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選《長恨歌》的創(chuàng)作及其主題思想
《長恨歌》白居易作中膾炙人口的名篇，以精煉的語言，優(yōu)美的形象，敘事和抒情結合的手法，其創(chuàng)作主題蘊意深刻，值得大家深究!
《長恨歌》的創(chuàng)作及其主題思想一
關于《長恨歌》主題的探討情況關于《長恨歌》的主題，建國以來學界多次展開討論，綜合各家的觀點，大致可分為三派：其一是諷刺說，其二是愛情說，其三是雙重主題說，即既有諷刺又有愛情的雙重主題。
諷刺說發(fā)端于古人。南宋陸游說，杜甫的“《哀江頭》即《長恨歌》也。”明代的唐汝詢說：“《長恨歌》譏明皇迷于色而不悟也。”清乾隆皇帝的八個字下得很準：“哀艷之中，具有諷刺。”
“哀”的“艷，”就是楊玉環(huán)，是形式;“諷刺’’唐明皇，是內容。這幾個人都認為詩中的帝王和后妃是否定的對象，詩歌的主題與白居易同時所寫的《李夫人》是一樣的。
愛情說是20世紀50年代后半期提出來的�；居^點是詩中帝妃是正面藝術形象。立論的依據(jù)是詩的后半部分對愛情的描寫。但他們無法將其觀點貫穿到前半部分，他們也承認詩的前半部分具有諷刺和譴責的意味。此說的不徹底性使他們在爭論中處于少數(shù)地位。
諷刺說與愛情說各執(zhí)一端，那么試圖調和矛盾的雙重主題說便得以產(chǎn)生。這一派既承認詩的前半部分具有諷刺意義。又承認后半部分李楊有誠篤的相愛之情，并認為作者偏重于后一方面。因而這一派被認為是折衷派，也可以說是愛情說的支持《長恨歌》的創(chuàng)作及其主題思想派。
列寧說：“在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問題時，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絕對要求，就是要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范圍內，”(列寧《論民族自決權》，《列寧選集》第二卷512頁)去把握那個時代的特殊精神，去體會那個時代所反映出來的特殊情趣。當然這種特殊的情趣還是由作家的作品反映的，因而就必須先“知人論世”顧及到作家創(chuàng)作時的各種因素。
從時間上說，楊玉環(huán)死于756年，白居易寫《長恨歌》是在年，正好相隔半個世紀。半個世紀的過濾，只會引起作者對事件的冷靜思考，而不會引起作者哀艷的熱烈沖動。詩歌的情感動力只會來源于詩人當時所處的社會環(huán)境。
葉燮在《原詩》中說：“發(fā)為文章，形為詩賦，其道萬千，余得以三語蔽之：日理、日事、日情，不出乎此而已。”“先揆乎理：
揆之于理不謬，則理得。次征諸事：征之于事而不悖，則事得。終絮乎情：絮之于情而可通，則情得。”所以我們也應從合理、合事、合情三方面分析。
先看理，理有兩層：一是作者寫《長恨歌》與他寫《策林》同時，也與他寫的《李夫人》同時，作者的文學思想與其政治思想是相呼應的，也就是說與《策林》中的思想是一致的，更何況是像白居易這樣的不為虛文的詩人�！堕L恨歌》與《李夫人》同時，《李夫人》中也寫了唐明皇，其小序是“鑒嬖惑也。”那么作為同一題材的《長恨歌》，主題當與其相近而不會相悖。二是《長恨歌》的特殊性在于，主題的完成采用的是悲劇故事的模式，把帝妃的愛情悲劇托浮在國家大悲劇的背景之下，或者說是在安史之亂的典型環(huán)境下寫出李楊的典型性格。遵循了常人對愛情悲劇的理解邏輯：先寫他們的花容月貌，傾心相愛;再寫外界的障白居易研究一礙和彼此經(jīng)歷的磨難;最后升華主題，使讀者與作者一起，共同塑造了文本中的人物形象--盡管各人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大不相同�！堕L恨歌》之所以贏得古今中外許多讀者的欣賞，就是用慣常的悲劇程式寫了一個帝妃的悲劇。
