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怎么準備變法
引導語：王安石為什么要變法?怎么變法?王安石如何準備變法的?下文是相關資訊，歡迎大家閱讀學習。
王安石變法已經(jīng)過去將近一千年了，現(xiàn)在寫這方面的題材實在很棘手，尤其對我這樣非歷史專業(yè)的，更是挑戰(zhàn)。一方面擔心是翻譯與抄襲，另一方面擔心是“馬后炮”。所以，我在寫作時，假定把自己處在一千多年前的王安石變法的前夜，對王安石變法的后果盡量努力作一些前瞻性的預測。寫完后雖然覺得不理想，但當做一次嘗試吧。
關于王安石變法的歷史背景，歷史教科書或其他歷史參考資料都有詳細介紹，筆者在此就不重復，總之按歷史書上的說法就是一句話：迫在眉睫。筆者在此一言以蔽之，就是非理性公理的推論三。
且說宋神宗即位時年僅19歲，相當于現(xiàn)在大一、大二學生的年齡。我在大學教書，對大一、大二的學生有些了解，不知道古人19歲和現(xiàn)代人19歲有什么區(qū)別，所以我們沒有證據(jù)判斷19歲的宋神宗身上究竟有多少冷靜和多少沖動，但有一點，他的確想做一位有抱負的皇帝，并且不是一般的抱負，他要使宋朝恢復漢唐風采。他召見了富弼，問以治道，回答是“人君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其意”;問以邊事，回答是“愿二十年不言兵”。應該說，富弼作為三朝宰相，以他的直觀經(jīng)驗判斷，要清除社會中的惡瘤，用現(xiàn)在的話說，將是一項多么復雜的社會系統(tǒng)工程，所以他的回答是相當負責任的，至少沒有投皇上所好唯唯諾諾，更沒有高喊什么皇上圣明。在被召見的第二年，富弼又向神宗言災異天數(shù)，哀嘆說：“人君所畏唯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如果古人有相當?shù)睦硇运�，把“天”理解為我們現(xiàn)在所說的客觀規(guī)律并且能正確認識客觀規(guī)律，也許歷史將重新改寫，但是這種假設不成立。
宋神宗大失所望，便于熙寧二年(1069年)初起用王安石為參知政事，負責變法。當時王安石是眾望所歸的人物，都希望王安石出來執(zhí)政以改變現(xiàn)狀。正如司馬光給王安石的信中所說，當時王安石獨負天下盛名三十年，才高學富，難進易退，不管識與不識都認為只要王安石執(zhí)政，“則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澤”。司馬光的學生劉世安說：“當時天下之論，以金陵(王安石)不作執(zhí)政為屈�！�
以現(xiàn)代觀點來看，司馬光和劉世安顯然有認識上的局限，把天下太平的希望寄托在一個具體的人身上明顯不是唯物史觀，因為生產(chǎn)力與生產(chǎn)關系、經(jīng)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不是單憑某個具體的'人的熱情能左右的。
一個局限性認識如果當作個人觀點表達倒也罷了，如果一場轟轟烈烈的變法運動的操縱者也有認識上的局限并且將局限性的認識用來指導變法，勢必事與愿違，盡管當初的愿望是好的。
熙寧元年(1068)四月，王安石第一次與神宗皇帝當面長談。神宗一見到王安石便問，今日治國之道，當以何事為先?王安石回答，應當以選擇治國理念為第一要務。神宗又問，唐太宗何以能成為幾百年來才有的一代明君?王安石答道，陛下您應該師法堯、舜;唐太宗并無多少識見，其所作所為不盡合乎圣人法度。唐太宗只不過是乘著隋朝末年的亂局得以稱雄一時，再加上他的子孫后代大多昏庸不堪，所以才能夠最終博得明君美譽，其實他本人并沒有值得多少稱道的地方。陛下您還是應該事事師法上古之圣人，后世帝王不足以成為治理天下的典范。
幾乎每本宋史的參考資料都引用了宋神宗與王安石的這次對話，有的說是越次以對，以此說明宋神宗為了實現(xiàn)抱負迫切需要支持者;有的說是君臣相知，以此說明王安石變法得到最高統(tǒng)治者的支持。我認為，如果將這次對話看作變法前的思想準備的話，顯然在思想認識上是有局限的�！皯斠赃x擇治國理念為第一要務(以擇術為始)”，請問治國理念是什么?能不能科學的界定?“陛下您應該師法堯、舜(言當以堯舜為法)”，請問師法堯、舜的具體標準是什么?沒有具體標準，怎么衡量師法了?如果將堯、舜假定為上古之圣人，那么現(xiàn)實中有誰能達到圣人境界?王安石還指出：“堯舜所為至簡而不繁，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憋@然是烏托邦想法，因為無法理性證明堯舜所為是最優(yōu)解。還有，即使堯舜所為是最優(yōu)解，那就說明歷史倒退了，要師法堯舜，只有讓歷史倒回去，但歷史不可能倒退到堯舜時代。
