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土地與走西口散文
一、
王土地的原型為邢臺縣東石門村人，叫王同春，俗名瞎進財，字浚川。他是我國近代黃河后套的主要開發(fā)者之一。王同春出生在一個破落的商業(yè)地主家庭里。五歲時，因患痘，一目失明。七歲入塾讀書，因家境貧困，僅讀半年即輟學。之后隨父走西口、謀生于塞外，輾轉于寧夏磴口一帶，后被族叔王成收為嗣子。清光緒七年，王同春借銀兩租得蒙古某喇嘛地若干頃，自鑿渠引黃河水澆灌。
渠成后，初名為王同春渠，后改名義和渠。之后，該渠繼續(xù)北鑿，越開越長，為便于經營，他就在名叫隆興昌的地方，起筑房屋，后發(fā)展成為后套地區(qū)的五原縣縣城。在幾十年的時間里，王同春在后套先后開鑿了沙河渠、剛目渠、豐濟渠、灶王河等渠，成就了一方的大地主。但需要說明的是，王同春成績的亮點如藍天之上一星之光，比起黃河濤濤的忻州人走西口，那只能稱作河套地區(qū)的一朵浪花而已。
我不否定王土地的精神，更是不可小覷他的歷史貢獻。然而，他真的不能與晉西北忻州一帶、特別是河曲縣周邊一帶歷史悠久的移民運動有可比性。從現(xiàn)今內蒙古自治區(qū)包頭一帶的后人們足可以證明了這一點。山西人走西口是因了昔日的晉西北地區(qū)，地瘠民貧，許多青壯年男子為養(yǎng)家糊口告別親人，離開自己的家鄉(xiāng)到口外尋求生路。而河北雖也有同樣的因素，但河北從歷史的角度看，必定是中原地帶的糧食主產區(qū)，是歷代皇帝長治久安、和諧天下的金庫。
山西則不同，尤其是晉西北地區(qū)，從來就是漢匈奴與漢朝雜居的地方。東晉后期政權更迭，新興九原縣先后為前趙、后趙、前燕、前秦、西燕、后燕所占據。加上特殊的自然環(huán)境，真上民不聊生。于是，很多人一走多年，杳無音信，生死難卜，淚水譜寫出悲涼的“走西口”小調不脛而走。如七月十五的放河燈亦由此而來，流傳至今�，F(xiàn)存的西口古渡遺址，見證了過去走西口的忻州人悲歡離合的苦難歷史。
于是說王土地走西口是因了事業(yè)，山西人走西口則是為了活命。
二、
河北王同春與忻州河曲人還一段故事。有一位現(xiàn)代研究走西口的作者到內蒙巴彥淖爾盟采訪時聽到了楊家河的故事。
清同治年間，河曲人楊謙帶著兩個兒子流落到口外，先在準格爾旗租種土地，辛苦一年，所剩無幾，果然是“球也弄不成”。后來兒子滿倉，米倉長大了，死活要往后套走。老楊一家便搬到五原白家地，給地主攬長工兼賣豆腐為生。
說是那時候就有“河曲府谷人”的說法了。創(chuàng)作都很可能是那些做買賣賺大錢的晉呂侉侉們。楊氏兄弟聽了大為惱火，一氣之下扔了種地家伙，跑到五原子能商王同春的“同興號”當了挖渠民工。先是受苦，直受得皮肉皸裂手上老繭半寸厚。后來便協(xié)助掌柜察看地形，觀察流向，掌握水性，居然會畫圖紙了。王同春很賞識這兩個河曲人，在開挖沙河渠時，任命楊滿倉為該渠經理。此渠所經之地，多為沙丘，工程艱巨，技術難度很大。滿、米二倉，不敢有稍微疏忽。完工時，王掌柜拈髯贊許，讓他們單獨包租了卜爾塔拉戶口地，自行測量設計并組織地商佃戶開挖了三條支渠。
羽翅既硬，楊氏兄弟辭別河套首富王同春，雄心勃勃地來到烏拉河灌區(qū)。兄弟倆對天盟誓，一定要獨樹一幟，發(fā)家立業(yè)，興旺族門，的振楊家門庭，遂晝夜勘測，終于掌握了烏拉河東畔水流地質情況，繪制出開挖楊家河渠系草圖。
此事經人告發(fā)，王同春不由大吃一驚。他一生修渠墾荒，所花白銀在一千萬兩以上，是香火供著的神仙。楊氏兄弟勤懇好學，他是知道。開幾條支毛小渠試試，也還未嘗不可。但若要在烏拉河畔折騰，王掌柜就要過問過問了。
