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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愛玲傳》第五章 讀書歲月
引導語：張愛玲她悲天憫人，時時洞見蕓蕓眾生“可笑”后面的“可憐 ”，但在實際生活中卻顯得冷漠寡情，下文是小編收集的《張愛玲傳》第五章《讀書歲月》原文，歡迎大家閱讀學習。
張愛玲的教育從她很小的時候就開始了。雖然她日后能夠成為一位杰出的作家憑的是自己的勤奮努力，很少是得自父母的教益(甚至她那位留法學美術(shù)的母親在繪畫方面也沒有給她什么有用的教導)，但她的家除了是一個沒落的貴族之家外，還可以說是一個書香門第。她的祖父是科舉出身，她的父親有舊式的文化教養(yǎng)(他也涉獵過“西學”的書，《私語》中提到留有她的英文題識的一本肖伯納的戲《傷心之家》)，她母親則是“知識女性”。因她的作文而得意，鼓勵她學作詩，替她的小說撰寫回目，都證明她父親對文學的興趣，他是地道的有閑階級，沒有職業(yè)，也看不起職業(yè)，讀書看報，偶爾舞文弄墨，也是消磨光陰的一途。她母親也喜歡文學，尤其喜讀小說。她有關(guān)母親的回憶中的最親切的一幕，便是母親坐在馬桶上讀《小說月報》上連載的老舍的小說《二馬》，一邊笑一邊念出來，而她靠在門框上笑。
所以她家里無形中有一種文學的空氣，在她的正式教育開始以前，她的文學教育已經(jīng)開始了，她的“人之初”是每天早上由女傭把她抱到母親床上去，趴在被子上，跟著母親不知所云地背唐詩。雖然“不知所云”，這樣的熏陶和記憶卻有助于她的藝術(shù)直覺的養(yǎng)成。在家里她有不少書可看，她喜歡看的是舊小說，八歲時她已讀過大部分的章回說部，比如百萬言的《西游記》。她父親喜讀小報，家里總是這里那里隨處亂攤著，她也養(yǎng)成了讀小報的習慣。小報上她不會放過的是鴛蝴派的通俗小說，這類小說的情調(diào)、筆調(diào)都從傳統(tǒng)小說而來，張愛玲早年喜讀這類小說的原因之一就是它們有舊小說的味道。除了環(huán)境的影響之外，可能還與她模模糊糊地感到舊小說中的世界與她的家庭生活，與她知道的人與事可以相互印證有關(guān)。眾所周知，她對舊小說的熱情終生不渝。鑒于新式學堂(更不用說洋學堂)和社會上的時髦風尚均不鼓勵這樣的嗜好，甚而視為低級趣味，如果我們說張愛玲一手漂亮的英文以及西方文學、歷史、藝術(shù)方面的知識是得自學校教育的話，那么她在這方面的興趣無疑是在家里培養(yǎng)起來的。
她的“國學”知識中的相當一部分也得自“家教”——十歲之前，她都是從私塾先生受教，她父親有興致時想必也指點過她。私塾先生式的教育最重的是古文，她念中學時她弟弟仍跟了老夫子式的先生受教，先生教他作《漢高祖論》，張愛玲受教的未必是這一位，但路數(shù)也是一樣的�？上覀兛床坏剿恼n卷，只知道她那時肯定背了不少古文。她父親有的是舊式的教養(yǎng)，雖然不以她在學校里寫的那些“新文藝腔”的作文為忤，甚至感到得意，可是當他鼓勵女兒發(fā)展寫作方面的才能時，他還是勸她隨了先生學作舊詩。張愛玲記得她曾作過三首七絕，有一首詠“夏雨”，其中的兩句，“聲如羯鼓催花發(fā)，帶雨蓮開第一枝”，先生頗為賞識，加了濃圈密點，她自己也有幾分得意，只是后來寫來畢竟太吃力，才沒有學下去。背古書她當時必覺得枯燥乏味，作舊詩在她也是硬作，“賦得”的味道極重，但是這一番苦讀、“苦吟”日后給她帶來的好處也是顯而易見的：新文學史上的女作家，特別是30年代、40年代的女作家，在古典文學、文字功底方面表現(xiàn)出良好素養(yǎng)的，少而又少，張愛玲是少數(shù)中的一個。
