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詩歌對歐陽修的影響
歐陽修受韓愈詩歌影響主要表現(xiàn)為直接化用、立意模仿、吸收詩歌創(chuàng)作手法加以創(chuàng)新三個方面。
歐陽修在《六一詩話》第二十七則中,對韓愈的用韻問題作出了評價:
退之筆力無施不可,而嘗以詩為文章末事,故其詩曰:“多情懷酒伴,余事作詩人”也。然其資談笑,助諧謔,敘人情,狀物態(tài),一寓于詩,而曲盡其妙,此在雄文大手,固不足論,而余獨愛其工于用韻也。蓋其得韻寬,則波瀾橫溢,泛入傍韻,乍還乍離,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類是也;得韻窄,則不復傍出,而因難見巧,愈險愈奇,如《病中贈張十八》之類是也。余嘗與圣俞論此,以謂譬如善馭良馬者,通衢廣陌,縱橫馳逐,惟意所之;至于水曲蟻封,疾徐中節(jié),而不少蹉跌,乃天下之至工也。圣俞戲曰:“前史言退之為人木強,若寬韻可自足,而輒傍出,窄韻難獨用,而反不出,豈非其拗強而然與?”坐客皆為之笑也。
從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歐陽修對于韓詩持高度贊賞的態(tài)度,他認為韓愈筆力非常,雖然以詩歌為“文章末事”,但其詩歌在表情狀物方面卻有著極高的藝術效果,能達到“資談笑,助諧謔,敘人情,狀物態(tài),一寓于詩,而曲盡其妙”的程度。另一方面,歐陽修著重贊美了韓愈詩歌的“工于用韻”,認為韓愈的詩無論是“韻寬”還是“韻窄”都各具特色,“乃天下之至工也”。這里涉及到了兩個問題,一是韓愈的“工于用韻”如何體現(xiàn)?“韻寬”和“韻窄”具體表現(xiàn)為什么狀態(tài)?二是歐陽修所高度贊揚的韓詩在其自身詩歌創(chuàng)作方面有什么影響?下面,筆者結合《六一詩話》第二十七條相關內容,對這一問題進行簡要論述。
一.有關“韻寬”和“韻窄”
有關《六一詩話》中的“韻寬”和“韻窄”,歷來說法不一。目前通行的解釋共有兩種:一種認為“韻寬”是指在用韻方面不嚴格依照韻部,可以使用音韻相近的文字;而“韻窄”則對韻腳有著嚴格限制,必須使用同一韻部里面的文字。另一種解釋認為,這里所言的“韻寬”與“韻窄”是就韻腳所屬韻部而言,韻寬者言其詩的韻腳選擇文字較多的韻部,而韻窄者則相反。兩種說法粗看各有道理,但究竟哪一種更加合乎文意,我們可以結合歐陽修給出的例子《此日足可惜》、《病中贈張十八》來窺其一二。
《此日足可惜·贈張籍》為五言長詩,全文共七百字。其韻腳分別為:嘗、光、方、章、行、腸、房、城、堂、望、荒、猖、常、亡、長、旁、江、明、光、當、煌、鳴、庭、名、成、傷、喪、雙、床、徨、將、丁、忘、聲、更、殃、城、停、岡、僵、觴、狂、轟、翔、航、黃、翔、芒、童、龍、忙、昂、鳴、疆、兄、殤、陽、糧、涼、情、經(jīng)、聽、更、京、江、逢、叢、窮、狂、鄉(xiāng)。據(jù)宋人劉淵依據(jù)唐人詩歌用韻情況所制的《平水韻》,可知這些韻腳共涉及6個韻部。加粗文字屬于下平七陽部,共40個;帶下劃線的文字屬于下平八庚部,共15個;斜體字帶下劃線的文字屬于上平三江部,共3個;邊框的文字屬于下平九青部,共5個;加粗的斜體字屬于上平一東部,共3個;斜體字屬于上平二冬部,共2個;宋體字為未找到所屬韻部的文字,共2個(“旁”和“徨”)?梢钥闯,《此日足可惜·贈張籍》押韻的文字絕大部分屬于下平七陽部,間或涉及其他韻部的文字。
《病中贈張十八》全文二百二十字,其韻腳分別為窗、逢、邦、壯、扛、雙、摐、江、幢、杠、缸、釭、厖、降、肛、哤、龐、腔、瀧、嵕、樁、淙。依據(jù)《平水韻》,這些韻腳涉及3個韻部,其中加粗文字屬于上平三江部,共14個;斜體字屬于上平二冬部,共2個;加下劃線文字屬于去聲二十三漾部,共1個;宋體字為在《平水韻》中未找到所屬韻部的文字,共5個,分別為摐(音chuang,陰平)、釭(音gang,陰平)、厖(音mang或pang,陽平)、哤(音mang,陽平)、嵕(音zong,陰平)。可見《病中贈張十八》所押之韻大多屬于上平三江部,只有很少一部分涉及到其他韻部的文字。