來到楊家住地，王同春大聲喝道，自古河曲府谷人，球也弄不成！莫非你們吃了豹子膽，要來個水淹大后套？楊滿倉趕緊應答，我們是為了王掌柜踩渠路哩，哪里就敢胡日鬼？王同春說，閑話休提，快把圖紙交出來！接過圖紙就要撕。撕的時候不由看了一眼�？戳艘谎劬筒凰毫恕�
王同春畢竟是干過大事業(yè)的人。他知道這份圖紙的分量。滿、米二倉出言謙遜，他們的九個兒子茂林、文林、云林、春林、澤林、鶴林、占林、貴林、旺林小名依次叫一至一九荒蓋者，卻正如狼似虎地盯著他。王掌柜心頭一震，引著楊家父子勘測渠路去了。楊家河定于次年開工。因沿途地畝皆為天主教堂所占，楊家遂派春林即二荒蓋去與杭綿旗王爺及三盛公天主堂協(xié)商周旋。最后訂立合同，渠成之后所得收益三成歸洋人，每澆地百畝再向蒙人官府交白洋二十四元。楊家接受了這樣的條件。一九一七年春，楊家河從后套黃河畔之毛腦亥開口。每挖一段，即隨時放水，以所收水費支墊開渠費用。開挖中，楊滿倉指點其子茂林即大荒蓋采用川字形浚河法，為工程節(jié)省了一大筆資金。
不久，楊滿倉因操勞過度癱瘓臥床。米倉和茂林帶領其余子弟，四處奔走借錢，工程由楊春林掌管。開渠勞力從逃荒中挑選，無非是些陜北和晉西北的窮漢。渠工編為班組，每班三十人，每天出四十班，以所挖土方計酬。三年之后，工程耗資數萬，楊家力單難支，只好再找天主堂求借。洋人添加兩成收益，楊家只好忍痛答應。其時，后套鼠災成患，民不聊生，楊家典了全部家產，依然債臺高筑，只好放慢工程進度。渠工紛紛登門要錢，楊家詐稱春林驚嚇而死，且假設靈棚，大放哭聲，把些善良的老鄉(xiāng)哭軟了，只好惱悻悻地散去。
開工七年，楊米倉因長年奔走勞累，病死在工地上。第二年，楊滿倉熬得油干捻盡，也撒手西去了。大荒蓋茂林在極度悲痛中，秉承父輩遺志，率領眾弟兄繼續(xù)挖渠不止。當干渠就要接入烏拉河時，茂林亦因憂愁勞累去世，一應重擔落在春林身上。
到第十三個年頭，楊家河終于竣工。干渠總長六十四公里，渠寬八丈，水深九尺。沿渠建有大橋五座。渠里可行舟船，橋上可走車馬。有支渠四道，總長一百余里，可灌溉耕地一百三十余頃。
渠既挖成，楊家雇傭巡渠員五十人，晝夜巡查。一年放水七次，稱為開河水、桃花水、熱水、伏水、秋水、凍水、冬水。為防水患，還在各支渠口修筑了草閘，一時流行于河套地區(qū)。楊家河兩岸，田疇綠野，村落點點，荒原頓時變?yōu)楦嚯橹畢^(qū)。楊家子弟每人擁地千畝，騾馬成群，雞豬無算。各有皆有店鋪，且擁有大船數十只，往來于包頭與河曲之間。
楊家事業(yè)垮在傅作義先生手上。傅將軍一聲令下，楊家河及方圓土地盡歸了他所管轄的綏西水利。接管人一上馬，即將草閘毀棄，為的是多放水多澆地多收銀兩。不想渠水肆意沖掏，良田變成一片汪洋。傅將軍或許內心有愧，遂將楊家河所在地改為米倉縣，也算他的一點老鄉(xiāng)情誼。
三、
中國自古以來就有“以農為本”、“安土重遷”的思想傾向，即留戀故土不愿遷徙，但貧窮卻迫使人們不得不踏上漫漫西口路�！白呶骺凇彪m然是迫于生計的無奈選擇，但它卻打破常規(guī)，在山西乃至中國歷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顯示出難得的開放思想，這是一種思想的大解放。實踐證明，很多走西口人開闊了眼界，走出了謀生的新路子，有的甚至在口外定居下來，家道興旺事業(yè)輝煌。
俗話說“窮則思變”、“變則通達”，因此固然是“貧窮通走西口路”，但客觀上也是晉西北人不甘貧窮的進取精神的一種體現(xiàn)。先輩們譜寫的“走西口”這段悲壯厚重的歷史，不僅僅是他們不甘貧窮的流浪史、遷徙史，更是堅韌不拔的苦難史、創(chuàng)業(yè)史，完全稱得上是一部完整動人的西口史詩。