張愛玲的父親在兒女的教育上也是典型的遺老遺少態(tài)度，就像他與民國的世界總犯別扭一樣，他也拒絕民國以后普遍化了的學堂式教育。他原先似乎想讓女兒像過去的大家閨秀一樣，在家里完成她的全部教育。雖然張愛玲九歲時給報紙編輯的一封信中稱她那時在家里補習英文，第二年大約可以考四年級，但那很可能是她母親的主意，而她父親其時也許正在醫(yī)院里治療。所以到她十歲母親要把她送進學校時，她父親一再大鬧著不依，最后是她母親“像拐賣人口一樣”硬把她送去的。填寫入學證時，她母親為她的名字大費躊躇，她的小名叫“煐”，張煐兩個字叫著不上口，沉吟半晌不得主意，母親道：“暫且把英文名字胡亂譯兩個字吧。”就音譯了“愛玲”二字。大概因為不夠“淑女”化，她一直想替女兒改但終于沒改，后來則是她自己不愿改了。所以嚴格地說，到現(xiàn)在為此，我們是把我們的傳主的學名提前使用了九年。
張愛玲進的這所學校是上海黃毛小學，她在學校里的情形我們不得而知，只知道她是住讀。一直被關(guān)在家里，沒有多少同齡人做伴，現(xiàn)在驟然過起“群居”生活，當然會有點不適應;另一方面，來到一個全新的環(huán)境里，而且父母此時還沒有離異，后母還沒有出現(xiàn)，她還是可以有較為輕松的心境來體驗一種新鮮感的。她提供給我們的唯一一條資料是同學晚上在帳子里讀她寫的言情小說，以及因她的小說而起的小小的爭執(zhí)(見后文)，從中可見她那時仍不失那個年紀應有的健康活潑的性情。可是因為家庭中的一系列變故，中學時代張愛玲留給老師同學的印象與上面提到的不失童趣的一幕已經(jīng)完全對不上了。
張愛玲中學念的是圣瑪麗亞女校，這所學校系美國教會所辦，與圣約翰青年學校、桃塢中學同為美國圣公會設(shè)立的大學預科性質(zhì)的學校，這些學校中成績優(yōu)異的畢業(yè)生可以有機會到英美的名牌大學去深造，大名鼎鼎的林語堂便是圣約翰青年學校保送到美國去讀書的。這位著名的校友不僅是母校的驕傲，而且在性質(zhì)相同的其他兩所學校里肯定也是常被提起的�？赡芏嗌儆羞@方面的原因，中學時代的張愛玲特別心儀林語堂，他是她的一個參照人物，她發(fā)愿要走他的路，并且要在名氣方面超過他。
這個宏愿當然是暗自對自己許下的，她的老師、同學不可能知道，而她的外表、她的言談舉止，一點也顯露不出奮發(fā)有為的征兆。留在老師同學記憶中的張愛玲郁郁寡歡，意氣消沉，懶散不好動，不交朋友，臥室凌亂，人也不事修飾。張愛玲的愛好者常容易根據(jù)讀她小說獲得的印象想象她是個懶散的人，一位超級張迷水晶未見她之前，便想象她是一個“病懨懨、懶兮兮的女人”，見面后發(fā)現(xiàn)她實際上很精神。但是張愛玲至少有一度的確是有這種味道的，甚至懶得掩飾這一點，這就是在中學的時候。
教會學校有教會的清肅，規(guī)矩比一般學校多而且嚴，圣瑪麗亞女校也如此。每個學生臥室里均有放鞋的專門柜子，不穿的鞋子必得放進柜里，不準隨便擺放。舍監(jiān)若查出誰不按規(guī)矩來，便毫不留情將那人的鞋放在走廊上示眾。最常被亮出示眾的，便是張愛玲的一雙舊皮鞋。女孩面嫩，旁人遇此事必要面紅耳赤，她則不然。她心里未嘗沒有一種羞憤，因為在眾多花枝招展的貴族小姐面前亮出的是那樣一雙寒酸的舊皮鞋，這不啻是將她在家里的難堪、不幸抖摟出來示眾，但是她的反應是遲鈍、木然的，好像懵懂到不知道在乎，在這種場合，她最劇烈的反應是道一聲：“啊喲，我忘了。”沒有檢討抱歉之意，而且絕對不是有些活潑的女孩的撒嬌、發(fā)嗲式的驚呼。
