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答司馬諫議書》原文翻譯鑒賞創(chuàng)作背景
引導(dǎo)語：王安石寫《答司馬諫議書》原因是司馬光等一同人反對王安石變法，司馬光寫信給王安石，王安石為讓他們理解就回信表明立場，目的想讓司馬光同意變法，下面就是小編收集的這篇文章的原文譯文鑒賞創(chuàng)作背景，歡迎大家閱讀學習。
原文
某啟：昨日蒙教，竊以為與君實游處相好之日久，而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shù)多異故也。雖欲強聒，終必不蒙見察，故略上報，不復(fù)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實視遇厚，于反復(fù)不宜鹵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實或見恕也。
蓋儒者所爭，尤在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實所以見教者，以為侵官、生事、征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也。某則以為受命于人主，議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為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為生事;為天下理財，不為征利;辟邪說，難壬人，不為拒諫。至于怨誹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人習于茍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于眾為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眾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眾何為而不洶洶然?盤庚之遷，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盤庚不為怨者故改其度，度義而后動，是而不見可悔故也。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為，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為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
無由會晤，不任區(qū)區(qū)向往之至。
譯文
鄙人王安石請啟：昨天承蒙(您來信)指教，我私下認為與君實您交往相好的日子很久了，但是議論起政事來(意見)常常不一致，(這是因為我們)所持的政治主張和方法大多不同的緣故啊。雖然想要(向您)硬啰嗦幾句，(但)終究一定(是)不能蒙受(您)考慮(我的意見)，所以(我)只是簡單地給您寫了封回信，不再一一為自己辯解了。再三考慮君實對我的重視厚遇，在書信往來上不應(yīng)該粗疏草率，所以現(xiàn)在詳細地說出我這樣做的理由，希望您或許能夠?qū)捤∥野伞?/p>
有學問的讀書人所爭論的問題，特別注重于名義和實際(是否相符)。如果名義和實際的關(guān)系已經(jīng)明確了，那么天下的大道理也就清晰了�，F(xiàn)在君實您用來指教我的，是認為我(推行新法)侵奪了官吏們的職權(quán)，制造了事端，爭奪了百姓的財利，拒絕接受不同的意見，因而招致天下人的怨恨和誹謗。我卻認為從皇帝那里接受命令，議訂法令制度，又在朝廷上修正(決定)，把它交給負有專責的官吏(去執(zhí)行)，(這)不能算是侵奪官權(quán);實行古代賢明君主的政策，用它來興辦(對天下)有利的事業(yè)、消除(種種)弊病，(這)不能算是制造事端;為天下治理整頓財政，(這)不能算是(與百姓)爭奪財利;抨擊不正確的言論，駁斥巧辯的壞人，(這)不能算是拒絕接受(他人的)規(guī)勸。至于(社會上對我的)那么多怨恨和誹謗，那是我本來早就料到它會這樣的。
人們習慣于茍且偷安、得過且過(已)不是一天(的事)了。士大夫們多數(shù)把不顧國家大事、附和世俗(的見解)，向眾人獻媚討好當做好事，(因而)皇上才要改變這種(不良)風氣，那么我不去估量反對者的多少，想拿出(自己的)力量幫助皇上來抵制這股勢力，(這樣一來)那么那些人又為什么不(對我)大吵大鬧呢?盤庚遷都(的時候)，連老百姓都抱怨啊，(并)不只是朝廷上的士大夫(加以反對);盤庚不因為有人怨恨的緣故就改變自己的計劃;(這是他)考慮到(遷都)合理，然后堅決行動;認為對(就)看不出有什么可以后悔的緣故啊。如果君實您責備我是因為(我)在位任職很久，沒能幫助皇上干一番大事業(yè)，使這些老百姓得到好處，那么我承認(自己是)有罪的;如果說現(xiàn)在應(yīng)該什么事都不去做，墨守前人的陳規(guī)舊法就是了，那就不是我敢領(lǐng)教的了。
沒有機會(與您)見面，內(nèi)心實在仰慕到極點。
內(nèi)容鑒賞