據考證，往日走西口的人們到了口外后，從事的職業(yè)多種多樣。他們?yōu)榱酥\生，即使干最臟最重最苦最累的活也在所不惜。有的到后套拉駱駝為雇主運送貨物，有的給當地牧民喂馬養(yǎng)牛放羊，有的進入手工作坊當學徒，有的在店鋪做伙計，有的做雇農包種土地，有的給有錢人家攬長打短等等，經年累月，大抵如是。憑著頑強的毅力，憑著堅韌不拔的創(chuàng)業(yè)精神，他們學到了許多生產勞動技能，鍛煉了自己，有許多人都干出了一番自己的事業(yè)。
列寧說：“苦難是一所最好的大學�！闭俏覀儸F(xiàn)在的人不曾經歷、難以想象的種種苦難，才造就了走西口人堅韌不拔的創(chuàng)業(yè)精神，給后人留下了這部生動、逼真、感人肺腑的西口史詩。
四、
與時俱進是當今社會發(fā)展的主導思想，昔日“走西口”的人們在主觀上是不會也不可能有這種進步觀念的，但是在客觀上，“走西口”卻無意中迎合了“與時俱進”的思想，體現(xiàn)出了一種非凡的開拓精神。
任何時代都要求社會與時代同步發(fā)展。明清時期，國家、地區(qū)之間的貿易往來、文化交流不斷增加，中國民族資本主義萌芽亦有了一定的發(fā)展，忻州乃至整個晉西北也由過去的封閉逐漸轉向了開放。以河曲為例，“走西口”使得河曲人跟外界交往較多，思想比較開闊，口里口外的經貿往來通過“走西口”而日益頻繁。河曲城關曾是號稱“小北京”的水旱碼頭，是晉、陜、內蒙古三省區(qū)的商品集散地，相當繁華。這些都在客觀上促進了當地經濟、文化的發(fā)展，二人臺的發(fā)展、創(chuàng)新就是漢、蒙民族在“走西口”中民間藝術相互交融的結果。到過內蒙古的人會發(fā)現(xiàn)，內蒙古漢族人的方言和山西北部的方言很相似，這顯然和“走西口”有著密切的關系。
“走西口”還促進了內蒙古中、西部的開發(fā)，產生了深遠的歷史影響，體現(xiàn)出了與時俱進的開拓精神，這一點是最為難能可貴的�？偲饋碚f，演繹三百余年的走西口歷史，是晉西北和內蒙古中、西部發(fā)展史上的一個重要階段，其中所體現(xiàn)出的“西口精神”：不甘貧窮的進取精神、堅韌不拔的創(chuàng)業(yè)精神和與時俱進的開拓精神，仍然值得我們思考和借鑒。
五、
“先有復盛公，后有包頭城�！苯陙�，每每提起走西口，人們無不贊賞晉商。這倒也無可非議。大大小小的晉商絕大部分都是經過艱苦慘烈的拼搏，往往還是幾代人前赴后繼的拼搏，才創(chuàng)造了令人矚目的輝煌；復盛公等大大小小字號所開展的商貿活動，在包頭等城市的形成過程中確實發(fā)揮了巨大作用。但人們似乎忘了，尾隨于晉商之后的大批的戲曲藝人的西口之行，同樣為包頭、歸綏和整個內蒙古中西部的繁榮和發(fā)展，建立了不可磨滅之功。
提到走西口和內蒙古本部的繁榮、發(fā)展，我們不應該忘記那些舞臺上的“太春”，即那些或奔走于廣場旅店、碼頭賭局，或放歌于茶肆樂樓、廳堂府邸，給人們提供了歡樂和愉悅以至精神動力的藝人�？v觀古今中外，大大小小城市的發(fā)展歷程，經濟的繁榮無疑是先決條件，而文化的繁榮才是真正的標志，是照耀城市民展的光芒。很難想象，一座城市只有鱗次櫛比的店鋪和車水馬龍的商賈，而沒有娛樂場所和娛樂活動,沒有歌吟，沒有鼓樂，“終歲不聞絲竹聲”，將是一種什么情景；
于是說，很難想象這樣的.城市還能否稱之為城市，還能持久地繁榮，不斷地發(fā)展嗎？雖然，演藝并非文化的全部，但從走西口和內蒙古西部的繁榮、發(fā)展和實際看，藝人的出現(xiàn)和演藝活動的開展，同樣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方面，在包頭等城市的形成過程中同樣發(fā)揮了巨大作用。