她的健忘是全校聞名的。給教師印象最深的是她常忘記交作業(yè)，每到這時老師問起緣由，她便將兩手一攤道：“我忘了。”也不找理由，也不辯解，只一副可憐狀，老師也不忍深責，一則知道她家里的情形，二則她的成績絕對是拔尖的。“我忘了”在她口中出現(xiàn)的頻率太高，以致在同學中這三個字簡直有權(quán)作她諢號的趨勢。若有人談起中學時代的張愛玲，她那時的同學必要夸張地模仿道：“喔!愛玲，‘我忘了’。”在整飭、清肅、以培養(yǎng)淑女為志職的教會學校，她當然是一個怪人、一個異數(shù)。
與她的怪、她的懶散健忘同樣出名的，是她優(yōu)異的學習成績。她雖然常常不交作業(yè)，考試時卻總得“A”或“甲”。當然，最讓師生對她刮目相看的還是她的作文。
教會學校與一般學校的不同處是它將全部課程分為中文、英文兩部分，最看重英文，數(shù)、理、西洋史等課程均用英文講授，教師大都是外籍人，以老小姐居多。中文部則設(shè)國文及本國史地三科，教初中的多為師范畢業(yè)的中國小姐(《封鎖》中的翠遠多半就是從她們中間找到的原型)，教高中的則多為前清科舉出身的老學究。學校是貴族化的，要的似乎也是貴族化的國文——古國的古董。作文的命題常常是“說立志”、“論知恥”之類，比中國人辦的學校更來得國粹，倒像是張愛玲家里私塾式教育的意外延續(xù)。如果她一直由那些老學究來教，以她的根底，她肯定也還是比她的同學更出色的學生，但是因為大家學來都無興致，也不當回事，同學對她就未必會有那樣佩服了。碰巧教她們的國文老師換了一位熱衷新文學，又頗能鼓起學生對文學的興趣的汪先生，這對她倒是件不大不小的幸事。
這位汪先生叫汪宏聲。我們對他最應表示感激的不是他給了張愛玲多少有益的教導，也不是他最早發(fā)現(xiàn)了張的才華，而是他在張愛玲如日中天的時候?qū)懥似}為《記張愛玲》的文章，成為后人了解張中學時代在學校中的情形的難得的材料，此外就是學校在他的發(fā)起下，出版了一種32開的小型雜志《國光》，從上面我們得以看到張這段時間的幾篇習作。
汪先生廢了八股式的道德文章，轉(zhuǎn)教學生去學習寫景、狀物、抒情，因為他標舉新文學，學生都是年紀輕輕，又都是女生，他似乎順理成章地在學生中造成了一種崇奉“美文”的風氣。他常允許學生隨意命題，而性之所近，學生一下筆很自然地就走上感傷抒情的一路。汪先生批作文時看到的一篇題為《看云》的散文也屬此類，他很欣賞此文，雖說里面還夾雜了幾個別字，但行文流暢瀟灑，詞藻濃艷華麗，水準遠在其他作文之上。此文作者即張愛玲。其時汪先生剛接任國文教師，學生的名與人尚對不上號，下一次課上講評作文時逐一點名領(lǐng)取作文簿，他才識得這個學生：張愛玲坐在最后一排，穿著過時的寬袍大袖的衣裳，被點了名后神情呆滯地走上前來。汪先生把她大大夸獎了一通，并當場朗讀了她的作文，她還是神情呆滯，臉上并無得色。
