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華蓋集》雜文集:《青年必讀書》

　　“少看中國書，其結(jié)果不過不能作文而已。但現(xiàn)在的青年最要緊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青年必讀書》)

　　“近來很通行說青年;開口青年，閉口也是青年。但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論?有醒著的，有睡著的，有昏著的，有躺著的，有玩著的，此外還多。但是，自然也有要前進的。

　　“青年又何須尋那掛著金字招牌的.導師呢?不如尋朋友，聯(lián)合起來，同向著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們所多的是生力，遇見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見曠野，可以栽種樹木的，遇見沙漠，可以開掘井泉的。問什么荊棘塞途的老路，尋什么烏煙瘴氣的鳥導師!”(《導師》)

　　此論深得我心。從幼兒園到大學畢業(yè)，中國學生被教導了十幾年，這不能做，那不能做，還要聽諸多成功人士的指點迷津以期富貴，真是“問什么荊棘塞途的老路，尋什么烏煙瘴氣的鳥導師”!

　　“叔本華先生以厭世名一時，近來中國的紳士們卻獨獨賞識了他的《婦人論》。的確，他的罵女人雖然還合紳士們的脾胃，但別的話卻實在很有些和我們不相宜的。即如《讀書和書籍》那一篇里，就說，‘們讀著的時候，別人卻替我們想。我們不過反復了這人的心的過程。……然而本來底地說起來，則讀書時，我們的腦已非自己的活動地。這是別人的思想的戰(zhàn)場了。”我們的學者文人們卻正需要這樣的戰(zhàn)場——未經(jīng)老練的青年的腦髓。”(《碎話》)

　　魯迅引叔本華的那幾句話，就是有名的“盲目讀書不過是讓自己的頭腦變成別人思想的跑馬場”之論，要引以警醒。

　　思想啟蒙與行動

　　“我想，現(xiàn)在的辦法，首先還得用那幾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經(jīng)說過的‘思想革命’。還是這一句話，雖然未免可悲，但我以為除此沒有別的法。而且還是準備‘思想革命’的戰(zhàn)士，和目下的社會無關(guān)。待到戰(zhàn)士養(yǎng)成了，于是再決勝負。我這種迂遠而且渺茫的意見，自己也覺得是可嘆的，但我希望于《猛進》的，也終于還是‘思想革命’。”(《通訊一》)

　　“教書一久，即與一般社會睽離，無論怎樣熱心，做起事來總要失敗。假如一定要做，就得存學者的良心，有市儈的手段，但這類人才，怕教員中間是未必會有的。我想，現(xiàn)在沒奈何，也只好從智識階級——其實中國并沒有俄國之所謂智識階級，此事說起來話太長，姑且從眾這樣說——一面先行設法，民眾俟將來再談。而且他們也不是區(qū)區(qū)文字所能改革的，歷史通知過我們，清兵入關(guān)，禁纏足，要垂辮，前一事只用文告，到現(xiàn)在還是放不掉，后一事用了別的法，到現(xiàn)在還在拖下來。” (《通訊二》)

　　思想啟蒙是長期事業(yè)，而且要靠市場，也利用商業(yè)的力量，所謂“市儈的手段”也。

　　“我獨不解中國人何以于舊狀況那么心平氣和，于較新的機運就這么疾首蹙額;于已成之局那么委曲求全，于初興之事就這么求全責備?

　　智識高超而眼光遠大的先生們開導我們：生下來的倘不是圣賢，豪杰，天才，就不要生;寫出來的倘不是不朽之作，就不要寫;改革的事倘不是一下子就變成極樂世界，或者，至少能給我(!)有更多的好處，就萬萬不要動!……

　　那么，他是保守派么?據(jù)說：并不然的。他正是革命家。

　　惟獨他有公平，正當，穩(wěn)健，圓滿，平和，毫無流弊的改革法;現(xiàn)下正在研究室里研究著哩，——只是還沒有研究好。

　　什么時候研究好呢?答曰：沒有準兒。

　　古來就這樣，所謂讀書人，對于后起者卻反而專用彰明較著的或改頭換面的禁錮。近來自然客氣些，有誰出來，大抵會遇見學士文人們擋駕：且住，請坐。接著是談道理了：調(diào)查，研究，推敲，修養(yǎng)，……結(jié)果是老死在原地方。否則，便得到“搗亂”的稱號。我也曾有

　　如現(xiàn)在的青年一樣，向已死和未死的導師們問過應走的路。他們都說：不可向東，或西，或南，或北。但不說應該向東，或西，或南，或北。我終于發(fā)見他們心底里的蘊蓄了：不過是一個“不走”而已。