再看事：《李夫人》用漢武帝、周穆王、唐玄宗之事，簡筆勾勒出“尤物惑人”的主題，小序云：鑒嬖惑也。陳寅恪先生指出“其暢述人天生死、形魂離合之關系，”是“從漢武帝李夫人故事附益之耳。”(《元白詩箋證稿》l3頁，中華書局l963年5月第1版)為什么要附會一些美麗的神話，就是要在史實的基礎上，運用浪漫主義的手法，寫天上人間的相思之苦，達到藝術的真實。
最后看情：《李夫人》所抒之情是對女色誤國之憤恨，是非很清楚。作者的思想也說得明明白白。“自古及今皆若斯;君不見穆王三日哭，重璧臺前傷盛姬;又不見泰陵一掬淚，馬嵬坡下念楊妃�？v令妍姿艷質化為土，此恨長在無銷期。生亦惑，死亦惑，尤物惑人忘不得，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傾城色。，，《長恨歌》主題的隱晦之處，在于有著諸多的凡人的情感歷程，按人之常情娓娓道來，先寫愛戀之深，次寫永離之痛，最后寫相思之癡，是通俗化和演義化了的皇家愛情悲劇。使人不易在撲朔迷離中把握其主題傾向。
榮格說：藝術家并不是一個能找尋自己個人目的的、意志上完全自由的人，雖然他為人類的一員也有自己的情緒、意志和個人目的，但是作為藝術家，“他是一個高度感受力的人。，，侏狄《當代西方美學》23頁，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第l版)白居易正是運用自己的高度感受力，抓取具有集體原型意義的李楊血.型，寫出了觸及社會靈魂、更滿足全民族心靈需要的詩篇。
《長恨歌》的創(chuàng)作及其主題思想二
從當時的創(chuàng)作背景看首先，寫《長恨歌傳》的陳鴻說：“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樂天自校書郎尉于周至，鴻號浪琊王質夫家於是邑。暇日相攜游仙游寺，話及此事，相與感嘆，質夫舉酒于樂天前日：t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潤色之，則與時消沒，不聞于世。樂天深于詩，多于情者也，試為歌之，如何?’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懲尤物，窒亂階，垂于將來也。樂天因為《長恨歌》。歌既成，使鴻傳焉。世所不聞者，予非開元遺民，不得知;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紀》在。今但傳《長恨歌》云爾。”由這段話可以看出，自居易的《長恨歌》與陳鴻《長恨歌傳》是同一題材的不同體裁，這是一種新的傳奇小說形式，有《歌》有《傳》，既“可以見詩筆”f詩歌部分)，又“可以見史才”(記事部分)，詩與傳互相輝映和補充，“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懲尤物，窒亂階，垂于將來也。就是說他們有共同的創(chuàng)作意圖，主題是統(tǒng)一的，陳寅恪先生說：“必須合并讀之，賞之，評之”方可。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第一章其次，從白居易在這一時期的作品中，幾次寫到尤物害人的意思，也可以窺見《長恨歌》主題：《新樂府·八駿圖》“由來尤物.不在大，能蕩君心則為害。”