自此張愛玲便成了汪先生的寵兒，作文每每被用來講解示范，其后出《國光》，也把她視做扛鼎的人物。只是張生性孤僻，對此并不熱心，逢編者催逼索要稿件，又是每以“哎呀，我忘了”應之。她的不算多的投稿在校刊上篇篇都算得上是頂尖之作，贏得交口稱贊。同學佩服，教師休息室里也常以她為話題。但是她在圣瑪麗亞女校引起最大轟動的習作，還要數(shù)她在某期《國光》上登的兩首未署名的打油詩。兩首詩均是地道的游戲之作，以戲謔的筆觸調(diào)侃取笑了兩位男教師，這大概是她的幽默諷刺才能的最初顯示，觀察細致，寫來俏皮風趣。汪先生以為小有唐突，無傷大雅，故點頭通過。但教會學校于師道尊嚴特別講究，被取笑的二人中有一人將打油詩視為忤逆，一狀告到校長處，校長如承大事找來汪先生和幾位編者細問原委，且提出三種善后辦法供選擇：一是向老師道歉，二是《國光》停辦，三是不許張愛玲畢業(yè)。張愛玲大約沒想到事情會鬧到如此嚴重，而就其性格而言，她是個對老師同學都可冷眼旁觀，卻絕對不好惹是非、找麻煩的人，寫打油詩不過是游戲加逞才而已。不知事情鬧大后——不許畢業(yè)對她希望留學深造的夢想可是不小的威脅——她是否感到后悔、惶恐，抑或仍是遲鈍懵懂，全不在乎?好在最后是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了：汪先生主張用第一法，而那位告狀者大概也覺計較得過分，善罷甘休了。
實際上張愛玲寫出來的一定比她捕捉到的要緩和得多，而除了這兩位老師之外，她于沉默寡言之中，于外人見到的呆滯神情后面，一定也在用她的挑剔而帶嘲弄意味的目光打量著周圍的一切人。她沒有在日后的創(chuàng)作中更多地利用中學生活的經(jīng)驗，也許是因為與她從家庭生活中獲得的經(jīng)驗相比，與她其他的直接、間接的經(jīng)驗相比，這部分經(jīng)驗顯得蒼白、平面，缺少濃郁的人生味，我們只是在她后來的一篇不甚出色的人物素描《殷寶滟送花樓會》里約略可以領(lǐng)略到她對“女學生少奶奶的輕車熟路”的冷眼觀察，以及對母校那段生活的零星回憶。——除了加入了自己的理解之外，這篇作品里的故事、背景顯然都是紀實的。
張愛玲的作文雖享譽全校，她的國文水準雖受到汪先生的一再推許，但是看來并不是每個教師都肯賞識她的才華，至少圣約翰大學的考官就不肯——張愛玲中學畢業(yè)后報考該校，國文居然沒考及格。汪宏聲在文章中提到了此事，不無稱奇之意。不過他更感到驚奇的還是張愛玲在畢業(yè)年刊調(diào)查表的“最恨”一欄中填入的一行字：“最恨——一個有天才的女子忽然結(jié)了婚。”此話出自一個十七歲的少女之口，確是驚人之語。這里面多少有點“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意味，不過自況的成分也是不容懷疑的：那時她的自信心“日益堅強”，還未在母親的懷疑目光下演為自卑，她頗以才女自許;另一方面，她對母親的不幸的婚姻與自己的命運作了夸張的聯(lián)想。汪先生看了之后驚奇、不解而又對這位得意的學生表示理解，很愛護地希望她“暫時——只好希望是暫時——不結(jié)婚”。
以他對張愛玲的賞識、抬舉，以及在打油詩風波中對她的回護，汪宏聲可以算是張的一位“恩師”的，可是他似乎與圣瑪麗亞女校一起，都在張愛玲不想提起、愿意忘卻之列。不知她對這位老師作何感想，她從未在文章中提起過這段師生之誼，也從未表示過感激之情，她肯定讀過老師寫自己的那篇文章，但我們不知道她的反應。不過我們也不妨把涉及到她中學時期習作的那篇《存稿》看做一種含蓄的表示：她否認自己從她的國文教師那里得到了什么為文之道，她把那些受到獎掖的作文都給否定了。——既然她對新文藝已漸生不滿乃至鄙薄之意，她對熱心鼓吹這種“新臺閣體”的汪先生當然也就說不上有什么敬意了。
