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離騷看屈原

從離騷看屈原

　　《離騷》是一首充滿激情的政治抒情詩，是一首現(xiàn)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相結(jié)合的藝術杰作。

　　《離騷》是屈原的代表作，是一部悲劇性作品，集中體現(xiàn)了屈原的悲劇精神。屈原的政治理想在當時沒有實現(xiàn)的可能，但他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悲劇精神在理想與現(xiàn)實的激烈碰撞中得以發(fā)揮，無私崇高的人格正是在這種沖突和失衡中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張揚和體現(xiàn)。“人的悲劇，……是在追求一種根本不可能實現(xiàn)的更崇高的目標中表現(xiàn)出來的。”“悲劇的喜感，不屬于美感，而屬于崇高感，甚至是最高級的崇高感。”

　　屈原旺盛的生命熱情和昂揚的實踐活力永遠是中華民族的一筆寶貴財富。

　　但是，更進一步看《離騷》，我們會發(fā)現(xiàn)，屈原把對自我的確認與楚國關聯(lián)在一起，“我”被異化為楚國，“我”即楚國，生命本質(zhì)自由的一面，與楚國相混同，從這個角度來說，屈原的自我便消失了。“我”隱沒在楚國的興衰存亡的歷史變革中，“我”是以楚國興衰存亡為根基的，自我存在的根基被偷換。所以，在屈原在自我確認的過程中，已經(jīng)把自我抹殺了。

　　屈原的精神與楚國的任何變化聯(lián)系在一起，其終極的目的是楚國的興盛，任何與此相反的現(xiàn)實，對他而言，都無比的痛苦。但在現(xiàn)實世界中，楚國的變幻莫測并不以他的意志為改變。屈原對楚國的關注，注定與這種變化莫測關聯(lián)一起。因此造成的是內(nèi)在心理與外在現(xiàn)實表象的重合，任何現(xiàn)實的變化，都會在詩人心上留下痕跡。他有時間的緊迫感，這種緊迫的時間意識也是與楚國相連：

　　“汩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月之不吾與。”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

　　“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

　　“欲少留此靈均兮，日忽忽其將暮。吾令羲和弭節(jié)兮，望崦嵫而勿迫。”

　　“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柱Y?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為之不芳。”

　　當已經(jīng)被異化的屈原的自我只能是在楚國政治上展示時，當時楚國的實際情況卻與屈原被異化的自我相矛盾。于是詩人由對外在的思索進入到對自我的思索，反思當初自己所選擇的道路。在楚國政治現(xiàn)實面前的失敗，使他不斷懷疑其志向，但最終還是 “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不吾知其亦已兮，茍余情其信芳”。他開始懷疑被異化的自我是不是真正的自我，但是最終是被異化的自我將自我進一步埋沒在現(xiàn)實的表象變幻中。詩人在進一步確認被異化的自我的同時，也進一步沉浸在現(xiàn)實中，無法超越。現(xiàn)實政治的無由實現(xiàn)，只能走向現(xiàn)實世界的變幻，將自我任意投射到現(xiàn)實中，在現(xiàn)實中尋求超越之路，而這在根本上還是對楚國的(被異化的那個自我)的確認，因為現(xiàn)實世界的一切無不與楚國關聯(lián)在一起。

　　詩人“依前圣以節(jié)中兮，喟憑心而歷茲。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陳辭。”期冀在歷史的尋覓中找到自我實現(xiàn)的途徑，將我投放在歷史，尋找與自我相應合的歷史精神。但是詩人在這里并沒有得到任何回復，歷史在一種循環(huán)往復中，讓詩人難以得到心靈的慰藉，更無法看清現(xiàn)實的路。因此，詩人只能進一步回復到自我，因為外在世界與內(nèi)在世界的沖突，必然造成人對我的回歸。詩人走到了人最私有的情感，在情感中尋覓解脫之路。于是，求“宓妃之所在”、有 之佚女、有虞之二姚。但是，詩人對自我的回歸，并沒有走到“我”，他反而走向了外在對我的規(guī)定。情感本身是自我規(guī)定的，但屈原的情感并不是自我規(guī)定的，而是由他所愛慕的對象規(guī)定的。這就使最后自殺成了必然。與人本質(zhì)自由最密切的關聯(lián)在一起的情感沒有得到自由，沒有回歸，反而與外在世界的變幻更密切地關聯(lián)在一起，所以，這里的超越之路又是失敗的。