下平七陽部是平水韻中文字較多的一部,共164字;而上平三江部僅有17字。也就是說,相比于《此日足可惜·贈張籍》,《病中贈張十八》可以選用的韻腳極少。但通過上述數(shù)據(jù)統(tǒng)計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此日足可惜·贈張籍》70個韻腳當中,就算加上找不到所屬韻部但在現(xiàn)代漢語中聲音相近的“旁”字和“徨”字,也僅僅有42個韻腳屬于下平七陽部,多于三分之一的韻腳都屬于其他韻部;而《病中贈張十八》的22個韻腳,即使不算現(xiàn)代漢語中與之聲音相近的“摐”、“釭”、“厖”、“哤”,也已經(jīng)有14個文字屬于上平三江部,若算上這四個文字則有18個同屬一個韻部!據(jù)此,若結合歐陽修《六一詩話》中對于“韻寬”、“韻窄”的論述來看,顯然“寬”和“窄”是就所屬韻部而言這一種說法更加合理:“蓋其得韻寬,則波瀾橫溢,泛入傍韻,乍還乍離,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是說當韓愈選擇含字較多的韻部之時,并不局限于這一韻部,而是隨心所欲地在其中穿插其他韻腳,時而游離時而回歸原韻,并不拘泥。一如宋張耒《明道雜志》所言:“韓吏部《此日足可惜》詩,自‘嘗’字入‘行’字,又入‘江’字、‘崇’字,雖越逸出常制,而讀之不覺,信奇作也。”而“得韻窄,則不復傍出,而因難見巧,愈險愈奇”則言當選擇含字較少的韻部之時,韓愈反而盡量不使用其他韻腳,靠難度體現(xiàn)技巧,靠文字的琢磨體現(xiàn)功力。顧嗣立《昌黎先生詩集注》卷五《病中贈張十八》謂:“讀此,知公善誘亦善謔,亦是排硬格,但有轉折頓挫,遂覺意態(tài)圓活”,可謂的評。反之,若將“韻寬”、“韻窄”看做是是否能夠使用音韻相近的文字,則《病中贈張十八》言“韻窄”尚算合理,《此日足可惜·贈張籍》中涉及的其他五個韻部卻與下平七陽部并無音韻相近的狀況,言其“韻寬”顯然頗為牽強。故相比之下,歐陽修所言的“韻寬”、“韻窄”是就所選擇的韻部包含文字多少這一種說法顯然是更加合理的。
二.關于歐詩受韓愈詩歌影響的表現(xiàn)
有趣的是,歐陽修雖然極力贊揚韓愈的“工于用韻”,但其詩歌在用韻方面受到韓愈的影響卻并不明顯。韓愈詩歌對歐陽修的詩歌創(chuàng)作的影響,主要表現(xiàn)在《六一詩話》所言的“資談笑,助諧謔,敘人情,狀物態(tài),一寓于詩,而曲盡其妙”上面。
自宋代以來已有文人指出,歐陽修的詩歌與韓愈詩歌具有相似之處!吨袂f詩話》中有王安石言“歐陽公自韓吏部以來未有也。詞如劉向,詩如韓愈而工妙過之”的記載;嚴羽《滄浪詩話》中也有“國初之詩,尚沿襲唐人,歐陽公學韓退之古詩”的評斷。這說明歐陽修詩歌在創(chuàng)作手法上面確實與韓詩有某種程度的相似。谷曙光《論歐陽修對韓愈詩歌的接受與宋詩的奠基》一文認為,歐陽修詩歌學習韓詩大體表現(xiàn)為三個階段,即學韓期、似韓期及變韓期。這一劃分標準其實也體現(xiàn)出了歐詩在創(chuàng)作上吸收借鑒韓詩的三種主要表現(xiàn),即在文字、典故方面化用韓詩,在立意、結構上模仿韓詩,以散文手法創(chuàng)作和以議論入詩。
宋代邵博《邵氏聞見后錄》卷十八載:“劉中原父望歐陽公稍后出,同為昭陵侍臣,其學問文章,勢不相下,然相樂也。歐陽公言韓退之文,皆成誦。中原父戲以為韓文究,每戲曰: ‘永叔于韓文,有公取,有竊取,竊取者無數(shù),公取者粗可數(shù)。’永叔《贈僧》云:‘韓子亦嘗謂,收斂加冠巾。’乃退之《送僧澄觀》‘我欲收斂加冠巾’也。永叔《聚昨堂燕集》云:‘退之嘗有云,青蒿倚長松。’乃退之《醉留孟東野》‘自慚青蒿倚長松’也。非公取乎?”這則軼事一方面生動地體現(xiàn)了韓愈詩文對歐陽修的詩文創(chuàng)作的重大影響,另一方面提出歐陽修的詩歌在模仿韓詩方面有“公取”和“竊取”兩種形式。從其所列舉的“公取”于韓愈的詩句來看,“韓子亦嘗謂,收斂加冠巾”、“退之嘗有云,青蒿倚長松”皆是對韓愈原有詩文的直接化用,故在此不妨將“公取”解讀為在文字、典故方面的化用和模仿。正如文中所言,這種對韓詩在文字典故上直接模仿的'詩歌數(shù)量較少,不過“粗可數(shù)”,僅是歐陽修詩歌創(chuàng)作師法韓詩的一種粗劣的表現(xiàn)。從文中所言的“竊取者”中,更能體現(xiàn)出歐詩在創(chuàng)作方面對于韓詩的吸收借鑒。