中學畢業(yè)以后，張愛玲在家溫書準備考大學，我們在此可以回過頭來補接上前面寫到的她在母親家的那段生活，等她母親的淑女培訓兩年計劃過去，她已經(jīng)準備著啟程去香港念大學了。她母親的兩年計劃宣判了她最終是一個不合格的淑女，但她在另一種考試中是合格的——那時英國倫敦大學在上海舉行招生考試，她考取了。也恰在此時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英國去不成，她這才改入了香港大學。
自從接受私塾式的教育開始，張愛玲就一直是個用功的好學生。因為要好，上進心強，她似乎從來沒有讓大人、先生為她的讀書操過心。小時候因為背不出書，她自動加班加點，枯燥乏味的課程她也學得用心盡力。似乎只有沾上淑女味的科目她才會偷懶�；�，比如鋼琴。她喜歡鋼琴正是她醉心母親那種生活情調(diào)的那一時期，“其實喜歡的不是鋼琴而是那種空氣”。當她明白了學鋼琴是怎么一回事，而琴先生又因為她偷懶常打她的手之后，鋼琴在她眼中就成了“苦難”，常在應當練琴的時間坐在鋼琴后面的地板上看小說。但是對于那些于她的前途有影響的課業(yè)她從來不敢怠慢，不管喜歡不喜歡。
似乎從中學時起，她已經(jīng)認定自己不會像周圍的同學一樣，走“女學生——少奶奶”的路，中學畢業(yè)后她母親更是明確地讓她自己做過選擇。她稱她母親提出過“很公允的辦法”：如果要早早嫁人的話，就不必讀書，用學費來裝扮自己;要讀書，就沒有余錢兼顧到衣裝上。這同她在逃離父親家之前母親捎話讓她想明白的問題實質(zhì)上是一樣的。不用說，張愛玲選擇了后一條路。不論走哪條道，好的成績當然都需要，但對于走“女學生——少奶奶”路線的人，好成績在更大的程度上只有裝飾的意味，對于張愛玲，好成績、高分數(shù)卻有更實際的意義——她是要仗恃它們?nèi)カ@取深造的機會，最終為自己贏得社會地位與名聲，所以她格外地用功。到了香港大學以后就更是如此。她的目標很明確：爭取在畢業(yè)后能到英國繼續(xù)深造。
張愛玲的反應并不快，她的聰明不是屬于那種捷才型的，而且在港大學習的那些課程肯定不都是她擅長并且喜歡的，她也不見得都能做到舉重若輕，但是用她自己的話說，那時她“真的發(fā)奮用功了”，她“能夠揣摩每一個教授的心思”，所以“每一樣”功課總是考第一，并且連得了兩個獎學金。有一位教授曾說他教了十幾年的書，從來沒給過他給張愛玲的分數(shù)。于此可見她對分數(shù)的看重，而她為這些第一是付出了代價的。代價包括她暫時放棄了寫小說的嗜好，自她斷文識字、上小學、上中學，我們都可看到她的習作(規(guī)定的作文之外的)，而這三年卻是空白;她也不再大看她所喜愛的章回小說，直到日本人進攻香港，她的計劃被打斷，她才在舊小說中陶然忘情了一回。大約只有繪畫沒有完全被她犧牲掉，但那也是因為不占太多的時間，而且她放開手來盡情地畫，也還是在戰(zhàn)事發(fā)生之后。此外她犧牲的還有閑暇游玩時的一種輕松的心境。偶與同學出去游山玩水、看人、談天，她總是被迫著的，心里很不情愿，認為是糟踏時間。
