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的文學觀

柳宗元的文學觀

　　柳宗元是中唐時期杰出的“文章之士”，在文學上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他的文學思想觀點和創(chuàng)作實踐，不僅引領了當時文壇的新風尚，而且對中國當代文學也有著非常重要的啟示和作用。

　　柳宗元的文學觀點，歸納起來，有如下幾條：

　　“文以明道”說

　　“文以明道” 說是柳宗元在《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一文中提出來的。“明道”一詞，南朝齊梁時期杰出的思想家劉勰早就提到過。柳宗元對劉勰“明道”說作了更進一步的發(fā)揮：“始吾幼且少，為文章，以辭為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茍為炳炳烺烺，務彩色、夸聲音而以為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

　　“及長，乃知”的意思，一是說明他通過自己的寫作與文學實踐，才慢慢地明白了這個道理;二是說明他通過后天的學習與借鑒，才逐漸地明白了這個道理。

　　柳宗元的“文以明道”說，是一種文、道并重的“二元論”觀點。寫文章的目的是為了“明道”，“道”借助于文章而更加鮮明，文章因為“道”而更加顯著。它與北宋時期理學的代表人物周敦頤所講的“文以載道”觀點，把“文”當作“道”的載體，甚至看作純粹的輿論工具，有著很大的不同;跟南宋時期理學的代表人物朱熹所講的“文便是道”觀點，主張“文道一體”，混淆了“文”與“道”的界限，有著更加明顯的區(qū)別。

　　非常難能可貴的是，柳宗元不僅在口頭上宣講“文以明道”，而且將其付諸于實踐。柳宗元在《寄許京兆孟容書》中指出：“唯以中正信義為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為務。”他堅信自己和王叔文等人所實行的政治改革，是正義的事業(yè)，是符合國家與老百姓利益的行動，始終不愿改變自己的政治主張和遠大的理想，更為廣泛地鉆研古今典籍，并加以批判性地吸收與借鑒，因而大大提高了自己的思想水平和文學修養(yǎng)。他勇敢地拿起筆來，寫下了大量的理論著作，憤怒批判黑暗的社會現(xiàn)實，大膽宣傳進步的政治觀點;并繼續(xù)高舉散文革新的大旗，寫出了許多優(yōu)秀的山水游記、詩歌和辭賦，從而在思想史和文學史上，留下了光華璀璨的一頁。

　　“輔時及物”說

　　“輔時及物”說，是柳宗元在《答吳武陵<非國語>書》一文中提出來的。“輔時”——即有利于、有助于時代;“及物”——即跟事物相聯(lián)系。所謂的“輔時及物”，是在“文以明道”的基礎上，要更進一步地貼近現(xiàn)實，用現(xiàn)在的話來說，就是要與時俱進，服務時代、服務社會、服務人民。

　　“輔時及物”說，在文學實踐上具有重要的意義。因為文學創(chuàng)作的根本源泉是生活，而不應是某種理論概念的教條。如果文章所表現(xiàn)的只是作為觀念的空疏的“道”，而沒有生活實踐為基礎，那怎么能創(chuàng)造出真正優(yōu)秀的文學作品呢?

　　劉勰的基本文學思想，主張文章要“銜畢佩實”，“質文并重”。為了達到這一要求，反對“詭奇”、“淫糜”等為爭一句之奇而窮思力索，主張“夸飾有節(jié)，飾而不誣”的寫作原則。認為文章的寫作過程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文學的任務是要“寫天地之輝光，曉生民之耳目矣”。文學的社會作用在于起到“順美匡惡”。因而反對“無所匡正”、“無益時用”的文學。

　　柳宗元極力提倡“輔時及物”，他本人也撰寫了許多這樣的文章，如：膾炙人口的《捕蛇者說》，揭露暴賦酷役對人民的殘害，竟然比異蛇還要厲害“故為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駁復仇議》針對徐元慶替父報仇的案件，從“刑而后旌”和“親親相仇”兩個方面，提出“刑”或“旌”必須符合國家法典，切合實際，無論官民，當刑則刑，當旌則旌，但必須刑旌分離，二者不可同用于一人;同樣“親親相仇”者也是無視國家法典、無視客觀實際的錯誤行動，為官者只有依法行政，為民者只有遵守國家法典，才能消除“親親相仇”的隱患，達到為國分憂為民除害的目的�！稊辰洹逢U明了“敵存滅禍，敵去召過”的道理，指出“敵去而舞”將會招來更大的禍害，提醒人們應當居安思危，希望憲宗不要“廢備自盈”。事態(tài)的發(fā)展果不出柳宗元在文中所料，元和十五年，唐憲宗就被宦官陳弘志等殺掉。文章反復地闡述了事物相反相成、矛盾相互轉化的道理，體現(xiàn)了豐富的樸素辯證法思想，對當今社會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褒貶諷諭”說

　　“褒貶諷諭”說，是柳宗元在《楊評事文集后序》一文中提出來的觀點。“褒貶諷諭”說，所強調的是寫作的文體，他將所有的文章、作品，籠統(tǒng)地歸納為以“褒貶”為主的和以“諷諭”為主的兩個大類。