《新樂府·李夫人》“生亦惑，死亦惑i尤物惑人忘不得，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傾城色。”在這兩首詩的序中，分別說明是為了“戒奇物，懲游佚’’和“鑒璧惑。”《新樂府·胡旋女》“祿山胡旋迷君眼，兵過黃河疑未反。貴妃胡旋惑君心，死棄馬嵬念更深。”說明安祿山和楊貴妃都是惑君的奸佞，弄得君王昏昏沉沉，是非不辨，事到臨頭，還認奸作忠，死后還追念不已。詩的卒章顯志：“數(shù)唱此歌悟明主。”.酌 白居易研究一“古冢狐、妖且老，化為婦人顏色好……忽然一笑千萬態(tài).見者十人八九迷，假色迷人猶若是，真色迷人應過此。彼真此假俱迷人，人心惡假貴重真。狐假女妖害猶淺，一朝一夕迷人眼。
女為狐媚害即深，日長月長溺人心。何況褒妲之色善蠱惑，能喪人家傾人國。”(《新樂府·古冢狐》)這首詩雖未道及貴妃，但從所處的地位、媚態(tài)以及最后殃及人國的結果，已經(jīng)能看出了《長恨歌》的雛形。該詩序中說“戒艷色也。”
史載唐玄宗從開元二年到天寶十四年的四十一年時間里，先后出游華清官三十六次之多，有時一年兩次，楊貴妃在這里居住長達十一年之久，唐玄宗和楊氏姊妹每年十月來華清宮避寒，到年底或次年三四月才回長安，每次游幸，興師動眾，花費極大。白居易在《驪宮高》中寫道：“八十一車千萬騎，朝有宴飫暮有賜，中人之產(chǎn)數(shù)百家，未足充君一日費。”極盡揮霍，可見一斑。
我們把以上所提供的材料與陳鴻的話聯(lián)系起來，就可以看出白居易《長恨歌》的寫作動機，是在告誡君主不要沉迷女色，貪圖逸樂，導致國破家亡。這個傾向性是十分明顯的。
再次，從白居易當時的創(chuàng)作思想來說，他寫《長恨歌》這一年，寫成了《策林》七十五首�！恫吡帧分械乃枷�，也必然影響到他的創(chuàng)作思想�！恫吡帧妨艑σ魳匪囆g的作用是這樣說的：
“王政之得失，由斯而聞也，人情之哀樂，由斯而知也。然后君臣親覽而斟酌焉。政之廢者修之，闕者補之。’’他要求藝術的真實，更要求素材的真實，要求詩人對社會負起責任。他說：“今褒貶之文無核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雖雕章鏤句，將焉用之?”(《策林》六十八)定以說明，白居易此時所寫的《長恨歌》完全是有為而發(fā)，是為了“救濟人病，裨《長恨歌》的創(chuàng)作及其主題思想補時闕，”是“愿得天子知。”
天子怎么樣?有什么毛病值得白居易這么擔憂?據(jù)《新唐書’德宗紀》《唐會要·搜狩》卷二十八載，德宗、憲宗都喜愛田獵�！杜f唐書。郭后傳》載：憲宗“后庭多私愛。”可見聲色犬馬是德宗、憲宗的通病。正是由于有這兩位貪圖逸樂、惑于尤物、奢欲無度的皇帝，白居易才有感而發(fā)，在《策林》中反復地強調君主的垂范作用，“君之舉措，為人理亂之源，……若一肆其心，而事有以階于亂。”(《策林》二)那么此時所寫作的《長恨歌》，目的就絕不會是歌頌李楊的愛情。他的選材、立意、構思情節(jié)、展開主題都必須是圍繞著“懲尤物”、“窒亂階”的目的展開的。
洪邁在《容齋續(xù)筆》的“唐詩無諱避”條中指出：“唐人歌詩，其于先世及當時事，直詞詠寄，略無避隱，至宮禁嬖呢，非外間應知者，皆反復極言，而上之人也不為罪。如白樂天《長恨歌》
諷諫諸章，元微之《連昌宮詞》，始末皆為明皇而發(fā)。杜子美尤多……李義山《華清宮》《馬嵬》《驪山》《龍池》諸詩皆然。今之詩人不敢爾也。”固然唐朝政治開明，但白居易敢于這樣，也很不容易，表現(xiàn)了他的苦心和見識。他寫《長恨歌》的目的，正是為了節(jié)欲除弊，以正根本，提倡“救失之道，”反對“諂成之風。”離開了作者創(chuàng)作的政治理想和創(chuàng)作意圖，把《長恨歌》當作純粹的愛情故事來欣賞，顯然是背離了文本的原意和當時的社會實際，從而曲解了作者揭露現(xiàn)實、諷喻君王的重大社會意義。
