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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我所欲也》背景資料及內容分析
導語：《魚我所欲也》選自《孟子告子上》，論述了孟子的一個重要主張：義重于生，當義和生不能兩全時應該舍生取義。
背景資料
孟子繼承了孔子的思想，而又有發(fā)展。他生活在諸侯互相攻伐“無義戰(zhàn)”的時代，目睹了人民遭受涂炭的社會現(xiàn)實，也看到了人民的力量。在此基礎上，發(fā)展了民本思想，明確提出“民為貴”、“君為輕”。政治上主張實行“王道”、“仁政”。反對“霸道”、“暴政”。呼吁統(tǒng)治者重視人民、安定人民、少收賦稅，減輕刑罰，使百姓“不饑不寒”。這些觀點反映了人民的愿望，有一定進步意義，但卻脫離當時的社會實際，根本行不通。孟子還主張社會分工，這符合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但卻得出“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的結論，為階級剝削和壓迫制造了理論依據(jù)。孟子的哲學思想屬于主觀唯心主義，最具代表性的是他的“性善論”，認為人生來就有善良的本性，他說：“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小無有不下。”還說：“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知也。仁義禮智，非曲外鑠(給與)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的人性說中有合理的成分，他特別強調后天環(huán)境和教育對人的影響，以及自我修養(yǎng)的作用，認為“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生于憂患，死于安樂”;要求人們反躬自求，“養(yǎng)浩然之氣”，做到“舍生取義”，“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內容分析
本文是孟子以他的性善論為依據(jù)，對人的生死觀進行深入討論的一篇代表作。他從人應如何對待自己的欲望入手，在生與死、利與義、守義與失義等方面，層層深入、正反對比地論證了義重于生，必須舍生取義。還強調指出“非獨賢者有是心(舍生取義之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人如果經不住萬鐘、宮室、妻妾、施恩的誘惑，必然會“失其本心(舍生取義之心)”。
《魚我所欲也》一文用面對魚和熊掌之間的抉擇，比喻面對生命和大義之間的選擇，孟子會毅然“舍生而取義者也”。這當中的“義”和文章最后的“此之謂失其本心”的“本心”都是指人的“羞惡之心”(按如今的通俗理解，可以理解為“廉恥之心”)。因為人只有擁有“羞惡之心”，才能分清哪些是道德底線可以承受的事，哪些是道德范圍所不接納的事，哪些是“所欲有甚于生”的事，這樣才能不被“宮室之美”、“妻妾之奉”和“所識窮乏者得我”所誘惑，而像“不食嗟來之食”的人一樣，內心有一種凜然的“義”。
《魚我所欲也》一文本身的結構和材料所揭示的中心論點應當是：人皆有“所欲有甚于生，所惡有甚于死”的“本心”，“賢者能勿喪耳”。如果把《魚》文分成三段來分析，是不難說明這一觀點的。本文邏輯嚴密，析理精深，比喻、排比、對比等修辭手法的運用，使語言生動、流暢，氣充詞沛，頗具說服力。
《魚我所欲也》中心論點
《魚我所欲也》(以下簡稱《魚》)是一篇傳統(tǒng)的語文教材，也是《孟子》一書中的代表篇章之一。但是，不僅很多教師在教學時誤把“舍生取義”當作《魚》文的中心論點，而且不少教參和新編教材也多有此誤。其實，“舍生取義”既不能統(tǒng)攝《魚》文本身的結構和材料，也不能與《孟子》全書，尤其是《告子》全篇的思想內容相吻合。
《魚》文本身的結構和材料所揭示的中心論點應當是：人皆有“所欲有甚于生，所惡有甚于死”的“本心”，“賢者能勿喪耳”。如果把《魚》文分成三段來分析，是不難說明這一觀點的。