　　無論是現(xiàn)實世界、還是情感世界，屈原都與變幻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于是，由偶然性規(guī)定的人進一步追尋偶然性的事件、偶然性世界。詩人占卜于靈氛，占卜于巫咸，占卜的偶然性結(jié)果同樣造成人的偶然性結(jié)果，它無法讓人通達到必然性世界中。詩人通過占卜而游走四方，但這個沒有“我”的精神世界，必定是空無的，詩人只能在現(xiàn)實中尋找實有，于是，詩人又回到了那個被異化的自我――楚國這里。

　　楚國的滅亡，最終導致了屈原的死亡。因為詩人的自我已經(jīng)被完全異化，即使在歷史中、在情感中、在精神中尋覓，詩人也沒有得到出路。歷史已為詩人敞開了死亡之門，文化已然規(guī)定了詩人之路。在中國文化中，沒有尋找到我的人，只能在逃避或者死亡中尋得歸路。

　　雖然屈原并沒有尋找到“我”，但是，這個“我”的可貴品質(zhì)，仍然在這一優(yōu)秀詩人的詩中得到了彰顯。自由，這一人存在世界的本質(zhì)所在，在詩人屈原身上閃現(xiàn)了它的光輝。

　　至少，在詩歌中，通過自由想象，自由創(chuàng)造，詩人的悲劇精神鑄就成為一個自由世界，顯現(xiàn)了詩人的自由追求。

　　拓展閱讀：《離騷》的后世影響

　　《離騷》對中國文學的發(fā)展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在漢代以后，后世文人無不對屈原推崇備至。究其原因，似可歸功于屈原那砥勵不懈、特立獨行的節(jié)操，以及在逆境之中敢于堅持真理、反抗黑暗統(tǒng)治的精神。屈原的遭遇是中國封建時代正直的文人士子普遍經(jīng)歷過的，因此，屈原的精神能夠得到廣泛的認同。西漢賈誼因為才高受嫉，謫遷長沙，作《吊屈原賦》，以屈原自擬。司馬遷向以“立德、立功、立言”自勵，“一心營職，以求親媚于主上”(《報任安書》)，卻慘遭宮刑，司馬遷從“屈原放逐，著《離騷》”的事跡中汲取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完成了《史記》的撰述。梁代鐘嶸《詩品》說李陵的詩作“其源出于楚辭。文多凄愴，怨者之流”。陶淵明《感士不遇賦》：“夷皓有‘安歸’之嘆，三閭發(fā)‘已矣’之哀。“雖懷瓊而握蘭，徒芳潔而誰亮?”“感哲人之無偶，淚淋浪以灑袂。”直是把屈原的旨趣當作自己的行為準則。唐代詩人李白豪邁地宣稱：“屈平辭賦懸日月，楚王臺榭空山丘。”，李白的很多作品也同屈原的《離騷》一樣，往往大量編織神話傳說、日月風云和歷史人物，構(gòu)成具有象征意義的雄奇圖畫。杜甫“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nèi)熱”(《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的憂國憂民的精神，也與屈原有淵源關系，他在《戲為六絕句》中說：“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為鄰。竊攀屈宋宜方駕，恐與齊梁作后塵。”聲稱不僅要學習屈原作品的文采，而且要學習屈原作品的思想內(nèi)容。特別是在外族入侵、國破家亡的緊急關頭，愛國志士們多以屈原的氣節(jié)來鼓勵自己。南宋詞人劉克莊在金人入侵的形勢下，寫詩頌揚屈原的愛國主義精神，表示自己決不投降敵國的堅定信念。他在《屈原》一詩中說：“羋姓且為虜，累臣安所逃。不能抱祭器，聊復著《離騷》。”