三、從作品的本身看愛情說攻擊諷刺說的主要理由有兩點：一是不能解釋自居易為什么不把《長恨歌》歸到諷喻詩，而歸到感傷詩中;二.廷無白居易研究法解釋詩人在全詩的后半部分為什么對李楊愛情有飽含深情的描寫。
讓我們回到作品本身，去解讀《長恨歌》吧。
“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開頭就破題，點出唐明皇是一個重色皇帝，并以此總領全篇，預設規(guī)戒的趨向。已經(jīng)是“后宮佳麗三千人”了，還嫌不夠，還要找最好的。最后終于找到了一個“養(yǎng)在深閨人未知”--其實大家都知道的--白居易故意欲蓋彌彰的--楊太真。從此唐玄宗就為“尤物，，所惑，“三千寵愛在一身，…‘春從春游夜專夜，…‘盡日君王看不足，”“從此君王不早朝，”完全沉湎在聲色之中。當初非常英明的皇帝現(xiàn)在不理朝政了，還胡亂封官，楊家“姊妹兄弟皆列土，，，致使天下人心失衡，“不重生男重生女’’的事情也發(fā)生了。這不是贊美楊貴妃，而是嘲諷整個世風，傳達出人民的怨恨和不滿。
楊貴妃呢，也由于她“天生麗質，”能歌善舞，能“倩盼承迎，動移上意，”過著花天酒地的生活。
這不會是真正的愛情。真正的愛情要體現(xiàn)“人的整個教養(yǎng)的程度，”而不只是簡單的肉欲和性愛。黑格爾說：“愛情里確實有一種高尚的品質，因為它不只是停留在性欲上，而是顯出一種本身豐富的高尚優(yōu)美的心靈。”(黑格爾《美學》第二卷第頁，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一位哲人說過：外表上受尊敬的，脫離一切實際勞動的文明時代的貴婦人，比起野蠻時代辛苦勞動的婦女來，其社會地位是無比低下的。
李楊荒唐的生活，必然為自己帶來終生的愧悔。馬嵬坡下，貴妃被殺，她自己是有一定的責任的。但整體來說，應該是唐玄宗負責。魯迅先生說：“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會安漢，木蘭從軍就可以保隋;也不信妲己亡殷，西施沼吳，楊妃亂唐的那些古《長恨歌》的創(chuàng)作及其主題思想老的話。我以為在男權社會里，女人是決不會有這種大力量的。
興亡責任，都該男的負。”(《魯迅全集》第六卷第205頁，人民文學出版社l981年版)問題在于漁陽兵起，玄宗在播遷途中，當禁衛(wèi)軍在陳玄禮等的鼓動之下，六軍不發(fā)，玄宗“令高力士詰之，回奏日：‘諸將既誅國忠，以貴妃在宮，人情恐懼。’上即命力士賜貴妃自盡。”《舊唐書-本紀玄宗下》)這是史家在冷峻的目光下對玄宗的所作所為的冰冷的白描。實際是唐明皇為了平息眾怒，以便保全自己，而下令絞死楊貴妃的。
但白居易寫得比較委婉：“六軍不發(fā)無奈何，婉轉娥媚馬前死。…‘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淚相和流。”用“君王掩面”的溫情脈脈的面紗把一切的罪惡掩蓋了起來。在這緊急關頭，為了丟車保帥，就要舍得拋出寵妃的頭顱來洗刷自己，換取自己性命安全。而且在貴妃死后，競連她的首飾也不敢叫人去拾取。這樣宛轉的陳述，含意與李商隱的《馬嵬》詩“如何四紀為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的譴責是一致的。此等事情，總不好說成是對李楊生死不渝的愛情的歌頌吧詩歌的后半部分，作者濃筆重墨地描寫唐玄宗對楊玉環(huán)朝朝暮暮的思念。用比興、烘托、移情、對比以及一些浪漫主義的手法，表現(xiàn)了主人公之間的思想感情。這是不是表現(xiàn)了李楊生死不渝的愛情，這卻是我們值得商討的。