后來她承認，在香港的三年，于她真正有益的也許還是學業(yè)之余的這些與山水、人，與環(huán)境、社會的接觸。此話當然不難從她后來創(chuàng)作的那些香港“傳奇”中得到印證。香港對于張愛玲是個全新的天地，這里的接近熱帶的地理自然環(huán)境，藍的海、紅土的山崖、長得潑辣妖異的植物，總之是濃得化不開的景物，還有殖民地的怪異的風俗人情，無一不給她留下新鮮、深刻的印象。在她這個外來者的眼中，這一切都化為一種刺激的、犯沖的、不調(diào)和的色彩和情調(diào)。這里的人也是令她感到新鮮而又陌生的。她的同學多半來自英國各殖民地國家，印度人、安南人、馬來西亞人、南洋華僑的子弟、英國移民的后裔、歐亞混血兒都有，種族、文化背景各不相同。她中學的那些同學與她的背景縱有不同，相去亦不至太遠，何況大都是在相同的環(huán)境中長大的，她現(xiàn)在的同學，則其心理、行為方式對她都有幾分謎的味道。
她的計劃、她的上進心抑制了她的好奇心，那時她并沒有花更多的精力探究這塊地方、這些人，而且她恐怕也沒想到這里的一切會進入——至少是那樣快地走進——她的小說。但是在港大的三年已經(jīng)使她對這里的一切留下深刻的印象，她于有意無意之間已經(jīng)捕捉到了一些重要的信息。如她自己所說，“生活空氣的浸潤感染，往往是在有意無意中的”，不必先有個存心。所以一旦回到上海，提起筆來寫小說，不久前她還生活于其中的那個世界，她在那里見到的、聽到的、感到的，都在她的意識中鮮活地蠢動起來，迅即為她的想象力照亮。她最先寫出的“傳奇”都是香港傳奇：最早發(fā)表的三篇小說——《沉香屑：第一爐香》、《沉香屑：第二爐香》、《茉莉香片》——都是以香港為背景的。有時為了營造特異的氣氛，她想象著讓她熟悉的一些人物原型來到香港的舞臺上上演他們的悲喜劇。《茉莉香片》中，聶傳慶孱弱、萎靡的形象的塑造部分地來自她對弟弟的追念和印象，傳慶的父親與后母則有她父親和后母的投影，而故事發(fā)生在香港。
同時，細心的讀者會發(fā)現(xiàn)，張愛玲的香港傳奇比她的上海傳奇帶有更多“怪力亂神”的成分，這恰好是因為面對著香港，她有更多的好奇和驚訝。她說她是“試著用上海人的觀點來察看香港”，而她可以采取這種立場，當然因為她是一個上海人。在她的眼中，香港的生活充滿了怪異和不諧調(diào)，與日常的經(jīng)驗不相銜接。我們可以感到張愛玲在小說中用力捕捉并刻意地要傳達出她對香港的種種印象，她在創(chuàng)作中的相當一部分快感也來源于此。雖然她更大的興趣在故事的情節(jié)和人物的命運，但是我們?nèi)匀豢梢哉f，這個刺目、犯沖、不中不西、半土半洋、缺少傳統(tǒng)的小小殖民地是她小說中一個潛在的角色。在她的香港傳奇中，這塊地方的色彩、情調(diào)與小說中的人物給我們留下的印象同樣鮮明，在某些篇章中，前者給我們的印象之強烈，甚至超過了后者。
事實上，即使撇開外部環(huán)境給她的新奇感不論，如果不是心里時時牽掛著學業(yè)、成績的話，單憑她自己的小環(huán)境的變化，她也有充分的理由盡情地投入到課余的那些活動中去。須知從小到現(xiàn)在，她一直是在家長的監(jiān)護，或是教會學校的嚴格規(guī)矩的管束之下，從來沒有體驗過自由自在的滋味，甚至長到十七歲，她還沒有獨自一人上街買過東西。大學不比中學管束得嚴格，她一人在外也沒有了母親家中的清規(guī)戒律，正是可以逞意而行的時候�？墒菫榱怂挠媱�，她心甘情愿地把到了手的自由大部分都捐棄了，她在戶外的有限時間，絕大部分倒是抱著書在教室、圖書館、宿舍這幾個點之間的路途上來去匆匆。