加佑四年(1059年)夏，王安石經(jīng)過深思熟慮，進獻了洋洋萬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系統(tǒng)地表達了自己的政治主張和治國方略。有史學家認為，這份萬言書其實就是他后來實施變法的綱領性文件(后安石當國，其所舉措，大抵皆祖此書)。按照這種觀點，那么萬言書也可以看作變法前的思想準備。萬言書中的一些認識也是有局限的，略舉幾例。
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于夷狄，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識之士然�？痔煜轮貌话�。此其何故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
今朝廷法嚴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謂無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
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遠，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不一，而欲一二修先王之政，雖甚愚者猶知其難也;然臣以謂今之失患不在法先王之政者，以謂當法其意而已�！ㄆ湟�，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咳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
這一段話中的“先王之政”是沒有科學標準的，當今之法度要以先王之政為標準，實際上就相當于沒有標準。
臣于財利固未嘗學，然竊觀前世治財之大略矣。蓋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財無道耳。
今天下不見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土樂業(yè)，人致己力以生天下之財。然而公私常以困窮為患者，殆以理財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變耳。誠能理財以其道而通其變，臣雖愚，固知增吏祿不足以傷經(jīng)費也。
對于這一段話，歷史學家鄧廣銘先生說王安石提出的“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的“理財之道”，其見地之卓越，是他同時的以及后代的多少政治家所無法望其項背的。然而，“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的“理財之道”，就是現(xiàn)代經(jīng)濟學理論在技術上也不能做到盡善盡美，在王安石那個年代只能是理想或空想了。
總體上說，萬言書指出當時存在的主要問題是內治不清、外困夷狄、財力困窮、風俗衰壞;其次是制祿太薄，不足以養(yǎng)，迫使官吏廉恥日毀，利用職權非法取得錢財盛行;再則是風俗大壞，以奢為榮，以儉為恥，又不得理財之道。這些見解雖然切中時弊，但都是從直觀經(jīng)驗上總結的，不是理性思維的結果。因而屬于空想的部分居多，其能付諸實施的可行性則較少。這也就不難理解萬言書為什么沒有得到仁宗皇帝和那些當政輔宰大臣們的回應。
既然認識上存在局限，為什么王安石對變法還是執(zhí)著堅持而且充滿信心呢?首先，根據(jù)推論三，變法是形勢迫不得已，不得不變;其次，當事人不可能認識到自己認識上的局限;再者，王安石在給仁宗皇帝上萬言書前，曾在地方任過職，在任職地方，頗有治績。