貴妃死后，唐玄宗在“行宮見月”是“傷心色，…‘夜雨聞鈴”是“腸斷聲，”盡管“蜀江水碧蜀山青，”風景非常好看，但“圣主朝朝暮暮情，”仍在朝暮思念貴妃。返回途中，馬嵬坡下，為之唏噓傷感，歇了一晚，回到興慶宮中：觸物凄慘，夜不成寐，見到“太液芙蓉”想起她，見到“未央宮柳”想起她。“芙蓉如面柳如眉，對此如何不淚垂。”
所見無非玉環(huán)者，每每引起他的追白居易研究一念。這種情懷是真實可信的。主是能不能就此得出結論說，這是對一個封建皇帝難得的愛情專一表現(xiàn)的歌頌作為皇帝的唐明皇，他已經(jīng)失去了昔日的權力，在軟禁中幾乎可以等同于一個普通人了。他完全可以回到一個正常的人的思維角度和感情角度來回憶自己逝去的一切，檢視自己所犯的孕史錯誤，追悔自己失去的感情，完全可以站在一個對等的地位來懺悔自己的失誤給楊玉環(huán)造成的痛苦，為自己所造成的大唐于朝的由盛轉衰而懊悔�；蛘呶覀冞�可以再刻薄一些，說此時的唐明皇，惋惜和苦惱自己失去的權力和美人，抱恨終天，這都是廿J以理解的。
讓我們回到自居易的角度，看作者對唐明皇與楊貴妃的態(tài)度。藝術作品不同于歷史教科書，它有自己的特殊空間，對唐明，沒有必要從江山社稷的角度去進行歷史的總結，只是選取藝術的典型環(huán)境描寫就夠了。他失去貴妃，無限痛苦，作者以鴛鴦瓦冷霜華重，翡翠衾寒誰與共，’來回應前文中的“芙蓉帳暖度春宵，”“春從春游夜專夜。，’以“孤燈挑盡未成眠，…t耿耿星河欲曙天，”來對照“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以“魂魄不曾來人夢”來回應“盡日君王看不足，用這些非常合乎人物生活環(huán)境的心態(tài)描寫，來揭示玄宗以往的淫靡生活和眼前的無奈、頹廢和傷感，來刻劃他的長恨。他的長恨，正是作者本詩所要突出的中心思想。
設身處地地想，唐玄宗此時應該有自己的心理空間，有愛情的角落，對他的內心的人木三分的描寫，不只是對人的本性的揭示，而是從統(tǒng)治階級高層對安史之亂教訓的歷史總結。唐明皇對楊貴妃的懷戀，現(xiàn)在應該說是在一個平等的地位上的思念，或者覺得有對不起貴妃的愧悔，所以找來道士上天入地地尋覓一番，也無不可。即使是為了澆一下自己心中的《長恨歌》的創(chuàng)作及其主題思想塊壘，使自己的精神得到一絲的解脫，說明他受惑之深，借此填補一下精神的孤寂和空虛，也是一種人之常情。
悲劇的意義在于把美好的東西打碎叫人看。為了鞭撻唐明皇，充分展示他的情感痛苦，作者調動了俗文學的浪漫主義手法，迷離恍惚之中使讀者仍能看到貴妃的形象依然俏麗動人。
而且進入了靈界的太真與以前的楊貴妃有性質的禾同，前者是富于眭感的世俗美人，后者則是凈化了的理想女神，“梨花一枝春帶雨，”“雪膚花貌參差是，…‘風吹仙袂飄飄舉，’無一不是詩人心目中的女性美再現(xiàn)。盡管在仙山過著仙女的生活，但她對人間的芥蒂和憤怨仍然很大，“花冠不整下堂來，…t玉容寂寞淚闌干。”當她得知天子派來的使者，便去接見，要他向君王轉達別情，并贈舊物，殷勤寄詞：“在天愿為比翼鳥，在地愿為連理枝。”感情纏綿悱惻，表達了她死后的凄涼和怨恨、困惑不解和期盼。反映出無辜的她經(jīng)過生離死別后的復雜的內心矛盾和難以排解的痛苦。唯其如此，作品的思想意義才能得到更好的體現(xiàn)。
自居易在表現(xiàn)人物之間的感情糾葛時，能把握人的本質特性，注意人物性格發(fā)展的內在矛盾，展示出人物在特定歷史環(huán)境下的內心世界，使他們具有一定的人性和人情，而且又不失其為皇帝和后妃的階級本性，讀來情致曲折，真實而合理，顯示出藝術的光彩。