全文立論的論點是針對司馬光認為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諫、致怨”的指責，指出儒者所爭，尤在于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從而說明變法是正確的。司馬光的攻擊名實不符，全是謬論。文章逐條駁斥司馬光的謬論，揭露出他們保守、腐朽的本質(zhì)，表示出作者堅持改革，絕不為流言俗語所動的決心。
第一段主要闡明寫這封信的原因和目的。因為兩人之間有分歧，所以寫信表明自己的立場和態(tài)度。王安石在第一段第一句寫了三層意思：第一層“昨日蒙教”是禮貌性套語;第二層提到與司馬光“游處相好之日久”，感情色彩很濃，使司馬光很是舒服;第三層急速轉(zhuǎn)到“而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shù)多異故也”，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直接點明二人政治上不投合的原因所在。這三層意思集中在一句話里顯出高度的概括力，亮出了分歧的焦點所在。不傷感情，態(tài)度坦率。第二句又有兩層意思。第一層是：司馬光見解堅定，并不肯輕易改變，所以“雖欲強聒”多講幾句，一定得不到見察;對于洋洋灑灑三千余字的來信，只作簡單答復(fù)，不再一一白辨。第二層是：經(jīng)過仔細考慮，司馬光很是看重自己，書信往來，不宜魯莽，所以要做詳細解釋，希望司馬光能夠?qū)捤�。這里說明了作者的態(tài)度和方法，又顯示出冷靜沉著。
第二段是全文駁斥的重點部分，作者以“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為論證的立足點，分別對保守派謬論進行駁斥，表明自己堅持變法的立場。在辯駁之前，先高屋建瓴地提出一個最重要的原則問題一一名實問題。名正則言順而事行。但站在不同立場，對同樣一件事(即“實”)是否合理(即“名”是否“正”)就會有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看法。司馬光在來信中指責王安石實行變法是“侵官、生事、征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這些責難，如果就事論事地一一加以辯解，那就很可能會因為對方抓住了一些表面現(xiàn)象或具體事實而陷于被動招架，越辯解越顯得理虧;必須站在高處，深刻揭示出事情的本質(zhì)，才能從根本上駁倒對方的責難，為變法正名。先駁“侵官”。作者不去牽涉實行新法是否侵奪了政府有關(guān)機構(gòu)的某些權(quán)力這些具體現(xiàn)象，而是大處著眼，指出決定進行變法是“受命于人主”，出于皇帝的'意旨;新法的制定是“議法度而修之于朝廷”，經(jīng)過朝廷的認真討論而訂立;然后再“授之于有司”，交付具體主管部門去執(zhí)行。這一“受”、一“議”、一“授”，將新法從決策、制定到推行的全過程置于完全名正言順、合理合法的基礎(chǔ)上，“侵官”之說便不攻自破。次駁“生事”�！芭e先王之政”是理論根據(jù)，“興利除弊”是根本目的。這樣的“事”，上合先王之道，下利國家百姓，自然不是“生事擾民”。再駁“征利”。只用“為天下理財”一句已足。因為問題不在于是否征利，而在于為誰征利。根本出發(fā)點正確，“征利”的責難也就站不住腳。然后駁“拒諫”。只有拒絕正確的批評，文過飾非才叫拒諫，因此，“辟邪說，難壬(佞)人”便與拒諫風馬牛不相及。最后講到“怨誹之多”，卻不再從正面反駁，僅用“固前知其如此”一語帶過，大有對此不屑一顧的輕蔑意味，并由此引出下面一段議論。
這一段，從回答對方的責難這個角度說，是辯解，是“守”;但由于作者抓住問題的實質(zhì)，從大處高處著眼，這種辯解就絕非單純的招架防守，而是守中有攻。例如在駁斥司馬光所列舉的罪責的同時，也就反過來間接指責了對方違忤“人主”旨意、“先王”之政，不為天下興利除弊的錯誤。特別是“辟邪說，難壬人”的說法，更毫不客氣地將對方置于壬人邪說代言人的難堪境地。當然，對司馬光的揭露和進攻，主要還在下面一段。
第三段進一步明確自己的立場和態(tài)度，緊承上段結(jié)尾處怨誹之多早在意料之中的無畏聲言，作者對“怨誹”的來歷作了一針見血的分析。先指出：人們習慣于茍且偷安已非一日，朝廷士大夫多以不憂國事、附和流俗、討好眾人為處世的良方。在王安石的詩文中，“茍且”是因循保守的同義語;而“俗”與“眾”則是為保守思想所浸染的一股強大的社會政治勢力。這里揭示出他們的精神面貌和思想實質(zhì)，正為下文皇帝的“欲變此”和自己的“助上抗之”提供了合理的依據(jù)。因此接著講到“眾何為而不洶洶然”，只是說明保守勢力的反對勢在必然，卻絲毫不意味著他們的有理和有力。接下來，作者舉了盤庚遷都的歷史事例，說明反對者之多并不表明措施有錯誤，只要“度義而后動”，確認自己做得是對的，就沒有任何退縮后悔的必要。盤庚之遷，連百姓都反對，尚且未能使他改變計劃，那么當前實行變法只遭到朝廷士大夫中保守勢力的反對，就更無退縮之理了。這是用歷史上改革的事例說明當前所進行的變法的合理與正義性，表明自己不為怨誹之多而改變決心的堅定態(tài)度�！岸攘x而后動，是而不見可悔”，可以說是王安石的行事準則，也是歷史上一切改革家剛決精神的一種概括。