在鄞縣時，王安石跑遍了東、西十四鄉(xiāng)，進行實地考察，并監(jiān)督百姓興修水利，“起堤堰，決坡塘”，通過蓄水灌溉，使百姓無旱憂。他還在春季貸糧給貧戶，讓他們秋季償還，這樣一方面解決了農民的具體困難，又能使官倉的陳糧新陳相易，不致于腐朽變質。鄞縣成了王安石變法的試驗田，并且成效顯著。在江東刑獄任上，王安石還提議廢除了江南東路的茶葉專賣制度，主張自由貿易，政府征稅，結果茶農與消費者都因此而得利，政府得到的稅利也超過了靠壟斷所獲得的收入，可謂三方得利，這證明自由貿易是勝過官方壟斷。
正因為在一些小地方取得了一些短期的效果，根據(jù)推論一，自然就會把那些短期效果當作放之全國而皆準的長期經(jīng)驗，也就對變法如此執(zhí)著了。
總之，由于變法前在思想認識上的局限，也決定了日后的變法事與愿違。
王安石如何推進變法
公元1069年(熙寧二年)2月，48歲的王安石被任命為參政知事，自此正式參與政事，成為變法改革的主持人。
王安石認識到，變法既是國家與壟斷階層之間的利益之爭，又是代表改革創(chuàng)新精神的新思想與陳腐、落后、保守的舊思想之間的觀念之爭，他意識到變革會面臨巨大的阻力，特別是在思想觀念上的交鋒會十分激烈，因此他一開始就做好了“以擇術為始”的思想理論準備。面對重重壓力，王安石一靠謀略，二靠勇氣，表現(xiàn)出巨大的自信和百折不撓的精神，并鼓勵神宗以經(jīng)術向流俗開戰(zhàn)，不要打退堂鼓，要急流勇進。王安石對神宗說：“陛下方以道勝流俗，與戰(zhàn)無異，今稍自卻，即坐為流俗所勝矣�！痹谏褡诘闹С窒拢醢彩慕�(jīng)術思想表現(xiàn)出極強的生命力和戰(zhàn)斗力，奠定變法的理論基礎，為改革提供了思想保證。
當時宋朝面臨兩大難題：一是貧，財政收支不平抵，國庫年年赤字;二是弱，十戰(zhàn)九敗，歲歲輸錢帛于遼夏。這不僅造成了沉重的財政負擔，更是給國家?guī)硐床磺宓那�，同時給中原人民帶來深重苦難。宋代的這種貧與弱又都是相對的。宋代的經(jīng)濟較漢唐發(fā)達得多，收入的絕對值并不低，只是開支過大，造成入不敷出。軍隊數(shù)量龐大，但是戰(zhàn)斗力奇差，幾乎每戰(zhàn)必敗。王安石認為，要解決兵多而弱、財富而貧這兩大嚴重問題，必須變法革新。
王安石經(jīng)過深思熟慮，提出了比較系統(tǒng)的治國方略和改革措施，于公元1059年以《上仁宗皇帝言事書》進獻朝廷。他指出當時存在的問題是內治不清，外困夷狄，財力困窮，而造成這些問題的直接原因是思想禁錮，人才缺乏;制祿太薄，不足以養(yǎng)，迫使官員廉恥日毀，利用職權非法取得錢財盛行;再加上風俗大壞，以奢為榮，以儉為恥，又不得理財之道。針對這些問題，王安石提出了開源與開放的理財之道，擇將治軍的強兵之方，制定以先王之道取代陳腐的儒術、專以經(jīng)術取士的科舉改革、實施青苗法的經(jīng)濟改革等一整套改革方案和實施措施。用現(xiàn)在的話來說，既深思熟慮地進行頂層設計，又摸著石頭過河，全面推進改革。
富國強兵是王安石推行新法的根本目標，欲達此目標，變法改革如何起步，從何處入手呢?王安石明確提出：“變風俗，立法度，最方今之所急也�！蓖醢彩浅Ｇ逍训卣J識到，風俗不變則新法不能久行，所以變風俗作為立法度的第一步。所謂變風俗，最根本的就是以先王之道、經(jīng)世之術取代空泛陳腐的儒術，排除變法革新的思想障礙。但是變風俗不能只是停留在宣說新學，只有把新思想新經(jīng)術轉變?yōu)橹贫确�，才能改變社會風氣。王安石認為，變風俗與立法度二者是相輔相成的，不變風俗則法度不立，不立法度則風俗不變，只有雙管齊下才能根本解決問題。
在定制度立法度的決策上，王安石既吸收法家的某些長處，又繼承了儒家重視德治的傳統(tǒng)，采用了“常以中人為制”的改革決策模式。王安石指出“堯舜所為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因為“圣人經(jīng)世立法常以中人為制”。所謂“經(jīng)世立法常以中人為制”，就是按照大多數(shù)人(中人)能夠接受與理解的水平和標準來制定法令制度，絕不是按照少數(shù)覺悟最高的人的標準而設立。只有以中人為制，才能滿足多數(shù)人的需求;貫徹執(zhí)行法令制度，只有易知，才會易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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