雖說她留學深造的計劃未能實現(xiàn)，她付出的代價卻不能算是白費，且不提她門門第一的成績，她對西方文化、西方歷史和文學的了解是在這三年里打下的底子。她的人生觀也是在這段時間里成形，證據(jù)是，她離開香港不久后即走進文壇，而她一出手寫出的作品(不論是英文的還是中文的)已經(jīng)顯示出她對人生的獨特而穩(wěn)定的把握(其后很少變化，有變化也不是方向性的轉(zhuǎn)換)——那已經(jīng)是一種相當成熟的人生態(tài)度，中學時代她與這樣的成熟相去還很遠。只是不論在美學趣味方面，還是在人生觀方面，她得自教師的地方很少，多半是自己的揣摸鉆研。這也是她與一般循規(guī)蹈矩的好學生的不同之處：她雖為了高分可以費神去揣測教師的心思，但從中學到大學，其實沒有幾個教過她的人是她所佩服的，所以沒有幾個教師能對她產(chǎn)生真正深刻的影響，包括將她視為得意學生的汪宏聲。也許只有一人是例外，這就是她在港大時的歷史教授佛朗士。
據(jù)張愛玲的介紹，佛朗士是個豁達隨便、有幾分玩世不恭的英國人，“徹底地中國化”，會寫中國字，而且寫得不錯，愛喝酒，愛抽煙。他在人煙稀少處有三幢房子，一幢專門養(yǎng)豬;因為不贊成物質(zhì)文明，家里不裝電燈、自來水，備有一輛汽車卻是給傭人買菜趕集用的。他的不修邊幅和三分玩世使他沒有多少英國人慣有的道貌岸然的紳士氣，倒有幾分中國文人的名士氣。校中紛傳的關(guān)于他的一件趣事即可見出他的名士氣的一斑：他曾與中國教授們一同游廣州，到一個名聲不太好的尼姑庵里去看小尼姑。他的玩世也見于他對英國的態(tài)度。他是大英帝國的臣民，對于英國的殖民地政策卻沒有多少同情，但也看得很隨便——“也許因為世界上的傻事不止那一件”(這是張愛玲的推測)。
佛朗士自然也把他的作風帶到了課堂上。他對那些枯燥乏味的教科書以及四平八穩(wěn)的歷史書顯然是不滿的，“官樣文章被他耍著花腔一念，便顯得十分滑稽”。張愛玲從中聽出了他對歷史的“獨到的見地”。她曾說：“現(xiàn)實這樣東西是沒有系統(tǒng)的，像七八個話匣子同時開唱，各唱各的，打成一片混沌。”因此她私下里總希望歷史評論家“多說點不相干的話”，而她在佛朗士這里聽到了。佛朗士的授課即使對張沒有決定性的影響，至少也啟迪和支持了她后來的態(tài)度：“清堅決絕的宇宙觀，不論是政治上的還是哲學上的，總未免使人嫌煩。”張愛玲稱學生(當然也包括她自己)從佛朗士那里“得到了一點歷史的親切感和扼要的世界觀”，并且說“可以從他那里學到的還有很多很多”——她在文章里還很少對別人表示出這樣的敬意。
這位教授講的是哪一段歷史，他究竟向他的學生灌輸了怎樣的思想，這些都不得而知。值得注意的是，“歷史的親切感”與“扼要的世界觀”恰好也點明了張愛玲把握、認識人生的獨特方式以及人生觀構(gòu)成上的特點。她厭惡理論，并不追求觀念上的自相一致，而希望在對歷史、人生的“親切感”與“扼要的世界觀”之間求得平衡與統(tǒng)一。所謂“扼要的世界觀”，作為對人生、對世界的粗略看法，本身也許分量不夠，卻因為有對歷史、對現(xiàn)實的深切感受做底子而顯得豐厚。在粗略的一條條看法之間，直接與間接的經(jīng)驗維持著活躍的演出，貌似矛盾的見解皆消融、調(diào)和于深切的感受以及對現(xiàn)實的態(tài)度之中。唯其如此，人生觀對張愛玲具體而微，幾乎是一種可以觸到、見到、嗅到的、不失感性生命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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