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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析余秋雨與御用文人及文化偶像
新年伊始，看到白巖松對話余秋雨，談2008印象。回顧2008，自然要回顧汶川大地震，余秋雨又一次感慨萬千（同樣的感慨先前在電視里聽過）。最讓余先生感到失望甚至憤怒的是，大地震發生后，文化人幾乎全體“失聲”，還有人象局外人一樣遠遠的觀望，甚至指手劃腳地挑政府的刺。余先生耳聞目睹的現象，大概確鑿無疑。然而，去意無邊以為他的反應有點過度。
文化人此時無聲，并不等于無情，只是他們感到在那樣的災難面前語言很蒼白。山崩地裂，無數生命頃刻間被埋沒，每個中國人的心靈都受到了極大震撼；抗震救災似乎用不著哪個文化人站出來振臂一呼。至于有的文化人作旁觀狀、或者不合時宜地“打橫炮”，那多半是出于窮酸文人的怪脾氣。其實，他們中間的絕大多數人并不打算做看客，更不會存心搗蛋。他們發過牢騷，也許會加入捐款的行列，也許會報名趕赴災區……余秋雨大概可以做先進文化人的代表，然而，那些“落后”的文化人，也未必缺乏良心。即便是在抗震救災那樣的特殊時期，恐怕也要允許不同意見的存在，讓人家說話不會引發余震。
真正讓余秋雨憤怒的是，有人——據說還有余秋雨的朋友——并不贊賞他代表先進文化人的表現，甚至嘲諷他是“御用文人”。其實，此稱號在震前就有，并非地震的產物。而余秋雨把它和抗震救災扯在一起，按圍棋語言說是“機敏的一著”。無論地震是否發生，余秋雨其實都是樂意被“御用”的。因為除了要受那些吃不著葡萄的人嘲諷，“御用”實在沒有任何壞處——而好處似乎說也說不清楚。然而，不知為什么，余秋雨似乎對“御用”有心理障礙。去意無邊倒是有興趣為余先生作一次心理輔導。
其實，被“御用”幾乎是幾千年來中國文人的最高理想。李白也積極要求御用，只是因為唐玄宗和楊貴妃的用法不對，才鬧情緒。司馬遷因為仗義直言，又沒有錢“贖罪”，遭受了漢武帝的腐刑，卻仍然接受“御用”——出任中書令。《史記》雖然多有司馬遷的一家之言，但畢竟是官方認可的“正史”。司馬遷雖然被御用，但骨頭依然很硬。而更多的文人愿意為“御用”折腰，似乎也無傷大雅。
同樣被漢武帝御用的司馬相如，可謂聰明通達，常常寫令“天子大悅”的文章。司馬相如同樣青史留名，因為他的文章實在寫得漂亮，連司馬遷也服帖。倘若余秋雨的文章越寫越好，“御用”不“御用”兩可。子曰：“邦有道，谷。”（國家政治清明就做官）生逢盛世，余先生大可放下懊惱，愉快地被“御用”著。不過，應該提醒的是，余秋雨可以理直氣壯地唱紅臉，似乎也應該允許有人唱白臉（比如批評政府），即便有時唱得不對、不合時宜，也不必一棍子打死。有紅臉、有白臉，還有小花臉，才成一臺戲，才是和諧社會。
余秋雨不喜歡戴“御用文人”的帽子，然而，聽話聽聲，觀眾分明能感到他很樂意做“文化偶像”。據余先生說，從前的偶像太高、太遠，脫離群眾。從前的偶像是誰，余秋雨沒有挑明，但當今的偶像卻近在眼前。時下提起偶像，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好男兒”和“超女”。余秋雨心里大約也明白，靠頻頻在電視里亮相、混了臉熟才得來的“文化偶像”，只能是“通俗版偶像”。好比常在天橋擺場子賣膏藥的，不太可能是絕頂武林高手。為滿足現代人的追星欲，從而繁榮文化市場、發展文化產業，余先生不惜以準大師之尊屈就“文化偶像”，其犧牲精神可嘉。
然而，問題是余秋雨也有困惑：“大器碎于何時？！”想了許久，去意無邊突然發現這是新版騎驢找驢——從余秋雨身上就可以找到答案。大器碎于五花八門的大賽和海選；碎于到處簽字售書：碎于棒殺和捧殺；碎于從觀眾那里討來的掌聲和歡呼聲：碎于網絡的點擊率和電視的收視率……一言以蔽之，大器碎于急功近利、心浮氣躁。當今社會人們都很忙，沒有時間去研究“大器碎于何時”那樣的問題，余秋雨本人似乎更沒有時間。因此，去意無邊的解答雖然膚淺，卻聊以充數。
余秋雨雖然有煩惱甚至憤怒，但余秋雨是幸福的。作為文人，上可以被“御用”，下可以當偶像，夫復何求？！倘若還要成“大器”，未免有點貪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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