在這一過程中，走西口的藝人們大體說來又可為兩股，一股就是人所共知的二人臺藝人，另一股則是似乎還未引起人們的注意的戲曲隊伍。因為二人臺基本屬于“民間歌舞表演”或曰“民歌體秧歌劇”既無成套的表演程式，亦無固定的演出場所，演職員一般在十來八人左右，雖然也可以在城市演出，但更多的時候是活動于鄉(xiāng)下和小集鎮(zhèn)；而戲曲則有著較為完整的表演體系、較為齊全的行當配置、較為龐大的演員陣容、較為成熟的演出劇目，而且需要具備一定條件的演出場地，因而更適合在城市演出，與城市的關系也更為密切，在提高城市的文化品位方面所發(fā)揮的作用也更大。
論及戲曲與城市的關系，不能不提到戲曲與商貿的關系。有一句發(fā)諺，說“商路即戲路”。當我著手于北路梆子研究，探尋到晉劇早期的班社時，驚異地發(fā)現(xiàn)，從嘉慶至清末，在晉中一帶出現(xiàn)的晉劇班社，大都由當地的財東承辦。比如：云生班，也稱榮生班，由經商致富的祁縣財主岳彩承辦；三合店，由榆次王湖村的三家煤窯主合辦；舞霓園，由徐溝縣糧商李玉和承辦；三慶班，為祁縣財主蘇興所承辦；四喜班由榆次聶店財主王鉞創(chuàng)辦；聚梨園，由祁縣財主渠源淦承辦；此外的保和班、太平班、小梨園、乾梨園等等班社，都無一例外地由各類商人財東主辦。
這絕非偶然現(xiàn)象，顯然包含著一種內在的聯(lián)系。這種聯(lián)系，我想可以從這樣幾方面理解：首先，從大的方面看，無論是城市還是鄉(xiāng)村，人們不僅需要物質的滿足，而且需要精神的享受，有看教育與娛樂雙重功能的戲劇，在過去缺乏其他娛樂形式的時代，便成了最佳選擇；
其次，就商家而言，要想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除斷提高商品質量和服務質量外，還需通過別的途徑塑造自己的形象，擴大自己的影響，提升自己的競爭力；再次，站在戲班的角度考慮，作為上層建筑的一部分，它從誕生那天起就決定于經濟基礎，要生存發(fā)展，必須有所依托、依附。于是，商貿和戲曲的結合便成為一種歷史的必然，二者便猶如一對相伴相生的同胞兄弟，互為依存，并共同支撐起一個地域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共生共榮的大廈。
這樣說，有的同志可能會搖頭。僅僅一個戲曲便能支撐起一座城鎮(zhèn)精神文明的大廈？當然不能。但就狹義的文化而言，在當年包頭、歸綏的城市文化中，戲曲確實占有相當大的比重，占有一種統(tǒng)治性的地位。從史籍記載和大量的邊塞詩歌中我們可以得知，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整個內蒙古中西部地區(qū)都是人煙稀少、氣候惡劣的古戰(zhàn)場，文化的發(fā)展非常緩慢，演藝活動幾近于空白。直至清統(tǒng)一全國之后，這里的經濟、文化才逐漸繁榮起來。這一繁榮首先得益于一個個商號的創(chuàng)立和一條條“商路”開辟，而“商路”的開辟，便又自然而然為“戲路”的拓展創(chuàng)造了條件。
于是，當晉商車拉、船載、駱駝運，把一批批貨物運到口外的時候，緊隨其后的便是一個又一個戲班的“西口行”。山西梆子老藝人曾有一句著名的行話：“生在蒲州，長在忻州，紅火在東西兩口�！北惴浅蚀_形象地概括了這一遠征行動。以包頭地區(qū)為例，戲曲的流入大約是在乾隆末年，亦即大規(guī)模的走西口移民大潮開始之后，先是在薩拉齊“小試身手”，出現(xiàn)于各種廟會上。同內地一樣，口外城鄉(xiāng)同樣建有許多供奉著百姓信奉的神祗的廟宇。據不完全統(tǒng)計，清朝年間薩拉齊共有廟宇209座，遍布城關鄉(xiāng)鎮(zhèn)、水陸碼頭。這些廟宇，原先是大都是純粹的廟宇，而當晉商出現(xiàn)之后，便有半數以上建造了專供演戲的樂樓。廟會期間，晉商從原籍請來戲班，一面酬謝神恩，保佑生意興隆，一面擴大影響，進一步廣開財源，故薩縣自咸豐以來，商業(yè)發(fā)達，戲曲活動亦十分頻繁。