　　坐著而等待平安，等待前進，倘能，那自然是很好的，但可慮的是老死而所等待的卻終于不至;不生育，不流產(chǎn)而等待一個英偉的寧馨兒，那自然也很可喜的，但可慮的是終于什么也沒有。

　　倘以為與其所得的不是出類拔萃的嬰兒，不如斷種，那就無話可說。但如果我們永遠要聽見人類的足音，則我以為流產(chǎn)究竟比不生產(chǎn)還有望，因為這已經(jīng)明明白白地證明著能夠生產(chǎn)的了。”(《流產(chǎn)與斷種》)

　　改革要允許試錯，因為改革不可能一下子帶來極樂世界，但是卻為創(chuàng)造一個更好的世界邁出了重要一步。

　　“我于是又恨我生得太遲一點。何不早二十年，趕上那大人還準說笑的時候?真是‘我生不辰’，正當可詛咒的時候，活在可詛咒的地方了。

　　約翰彌耳說：專制使人們變成冷嘲。我們卻天下太平，連冷嘲也沒有。我想：暴君的專制使人們變成冷嘲，愚民的專制使人們變成死相。大家漸漸死下去，而自己反以為衛(wèi)道有效，這才漸近于正經(jīng)的活人。

　　世上如果還有真要活下去的人們，就先該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了可詛咒的時代!

　　我們目下的當務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fā)展。茍有阻礙這前途者，無論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墳》《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zhèn)魍枭ⅲ�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rdquo;

　　這才是讓人坐立不安的魯迅啊。

　　革命與國民性

　　“我覺得仿佛久沒有所謂中華民國。

　　我覺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隸;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隸的騙，變成他們的奴隸了。”(《忽然想到》三)

　　“大約國民如此，是決不會有好的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容易倒。也不會有好議員的;現(xiàn)在常有人罵議員，說他們收賄，無特操，趨炎附勢，自私自利，但大多數(shù)的國民，豈非正是如此的么?這類的議員，其實確是國民的代表。” (《通訊一》)

　　“先生的信上說：惰性表現(xiàn)的形式不一，而最普通的，第一就是聽天任命，第二就是中庸。我以為這兩種態(tài)度的根柢，怕不可僅以惰性了之，其實乃是卑怯。遇見強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這些話來粉飾，聊以自慰。所以中國人倘有權(quán)力，看見別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數(shù)”作他護符的時候，多是兇殘橫恣，宛然一個暴君，做事并不中庸;待到滿口“中庸”時，乃是勢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的時候了。一到全敗，則又有“命運”來做話柄，縱為奴隸，也處之泰然，但又無往而不合于圣道。這些現(xiàn)象，實在可以使中國人敗亡，無論有沒有外敵。要救正這些;也只好先行發(fā)露各樣的劣點，撕下那好看的假面具來。” (《通訊二》

　　“戰(zhàn)士戰(zhàn)死了的時候，蒼蠅們所首先發(fā)見的是他的缺點和傷痕，嘬著，營營地叫著，以為得意，以為比死了的戰(zhàn)士更英雄。但是戰(zhàn)士已經(jīng)戰(zhàn)死了，不再來揮去他們。于是乎蒼蠅們即更其營營地叫，自以為倒是不朽的聲音，因為它們的完全，遠在戰(zhàn)士之上。

　　的確的，誰也沒有發(fā)見過蒼蠅們的缺點和創(chuàng)傷。

　　然而，有缺點的戰(zhàn)士終竟是戰(zhàn)士，完美的蒼蠅也終竟不過是蒼蠅。

　　去罷，蒼蠅們!雖然生著翅子，還能營營，總不會超過戰(zhàn)士的。你們這些蟲豸們!”(《戰(zhàn)士和蒼蠅》)

　　“所以中國一向就少有失敗的英雄，少有韌性的反抗，少有敢單身鏖戰(zhàn)的武人，少有敢撫哭叛徒的吊客;見勝兆則紛紛聚集，見敗兆則紛紛逃亡。戰(zhàn)具比我們精利的歐美人，戰(zhàn)具未必比我們精利的匈奴蒙古滿洲人，都如入無人之境。‘土崩瓦解’這四個字，真是形容得有自知之明。

　　“多有‘不恥最后’的人的民族，無論什么事，怕總不會一下子就‘土崩瓦解’的，我每看運動會時，常常這樣想：優(yōu)勝者固然可敬，但那雖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終點不止的競技者，和見了這樣競技者而肅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國將來的脊梁。”

　　真是可以從一大堆歷史與現(xiàn)實的事件中找出太多的印證，不過這些也許不單是國民性，而是整個人類的一種本性。

　　實言之，魯迅的很多雜文卑之無甚高論，但是從他筆下流出，總有一種讓人猛然驚醒默然尋思的力量。這也許就是魯迅不死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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