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紅樓夢和中國文化”節(jié)選
一種文學史論點認為：宋明“理學”主張以“理”滅“情”，走到極端，等于滅絕了人性感情，于是引起文學的反抗聲音，致力于宣揚“情”的美好及其所受的壓抑遏制，如湯顯祖《臨川四夢》中的《牡丹亭》，演杜麗娘與柳夢梅的故事，是其“沖破封建禮教”的典型代表作。
由此，遂又進而引起評論，說《紅樓夢》是繼承發(fā)展了《牡丹亭》，是更強烈徹底的以“情”反“理”，云云。
是這樣的嗎？說是說非，不由個人愛憎，應從曹雪芹書中的客觀內(nèi)涵來審斷，即《紅樓夢》一書雖曰“大旨談情”，究其本意，是否即可從此一句話引申出一個“唯情主義”的認識結(jié)論來？
事實并不十分難曉，稍加梳理，便可分明。
先說“理”到底是什么。漢字的“理”，本是從“玉”而作，本義即玉石的紋理之美。由此而生的引申義，即層次、條理、秩序以至規(guī)矩、規(guī)律，皆屬于“理”。
那么，人類社會一旦形成而且發(fā)展，其為“眾人的關系”的組織法則、管理規(guī)定、道德觀念，自然要隨時代條件而產(chǎn)生變動。這種“理”是可以沿、可以革、可以制、可以廢的，但作為一種人類社會基本關系的必要性，卻是不能一概消除的——否則結(jié)果是混亂、爭奪、欺凌、吞噬……。儒者多講“理”，少講“情”，用意是顧慮“情”會泛濫，“情”需要“社會、倫理、道德化”。其實，仁、義、禮、信，哪個又不是“情”在內(nèi)主呢？比如，“無情的仁愛之心”，實際上會有這么一種“純理性”的“仁德”（觀念行為）嗎？
《紅樓夢》作者曹雪芹，深究此義。他重情，但不廢理。他的小說中內(nèi)證分明，不難列舉。
書到第58回《杏子陰假鳳泣虛凰，茜紗窗真情揆癡理》，是全書的一大關目，作者在回目中第一次把“情”和“理”擺在了平列的地位而大書特表，非同等閑字樣。這回書說的是，寶玉病起，園中散步見藕官因悼念死去的同伴菂官在清明節(jié)這日為之燒紙受到不睦婆子的挾制。寶玉設詞救之，但又囑他不可在園中燒紙（“以后斷不可燒紙錢，這紙錢原是后人異端，不是孔子的遺訓”）——這是非理的做法。
事后，寶玉從芳官探知：藕、菂小旦小生因做戲而相愛戀，菂官一死，藕官痛不欲生，故舊情不絕，為之焚祭。然他又與現(xiàn)在的蕊官相愛，一如昔時之于菂官——此又何解？蓋藕官自有一番“癡理”，以為夫妻死別，不應從此獨身自守，而應續(xù)娶，方合理，只要不忘了亡者的舊好就是真情了。寶玉聽了這一席話，合了己意，大為贊嘆欣喜。
雪芹原文的這段文字無論從故事情節(jié)還是從作者思想上講，都是異常重要的關節(jié)所在。一面是“情真意重”一句要言，同時一面則是不可妨“大節(jié)”與不能“不是理”。
其次，再說與“理”密不可分的'那個“禮”。
禮，居孔門“六藝”之首，與“樂”同為華夏古文化的冠冕。禮是“儀式”——“理”的體現(xiàn)或形式化。禮者何？各就其位，各司其職，層次秩序交互關系是也。所以寶玉明確指定：禮須合乎孔子之訓，而祭亡者燒紙錢是“異端”。孔子一句概括“禮”的話：“祭如在”。寶玉則以“誠”“信”“敬”三字為之疏解闡發(fā)。
誠、信，是什么？就是一個“真”，虛偽的對立面。所以，寶玉憎厭世俗的“峨冠禮服”的祭吊之假禮，只求一爐一水，一茶一果，便召來受者之享——佛、神、鬼三者也只享真情誠意。
以上說明，寶玉并非俗論所說的以情反理，這只是人為的“強詞”和淺見，夸張了寶玉的“叛逆性”和“反封建”。實際是什么？是反世俗，叛虛偽，但也未拒絕未輕薄孔子的古訓。
寶玉再次講情與理，是在晴雯屈死之際。此處寶玉又有一段奇論——
“不但草木，凡天下之物，皆是有情有理的——也和人一樣，得了知己，便有靈驗�！�
在此，乃又見明文正筆將“情”和“理”兩者并列�？芍砼c情偕，萬物無外。這種思致，絕非“以情反理”的任何意念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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