答書寫到這里，似乎話已說盡。作者卻欲擒故縱，先讓開一步，說如果對方是責備自己在位日久，沒有能幫助皇帝干出一番大事，施惠于民，那么自己是知罪的。這雖非本篇正意，卻是由衷之言。緊接著又反轉(zhuǎn)過去，正面表明態(tài)度：“如日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為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委婉的口吻中蘊含著銳利的鋒芒，一語點破以司馬光為代表的保守派的思想實質(zhì)，直刺對方要害，使其原形畢露，無言以對。
這篇短信筆力精銳，文字經(jīng)濟而富有說服力，語氣委婉而嚴正，既不傷害私人的友誼，也不向反對的意見妥協(xié)。作者的修辭和邏輯推理是根據(jù)對具體的人、具體的場合，運用了反駁、引導(dǎo)、對比、證明、啟發(fā)、類推等方法，由近及遠、由遠及近、層層逼進進行的，它是駁念性政論文的典范之作。
創(chuàng)作背景
熙寧元年(1068年)，新即位的宋神宗問王安石：“當今治國之道，當以何為先?”王安石答：“以擇術(shù)為始�！蔽鯇幎辏紊褡趩柾醢彩骸安恢渌┰O(shè)，以何為先?”王安石答：“變風俗，立法度，方今所急也。凡欲美風俗，在長君子，消小人，以禮義廉恥由君子出故也……”
熙寧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開始推行新法，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翰林學士范鎮(zhèn)認為實行“青苗法”是變富人之多取而少取之，然“少取與多取，猶五十步與百步”，七八月間范純?nèi)噬蠒噬�，公開指責安石“掊克財利”，舍“堯舜知人安民之道”，御史中丞呂誨上書劾王安石巧詐，說他：“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一次宋神宗和文彥博討論變法之事，神宗說：“更張法制，于士大夫誠多不悅，然與百姓何所不便?”文彥博說：“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
第二年，司馬光給王安石寫了三封長信——《與(王)介甫書》責難王安石“財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又置提舉常平廣惠倉使者”，“今介甫為政，盡變更祖宗舊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毀滅之，棄者取之，矻矻焉窮日力，繼之以夜不得息……”，“今介甫為政，首建制置條例司，大講財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輸法于江，淮，欲盡奪商賈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錢于天下而收其息，使人愁痛，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或所見小異，微言新令之便者，介甫輒艴然加怒，或詬罵以辱之，或言于上而逐之，不待其辭之畢也。明主寬容如此，而介甫拒諫乃爾，無乃不足于恕乎!”。
他還列舉實施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諫”、“致怨”等弊端，要求王安石廢棄新法，恢復(fù)舊制。王安石則寫了《答司馬諫議書》回復(fù)：“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為，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為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后來兩人完全絕裂，司馬光跟皇帝辭職，隱居洛陽專心撰寫《資治通鑒》。
作者簡介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號半山，小字獾郎，封荊國公，世人又稱王荊公。撫州臨川人（現(xiàn)為撫州東鄉(xiāng)縣上池里洋村），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他出生在一個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損之，曾為臨江軍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幾任州縣官。安石少好讀書，記憶力特強，從小受到較好的教育。慶歷二年（1042）登楊鎮(zhèn)榜進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縣知縣、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點江東刑獄等地方官吏。治平四年（1067）神宗初即位，詔安石知江寧府，旋召為翰林學士。熙寧二年（1069）提為參知政事，從熙寧三年起，兩度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寧九年罷相后，隱居，病死于江寧（今江蘇南京市）鐘山，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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