　　柳宗元在這篇序中指出：“文之用，辭令褒貶，導揚諷諭而已。雖其言鄙野，足以備于用，然而闕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動時聽，夸示后學，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他認為，文章的作用，就是通過言論辭語來進行表揚或批評，采用比興的手法來進行諷刺勸戒，給人以開導啟發(fā)罷了。雖然語言粗俗的文章也足以采用，然而缺少文采，畢竟難以震撼人心，不能給后世留下示范的作用。文章寫出來之后很快就淹沒無聞，君子是不愿這樣做的。所以作者探求寫文章的根本，一定要在文采與內容相結合這條路上走下去才能成功。

　　他接著說：“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述者也。導揚諷喻，本乎比興者也。著述者流，蓋出于《書》之謨訓，《易》之象系，《春秋》之筆削，其要在于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謂宜藏于簡冊也。比興者流，蓋出于虞、夏之詠歌，殷、周之風雅，其要在于麗則清越，言暢而意美，謂宜于謠誦也。”

　　柳宗元這里所說的“文”，是廣義的，包括非文學的“著述”和藝術文學的“比興”之作。他把傳統(tǒng)的五經劃分為兩大類，一類是《書》《易》《春秋》等政治學術著作，另一類是以《詩》為代表的文學藝術著作，說明柳宗元對文學與非文學的界限認識比較清楚。他認為：前者以論述政治、哲學、歷史問題為本，必須參照或借鑒《尚書》中有關謀略、開導、教誨等方面的內容，和《易經》中有關經文的解釋，(《象傳》《系辭傳》，都是對《周易》卦爻辭的注釋)以及孔子刪削《春秋》的筆法，它的主要要求是結構完整、立意高廣而內容厚實，語言準確而說理周密完備，才適宜于作為文獻來保存與收藏。后者以運用比喻、寄托、聯(lián)想為本，必須參照或借鑒虞夏時流傳下來的歌謠，和殷商、周朝時的《國風》《大雅》《小雅》、“三頌”等詩歌，它的主要要求是辭彩華麗而清朗動聽，言語曉暢而意境優(yōu)美，才適宜于傳歌誦與流傳。

　　柳宗元覺得，這兩種類型的文章，各有其不同的寫作目的和意義，幾乎背道而馳，因而歷來作者大都只是有所專長，而難得有兼擅兩體的人。如果有這樣的人，必定技藝成熟，達到了“專美——爐火純青”的境界。而這種擅長著述和擅長比興的人才，即使在古代文學和雅樂極盛的時代，也屬于“鳳毛麟角”，很難同時產生。

　　柳宗元對這兩大類文章的區(qū)別，不僅認識非常明確，而且“兼擅獨到”。而真正做到了“褒貶諷諭”兩相宜的，不是別人，正是柳宗元自己。

　　“四態(tài)”說

　　“四態(tài)”說，也是柳宗元在《答韋中立論師道書》同一篇文章中提出來的觀點。“四態(tài)”——“輕心、怠心、昏氣、矜氣”，即“輕率之心、怠惰之心、昏聵之氣、驕矜之氣。”

　　此處重在強調寫作態(tài)度。

　　柳宗元在文章中說：“雖常好言論，為文章，甚不自是也。”“故吾每為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

　　他的意思是說，我平常喜歡發(fā)表議論，寫些文章，但很不敢自以為是。我每當寫文章時，從來不曾敢掉以輕心，擔心過于輕浮而不深沉;不曾敢輕視懈怠，擔心過于松散而不嚴謹;不曾敢辭意模糊混雜，擔心意義不明確而產生歧義;不曾敢以驕傲矜持的態(tài)度來進行寫作，擔心過于傲慢而強詞奪理。

　　柳宗元在《與友人論為文書》中明確指出：“古今號文章為難，足下知其所以難乎?非謂比興之不足，恢拓之不遠，鉆礪之不工，頗頦之不除也。得之為難，知之愈難。”由于文章難寫，所以絕不能自以為是，必須十分鄭重、嚴肅認真、頭腦清醒、謙和善待，保持一種良好的精神狀態(tài)，把寫文章看作立身立言的大事業(yè)來做。這樣，柳宗元不僅充分認識到寫作的重大意義，而且深刻體察到作文的艱難，從而也就能把它當作人生的大事業(yè)來做，并且竭盡心力去做好。他深知寫作成敗的關鍵除了學力即內容的因素之外，還有文辭即表達方面的因素，所以他對于具體寫作的要求十分嚴格和認真。

　　“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jié)，激而發(fā)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他認為，在為內容服務的前提下，文章藝術手法應當豐富多彩，通過綜合運用“抑、揚、疏、廉、激、固”六種寫作手法，可以起到“奧、明、通、節(jié)、清、重”六大作用，使作品更加深刻而不隱晦，鮮明而不淺露，脈絡通暢而不一覽無余，蘊涵豐富而又簡潔明快，清新活潑而不輕浮，內容充實厚重而不呆板。注重學習和借鑒古代文化遺產，充分汲取各種優(yōu)秀作品的不同特色，加以融會貫通，博采眾家之長，來形成自己的獨特風格。只有這樣，才能使文章更好地擔負起反映紛紜復雜的現(xiàn)實生活與廣闊深厚的思想內容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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