第一段包括兩層，從“魚我所欲也”到“故患有所不避也”是第一層。這一層的開頭兩句：“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只是作為一個比喻，借以說明“我”“舍生取義”的果敢，只具有使文章生動形象，鮮明可感，富于氣勢的修辭效果(孟文的特色之一)，完全沒有使論點得以證明的論據(jù)作用。因為人能“舍魚而取熊掌”并不能證明人就能“舍生取義”。所以，如果把上述兩句換成“果敢地”三字放在“舍生取義”四字的前面作狀語，是不影響文章的思想內容和結構的。可見，這一層的重心全在后面的幾句話中。后面幾句中的“舍生取義”、“不為茍同”、“患有所不避”是同一個意思，即不貪生怕死。這些都是作為事實論據(jù)的，分別放在第一個分論點我“所欲有甚于生，所惡有甚于死”的前后，進行回環(huán)論證，即從事實得出結論，再用事實證明它(孟文常用的方法)。所以這一層不是用“舍魚而取熊掌”為論據(jù)證明“舍生取義”。而是用“舍生取義”，(即“不避患”、“不茍得”)為論據(jù)證明：“我”有“所欲有甚于生，所惡有甚于死”的“本心”。
從“如使人之所欲”到“賢者能勿喪耳”是第二層，首先用“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兩個假設反問句所蘊含的普遍事實，從反面證明第二個分論點：人們具有“所欲有甚于生，所惡有甚于死”的本心。接著又用兩個肯定句：“由是則生而有不用”;“由是則可以避患而有不為”從正面論證分論點。然后順承上文的事實論證，正反論證和酣暢的行文氣勢，概括性地提出了中心論點：“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惡有甚于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體現(xiàn)了孟文的辯論色彩)，可謂水到渠成，順當明快。
概括上面兩層可知：第一段是用“我”“人”的行為作事實論據(jù)，通過推究原因論證了中心論點。
承接第一段，文章的第二、第三段又用具體的事實進一步論證中心論點，使論證更加嚴密有力。第二段(從“一簞食”到“乞人不屑也”)舉出“呼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的事實證明饑者照樣有人的“本心”：“所欲有甚有于生，所惡有甚于死”。第三段用反問排比句式，通過把“向為身死而不受”與“今為宮室之美而為之;……今為妻妾之奉而為之……今為所識窮乏者得(德)我而為之”作比較，深刻地提示了“萬鐘不辨禮義而受之”是失去了“本心”的行為，從而證明了他們也是有“本心”的，只是已經喪失罷了。“是亦不可以已乎!”是在中心論點得以充分論證后提出的一句號召，增強了文章的現(xiàn)實批判性。
通過分析《魚》文的結構和材料可以得出一個結論：《魚》文是用“我”“人”“行道之人”“乞人”“萬鐘不辨禮義而受之”“者”的行為作論據(jù)，通過推究原因，然后概括提示出中心論點的(論證過程見下圖)。
從《魚》文的出處看，《魚》是《孟子》一書中第六篇《告子》中的第十章。《孟子》全書對人性的看法是人所共知的性善論。第六篇《告子》更是系統(tǒng)地，全面地，集中地闡明了人性善的哲學觀：其中第二章指出：“人性之向善也，猶水之就下也。”第六章又集中地指出：“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緊接著第八章又以牛山上本來有繁茂的樹木為喻，說明人皆有“性善”的“本心”，在有些人身上看不到善的行為，不是因為他們沒有“善”的“本心”，只是因為它像牛山上的樹木那樣被砍伐殆盡了。正是這樣，第十章《魚》與以上諸章在思想內容上一脈相承，論證了人皆有“所欲有甚于生，所惡有甚于死”的“本心”。恰如朱熹在《孟子集注》中所指出的，“此章言善羞惡之心，人皆有之。”只有這樣確認人皆有“本心”為《魚》文的中心論點，才能和《告子》全篇乃至《孟子》全書的思想內容相吻合，才有利于正確理解孟子“王道仁政”思想的哲學根源，才有利于把握孟文的藝術風格，才有利于把它作為論說文的范文進行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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