爾后，隨著黃河碼頭的西遷，包頭逐漸成為北通蒙古、新疆，西達寧夏、甘肅、青海之商貿中心，商業(yè)亦由原來只作旅蒙生意的行商，轉向開店設莊。到清末，包頭的商業(yè)、手工業(yè)已出現(xiàn)“九行”、“十六社”。這么多的行會，出于各自的需要，紛紛集次建廟，敬神演戲。按照行會習俗，從正月初二接財神演戲。按照行會習俗，從正月初二接財神演起，社戲開鑼，各大行會接臺逶迤演下去，一直唱到入冬方休，由此我們便可想象得到當時戲曲演出的興旺景象。
但戲曲的演出活動并未止步于此。市面的擴大，商業(yè)的繁榮，導致人口劇增，市民階不能滿足實際需求，于是市面上便又出現(xiàn)兼營戲曲演出的“戲館”和“茶園”。所謂“兼營”，即戲曲的演出仍作為招徠顧客的手段，戲班受雇于店鋪，并非自身經營，戲館與茶園的主業(yè)仍以飲食為主。不過，這卻大大拓展了戲班的活動空間，使之有了一片全新的天地，亦為其更大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條件。因而，當京包鐵路全線通車之后，隨著包頭市面的進一步繁榮，戲劇越來越顯示出其不意自身的經濟價值，不再滿足于充當助人發(fā)財的工具，開始走向“獨立”。原來只把戲曲當作招徠顧客的店鋪，也及時改變經營方式，由餐飲為主而轉為專營戲曲演出。原來的戲館、茶園，則有相當一部分成了專門的戲曲劇場。
既要滿足依舊盛行的行會演出，又要支撐數量繁多的專營劇場，無疑得有一支龐大的演出隊伍。在這支隊伍中，長期占據劇場并充當主角的是山西藝人。本來，最初進入內蒙古中西部種還有京劇、秦腔、河北梆子以及豫劇。但由于浩浩蕩蕩的走西口隊伍中，晉人的隊伍最為龐大。特別是承擔著戲曲經濟基礎的晉商，無論是人數還是資產，都占據著口外市場的大部分。他們的喜好，便也決定了演出市場的導向。所以當京劇、秦腔、河北梆子、豫劇像一陣見般刮過后，包頭、歸綏、豐鎮(zhèn)，集寧、張家口等地的舞臺上便大浪淘沙般只剩下了山西梆子——初以形成于晉北的“慷慨激昂不尋�！保ü粽Z）的北路梆子漸占優(yōu)勢，這也就是北路梆子老藝人所說的“紅火在東西兩口”。
“紅火在東西兩口”的北路梆子和中路梆子藝人，有相當一部分是學藝于口里，成名于口外，并涌現(xiàn)出一大批技藝超群、成就卓著的表演藝術家和杰出演員。如被譽為“狀元三年一個，十三旦蓋世無雙”的“梆子泰斗”侯俊山（十三日），號稱花臉泰斗的張玉璽（獅子黑），以唱工見長、馳名老生孫培亭（十三紅），譽滿晉北的焦玉生（十六紅），文武全才、唱做俱佳的趙雨亭（金蘭紅），以刀馬為主、兼顧各行旦角的李子�。í殤c）及其師兄常興業(yè)（滿慶），“寧叫閻錫山不坐了，不叫水上漂不唱了”的王玉山（水上漂），劉氏兄弟劉明山（五月鮮）、劉寶山（十二紅），以及賈桂林（小電燈），李桂林（花女子）、楊丹琴（筱桂桃），馮金泉（十六紅）、鄧友山（舍命紅），高旺（高旺黑）等。
毫無疑問，正是走西口，為這些藝人提供了施展才藝的廣闊天地；也正是這些藝人，創(chuàng)造了內蒙古中西部戲曲藝術的輝煌，給“走西口”注入了無限的生機和神韻。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他們對包頭、歸綏等城市的形成，對內蒙古中西部的繁榮和發(fā)展所作的貢獻，像晉商一樣是不可或缺且無人能夠替代的。他用們用辛苦、汗水、心智、才華所鑄就的戲曲文化，是西口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并將永遠載入史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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