風氣。不僅陳子昂,唐代的許多優(yōu)秀詩人,都繼承了“風雅”的優(yōu)良傳統(tǒng)。李白慨嘆“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古風》其一);杜甫更是“別裁偽體親風雅”(《戲為六絕句》其六),杜詩以其題材的廣泛和反映社會現實的深刻而被稱為“詩史”;白居易稱張籍“風雅比興外,未嘗著空文”(《讀張籍古樂府》),實際上白居易和新樂府諸家,所表現出的注重現實生活、干預政治的旨趣和關心人民疾苦的傾向,都是“風雅”精神的體現。而且這種精神在唐以后的詩歌創(chuàng)作中,從宋陸游到清末黃遵憲,也代不乏人。

          如果說,“風雅”在思想內容上被后世詩人立為準的,比興則在藝術表現手法上為后代作家提供了學習的典范!对娊洝匪鶆(chuàng)立的比興手法,經過后世發(fā)展,成了我國古代詩歌獨有的民族文化傳統(tǒng)!对娊洝分袃H作為詩歌起頭協(xié)調音韻,喚起情緒的興,在后代詩歌中仍有表現。而大量存在的兼有比義的興,更為后代詩人所廣泛繼承,比興就成了一個固定的詞,用來指詩歌的形象思維,或有所寄托的藝術表現形式。《詩經》中觸物動情,運用形象思維的比興,塑造鮮明的藝術形象,構成情景交融的藝術境界,對我國詩歌的發(fā)展具有重大的意義。后世詩歌中的興象、意境等,對我國詩歌的發(fā)展具有重大的意義。后世詩歌中的興象、意境等,都可以在《詩經》里看到萌芽。后代的民歌和模仿民歌的文人作品中,以興句起頭的很多。漢樂府民歌、古詩十九首,以及魏晉時期許多文人的創(chuàng)作中,都不乏其例,這明顯是對《詩經》起興手法的繼承。而興句和所詠之辭融為一體,構成詩的意境,則是《詩經》比興發(fā)展的`更高階段。

          《詩經》于比興時有寄托,屈原在《楚辭》中,極大地發(fā)展了《詩經》比興寄托的表現手法。同時,《詩經》中不一定有寄托的比興,在《詩經》被經學化后,往往被加以穿鑿附會,作為政治說教的工具。因此,有時“比興”和“風雅”一樣,被用來作為提倡詩歌現實性、思想性的標的。而許多詩人,也緊承屈原香草美人的比興手法,寫了許多寓有興寄的作品。比興的運用,形成了我國古代詩歌含蓄蘊藉、韻味無窮的藝術特點。

          《詩經》對我國后世詩歌體裁結構、語言藝術等方面,也有深廣的影響。曹操、嵇康、陶淵明等人的四言詩創(chuàng)作直接繼承《詩經》的四言句式!对娊洝菲渌鞣N句式當時只是單句,后世演之,遂以成篇。同時,后世箴、銘、誦、贊等文體的四方言句和辭賦、駢文以四六句為基本句式,也可以追溯到《詩經》?傊,《詩經》牢籠千載,衣被后世,不愧為中國古代詩歌的光輝起點。

          離騷的地位

          從我國文學史的發(fā)展上來看,屈原上承《風》《雅》詩人,下啟兩漢賦家,自是一個承先啟后而最有創(chuàng)造性和最有影響的偉大的天才詩人。劉勰《文心雕龍·辨騷篇》說:“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郁起,其《離騷》哉!固已軒翥詩人之后,奮飛賦家之前,豈去圣之未遠,而楚人之多才乎?”這話評價屈原及其作品頗為簡括、愜當。《辨騷篇》末又說:“不有屈原,豈見《離騷》?”就是這樣首次論定了屈原及其作品在文學史上的位置。

          當然,提起最初對于屈原及其作品有深刻的認識,而給以很高的評價的,我們不會忘記首先為屈原作傳記的司馬遷。章炳麟《檢論》說:“《楚辭》傳本非一,然淮南王安為《離騷傳》,則知定本出于淮南。”又說:“班孟堅引淮南《離騷傳》,文與《屈原列傳》正同,知斯傳非太史自纂也。”盡管司馬遷所據《楚辭》祖本及其評價或有出于淮南,他總得加工一番才能作出屈原傳記!妒酚·屈原賈生列傳》里說:“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

          《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原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原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秶L》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

          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蟬蛻于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據此可見,劉勰評價屈原主要是從文學史上從文體源流上觀察來的;司馬遷評價屈原是從其人格和風格上觀察得來的;這里不但論定了《離騷》是屈原的代表作,而且指出了它的特點,是以古見今、以小見大、以近見遠、以物見志的浪漫主義的象征手法;主要地發(fā)見了作者同基于一般人的精神狀態(tài)上,而從自己的特殊的遭遇里,鍛煉了發(fā)展了而自成其崇高的偉大的心靈;發(fā)見了作者的生平人格和作品風格的完整、有機、訴合無間,賦予了作品以不朽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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