　　在現(xiàn)代文學史上，受屈原精神影響的作家更多，魯迅《漢文學史綱要》：“戰(zhàn)國之世……在韻言則有屈原起于楚，被讒放逐，乃作《離騷》。逸響偉辭，卓絕一世。后人驚其文采，相率仿效，以原楚產(chǎn)，故稱‘楚辭’。較之于《詩》，則其言甚長，其思甚幻，其文甚麗，其旨甚明，憑心而言，不遵矩度。故后儒之服膺詩教者，或訾而絀之，然其影響于后來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五四運動”前后，魯迅艱難地探索著中華民族前進的方向，1926年出版《彷徨》時引《離騷》詩句作為書前的題詞：“朝發(fā)軔于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吾令羲和弭節(jié)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顯示出屈原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的精神對魯迅的巨大影響�？梢哉f，哪里有士子之不遇，哪里有節(jié)操之堅執(zhí)，哪里就有屈原的英魂。屈原精神既是安頓歷代文人士子痛苦心靈的家園，也是砥礪志士仁人堅貞操守的金石。

　　屈原的藝術創(chuàng)造，開辟了中國文學浪漫主義的源頭，對后世的文人創(chuàng)作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以《詩經(jīng)》為代表的“風”和以楚辭為代表的“騷”，形成了中國古代文學的奠基石和古典詩歌的兩個最高標準。漢魏以后，以屈原的代表作《離騷》概稱楚辭，晉郭璞《山海經(jīng)注》引用《天問》、《遠游》，都稱《離騷》;劉勰《文心雕龍》有《辨騷》一篇，所論包括全部《楚辭》作品。梁代蕭統(tǒng)《昭明文選》列“騷”類，包含《離騷》、《九歌》六篇、《九章》一篇、《卜居》、《九辯》五篇、《招魂》、《招隱士》。朱熹《楚辭集注》卷一到卷五總稱《離騷》，包括《離騷》、《九歌》、《天問》、《九章》、《遠游》、《卜居》、《漁父》七篇。《續(xù)離騷》包括《九辯》、《招魂》、《大招》、《惜誓》、《吊屈原賦》、《鵬鳥賦》、《哀時命》、《招隱士》。其他像明吳仁杰《離騷草木疏》、明黃省曾《騷苑》、明張之象《楚騷綺語》、清賀寬《飲騷》等書，都是就全部楚辭而言的，《離騷》已經(jīng)成為楚辭的代名詞，“騷人”也成為詩人的代名詞。王逸《楚辭章句》：“屈原之詞，誠博遠矣。自終沒以來，名儒博達之士著造詞賦，莫不擬則其儀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竊其華藻，所謂金相玉質(zhì)，百世無匹，名垂罔極，永不刊滅者矣。”劉勰《文心雕龍》：“不有屈原，豈見《離騷》。驚才風逸，壯志煙高。山川無極，情理實勞。金相玉式，艷溢錙毫。”“自《九懷》以下，遽躡其跡;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敘情怨，則郁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快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jié)候，則披文而見時。是以枚、賈追風以人麗，馬、揚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菀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艷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真，玩華而不墜其實，則顧盼可以驅(qū)辭力，咳唾可以窮文致，亦不復乞靈于長卿，假寵于子淵矣。”蒲松齡侈談鬼神花妖，很受屈原的影響，他在《聊齋自志》中說：“披蘿帶荔，三閭氏感而為騷;牛鬼蛇神，長爪郎吟而成癖。自鳴天籟，不擇好音，有由然矣。松落落秋螢之火，魑魅爭光;逐逐野馬之塵，罔兩見笑。才非干寶，雅愛搜神;情類黃州，喜人談鬼。”他所抒發(fā)的堅貞懷抱和有志不得伸的憤懣，以及所用的浪漫主義表現(xiàn)手法，也和屈原相類。

　　屈原的作品在思想上和藝術上的輝煌成就，為全人類提供了一份寶貴的文化遺產(chǎn)，他也贏得了世界文化巨人的光榮稱號，1953年，屈原以詩人身份同波蘭天文學家哥白尼、法國文學家拉伯雷、古巴作家和民族運動領袖何塞·馬蒂一道，成為被世界和平理事會號召紀念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他的作品在公元前7世紀傳人日本，19世紀開始傳人歐洲，現(xiàn)已有英、法、德、俄等多種國家文字的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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