沒有回避歷史事實，而把李楊的關系放在安史之亂這個復雜的歷史背景下并與當時的政治斗爭結合起來，透過他們的風流艷史寫出造成國破人亡的必然結果，使作品具有時代的特色，也顯示出作品的傾向性，指出了唐王朝由盛轉衰的一個重要原因，讓我們看到了歷史進程中陳腐的東西。這也是作品的意義所在。
四、白居易為何把《長恨歌》歸到感傷類愛隋說反駁諷刺說的另一個重要理由是：既然《長恨歌》是有強烈的諷刺意義的作品，為什么作者在自編定的詩集中把它歸到了感傷類，而沒有歸到諷諭類呢自居易把自己的詩歌分為諷喻詩、閑適詩、感傷詩、雜律詩四類，雖然這種分類不盡科學合理，但足以解釋“愛情說”一派所提出的問題。按白居易的分類原則，諷諭詩是“凡所遇所感，關于美刺興比者;又自武德迄元和，因事立題，題為《新樂府》
者，共一百五十首，謂之諷喻詩。”也就是說，這一百五十首詩，是因事立題的“新聞報告”詩，而不是虛構的文學作品;有美刺興比作用，才編在諷諭詩里。諷諭詩用作者在《新樂府序》中的話說：“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這里強調的是政治的功利性，抒發(fā)的是群體的情感而不是個體的情感。而感傷詩是“事物牽于外，情理動于內，隨感遇而形于詠嘆者。”(《與元九書》)寫的是自己的心情意緒、生活所感，是詩人個體情感的自由表現(xiàn)。套用詩人自己的話說是“為己而作，為文而作也。”
李楊的悲歡離合，是“牽于外”的事物，而發(fā)掘的是君主不要重色失政的“動于內”的情理，特別是已經(jīng)不具有“新聞報告”的真實性和時效性了，有文學作品的虛構成份。作者白居易看重的是前一類，看輕的是后一類，而后代社會一般容易認可的是后一類，忽略了白居易詩歌密切關注時事政治的時效性特點，一概目之為政治詩，而人們不喜歡政治味太濃的詩。白居易說“貴耳賤目，榮古陋今，人之大情也，”他感嘆“時之所重，仆《長恨歌》的創(chuàng)作及其主題思想之所輕。”這里有世風和文風變化的復雜因素。
不過，白居易對《長恨歌》還是頗為愛重和自詡的，他說：
“一篇《長恨》有風情，十首《秦吟》近正聲。”《長恨歌》寫成后，社會流傳很廣。長安軍吏高霞寓欲聘娼妓，妓自我標榜說：
“我詠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妓哉!”說明《長恨歌》普及的程度。《唐摭言》記載，唐宣宗李忱悼念白居易的詩句云：“童子解吟《長恨》曲，胡llilpl《琵琶》篇。”不但在國內廣泛傳播，而且不脛自走，還遠傳日本、朝鮮等東南亞國家。一般的讀者喜歡它好句聯(lián)珠，朗朗上口，雖然并不是人人都能推敲其思想意義，但喜歡他用游仙體把這段傳聞寫成通俗詩歌，使人讀后情感激蕩，難以忘懷。有見地的人，主要還不是欣賞它的詞藻和故事，而是透過情感的迷霧，在思考悲劇的社會原因。王質夫說自居易“深于詩，多于情，”的確如此。趙翼在《甌北詩話》卷四日：
“《長恨歌》一篇，其事本易傳，以易傳之事，為絕妙之詞，有聲有情，可歌可泣，文人學士，既嘆為不可及，婦人女子，亦喜聞而樂誦之，是以不脛而走，傳遍天下。”以情動人，傳情達理，吸取當時流行的俗講文學優(yōu)長，富有傳奇故事性，以情感的緯線來反映社會生活，既迎合了廣大讀者的El味，又能夠委婉地傳達出作者的心曲，在客觀上和當時人民對明君的期望是一致的，在精神上又為民眾提供了食糧，為民眾所樂道。這正是《長恨歌》廣泛流傳的社會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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