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五柳先生傳》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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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柳先生傳》
朝代：魏晉
作者：陶淵明
原文：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huán)堵蕭然，不蔽風(fēng)日;短褐穿結(jié)，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贊曰：黔婁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貧賤，不汲汲于富貴。”其言茲若人之儔乎?銜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典故：
宅邊有五柳樹：從“榆柳陰后檐，桃李羅堂前”(《歸園田居·其一》)的詩句可知陶宅邊確實有柳樹。
好讀書：陶淵明讀書是在完成耕種之后，從“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讀〈山海經(jīng)〉》)可以看出。又常與友鄰討論，所以又寫道：“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移居》第一首)
性嗜酒：“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和郭主簿》)，“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顏”(《庚戌歲九月中于西田獲早稻》)，“欲言無予和，揮杯勸孤影”(《雜詩·其二》)，“歡言酌春酒，摘我園中蔬”(《讀〈山海經(jīng)〉》)，真乃“篇篇有酒”，其嗜酒之甚可以想見。
簞瓢屢空：這是五柳先生以顏回自況，顏回簞瓢屢空而“不改其樂”，說明他安貧樂道。五柳先生亦當(dāng)如此。陶淵明亦�！昂勂皩铱铡�，如“饑來驅(qū)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辭”(《乞食》)，就是寫他由于乏食不得不外出借貸的情況。
黔婁：戰(zhàn)國時齊人。魯恭公曾遣使者致禮，賜粟三千鐘，想聘他任宰相，他堅辭不受。齊王又派人送去黃金百斤，聘他為卿，他也不接受。死時衣不蔽體。其妻亦有賢德�！扒瓓溆醒浴�，一本作“黔婁之妻有言”。陶淵明在《詠貧士》中曾寫道：“安貧守賤者，自古有黔婁�！倍男D·黔婁·嘗糞憂心：庾黔婁，南齊高士，任孱陵縣令。赴任不滿十天，忽覺心驚流汗，預(yù)感家中有事，當(dāng)即辭官返鄉(xiāng)。回到家中，知父親已病重兩日。醫(yī)生囑咐說：“要知道病情吉兇，只要嘗一嘗病人糞便的味道，味苦就好。”黔婁于是就去嘗父親的糞便，發(fā)現(xiàn)味甜，內(nèi)心十分憂慮，夜里跪拜北斗星，乞求以身代父去死。幾天后父親死去，黔婁安葬了父親，并守制三年。
陶淵明《五柳先生傳》課文賞析
古代人物傳記通例，開篇先敘傳主之姓名籍貫。陶淵明《五柳先生傳》亦循此例，卻有意同讀者開了一個大玩笑：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傳主生于何時，長于何地，何姓何名，概莫能知，這位五柳先生簡直是天外來客。唯一與傳主身份產(chǎn)生聯(lián)系的，只是宅旁有五柳樹而已！
沈約《宋書·隱逸傳》引《五柳先生傳》且評之曰，陶淵明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其自序如此，時人謂之實錄。陶宅之旁廣種柳樹，可視為實錄，此有陶詩為證�！稓w園田居》：榆柳蔭后檐，桃李羅堂前�！稊M古》：榮榮窗下蘭，密密堂前柳。然作為一篇自況之文，五柳這一自然景觀僅僅是陶淵明因以為號的觸發(fā)點(diǎn)，卻完全不能解釋陶淵明自號五柳先生的根本原因。錢鐘書先生于《管錐篇》中指出：豈作自傳而并不曉己之姓名籍貫哉？正激于世之賣聲名、夸門第者而破除之爾！陶淵明自號五柳先生，正是針對世俗有感而發(fā)，意欲破除此種賣聲名、夸門第之社會風(fēng)氣。
魏晉時代，門閥制度盛行。曹魏制訂的九品官人法賦予了世家大族政治上的特權(quán)。朝廷于州郡設(shè)立中正，評定士人之品。中正由世家大族名流充任，同宗士人理所當(dāng)然獲得高品位。而品位之高下又直接與官職起點(diǎn)之高低掛鉤。于是，世家大族累世公卿，高爵顯位代代相因，形成一種上品無寒門，下品無賤族的局面。這種制度，延續(xù)到陶淵明生活的東晉時代達(dá)到鼎盛，以致高門華族，有世及之榮，庶姓族人，無寸進(jìn)之路（趙翼《二十二史札記》）。終東晉之世，朝廷權(quán)力一直掌握在王、庾、桓、謝四大家族手中，成為門閥制度高峰期的.顯著標(biāo)志。
上層如此，士流趨鶩。族姓閥閱既成為進(jìn)入仕途的根本條件，世家士子，視門第作鐵飯碗，郡望作護(hù)身符，族譜作通行證，至于德、才二字，則完全退居次要地位。于是整個社會彌散著一種重門閥輕才德的社會風(fēng)氣。士人競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劉知己《史通·邑里》），以炫耀祖宗榮光、托庇死人余輝為榮，成了一種社會流行病。
對這一世人司空見慣的現(xiàn)象，陶淵明冷眼觀之十分不滿。世與我而相違（《歸去來兮辭》）這種不趨流俗的個性，注定了陶淵明與門閥之風(fēng)的不調(diào)和。自傳文《五柳先生傳》中，郡望、門第、宗譜一概闕如，看似不合常規(guī)，其實是對時風(fēng)世俗的反撥。自號五柳先生，是對門閥制度的一種揶揄，對世族名士的一種調(diào)侃。陶淵明以不知何許人嘲弄了郡望之尊崇，以不詳其姓字嘲弄了門第之高貴，以宅邊五柳樹嘲弄了地位之顯赫，以不慕榮利嘲弄了官爵之矜夸可以說，陶淵明借以自況的五柳先生形象，完全是針對東晉門閥制度的崇尚自塑的，是陶淵明遺世獨(dú)立清高絕俗的個性的一種外在表現(xiàn)。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五柳先生之名一出，知名晉宋并享譽(yù)后世，王、庚、桓、謝四大豪門雖然煊赫一時，而今安在哉！
當(dāng)然，陶淵明不是天外來客，雖非名門望族，其家族淵源本也可作自我夸飾。其曾祖陶侃為晉大司馬，祖父陶茂任武昌太守，父親陶敏擔(dān)任過中低級官吏而后歸隱。陶淵明在《命子》《贈長沙公》《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等詩文中列舉過這些事實。陶淵明的自述宗譜和士流的自我矜夸是不可相提并論的。陶淵明以辭官歸隱的實際行動表現(xiàn)了自己的人生理念和人格價值，而五柳先生這一稱謂，正明確地表明了詩人與世俗觀念的徹底決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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