所謂“竊取者”,大體是指在立意構思、整體結構和創(chuàng)作手法等方面取于韓詩的歐陽修詩歌。然而細究之下,這些詩歌其實有著較鮮明的差異:在立意構思、整體結構方面模仿韓詩的歐詩,大多是對于韓詩的生硬模仿,個人色彩較淡;而借用韓詩創(chuàng)作手法的歐詩,則融合了歐陽修自身的文學理念和審美情趣,體現(xiàn)出較鮮明的個人特色。故在此我們不妨將其看做歐陽修詩歌在創(chuàng)作上吸收借鑒韓詩的兩種不同表現(xiàn)。南宋陳善《捫虱新話》中的一段論述,便是前者較鮮明的例子:
韓文公嘗作《赤藤杖歌》云:‘赤藤為杖人未窺,臺郎始攜自滇池’‘共傳滇神出水獻,赤龍拔須血淋漓。又云羲和操火鞭,暝到西極睡所遺。’此歌雖窮極物理,然恐非退之極致者。歐公遂每每效其體。作《菱溪大石》云:‘山經(jīng)地志不可究,遂令異說爭紛紜。皆云女媧初鍛煉,融結一氣凝清純。仰觀蒼蒼補其缺,染此紺碧瑩且溫;蛞晒耪哽萑耸,鉆以出火為炮燔。茍非圣人親手跡,不爾孔穴誰雕剜。又云漢使把漢節(jié),西北萬里窮昆侖。行經(jīng)玉闐得寶玉,流入中國隨河源。沙磨水激自穿穴,所以鐫鑿無瑕痕。’觀其立意,故欲追仿韓作,然頗覺煩冗,不若韓歌為渾成爾。公又有《石篆》歌云:‘我疑此字非筆墨,又疑人力非能為。始從天地胚渾判,元氣結此高崔巍。當時野鳥踏山石,萬古遺跡在蒼崖。山祗不欲人屢見,每吐云霧深藏埋!蹲鲜幤粮琛吩:“月從海底來,行向天東南。正當天中時,下照萬丈潭。潭中無風月不動,倒影射入紫石巖。月光水潔石瑩凈,感此陰魄來中潛。自從月入此石中,天有兩曜分為三。’公又嘗作《吳學士石屏歌》云:‘吾嗟人愚,不見天地造物之初難,乃云萬物生自然。豈知鐫鑿刻畫丑與妍,千狀萬態(tài)不可殫,神愁鬼泣日夜不得閑。’此三篇,其法蓋出于退之。”
在這段論述中,陳善明確地提出歐陽修某些詩歌是在立意方面“故欲追仿韓作”,并認為歐陽修《菱溪大石》、《石篆》、《紫石硯屏歌》、《吳學士石屏歌》四首詩歌皆是模仿韓愈《和虞部盧四汀酬翰林錢七徽赤藤杖歌》而來。韓愈詠赤藤杖,并不如常規(guī)詠物詩一般以物品的外觀作為切入點,而是以其來歷展開想象,運用神話傳說等意象為赤藤杖鋪陳了奇詭雄壯的背景,令人生耳目一新之感。這種立意明顯被歐陽修借鑒運用到四首詩歌當中:《菱溪大石》言“皆云女媧初鍛煉,融結一氣凝清純”、“或疑古者燧人氏,鉆以出火為炮燔”;《石篆》言“始從天地胚渾判,元氣結此高崔巍”;《紫石硯屏歌》言“自從月入此石中,天有兩曜分為三”;《吳學士石屏歌》則稱“見天地造物之初難,乃云萬物生自然。豈知鐫鑿刻畫丑與妍”。不難看出,在為所詠之物鋪排背景方面這四首詩歌確與《赤藤杖歌》異曲同工,言其“追仿韓作”并非虛言。但也正是因為這種直接的借鑒模仿,使這些詩歌在立意方面過于著于痕跡,甚至有“頗覺煩冗”之嘆。因此,這類在立意、結構等方面模仿韓詩的歐詩,大多只得其形似,神韻方面則不免落于下乘,在藝術價值上比不上吸收了韓詩創(chuàng)作手法并融以自身特色的第三類詩歌。
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第三卷中指出,“歐詩受韓愈的影響較大,主要體現(xiàn)在散文手法和以議論入詩”,這一觀點較精到地概括了歐詩在創(chuàng)作上吸收借鑒韓愈詩歌的最重要表現(xiàn),即吸收韓愈詩歌的創(chuàng)作手法加以運用。值得注意的是,歐詩創(chuàng)作中運用散文手法并不是指在句法上體現(xiàn)出散文特點,而是借鑒散文的敘事手段鋪陳其事,刻畫其人。如其名作《述懷感事寄梅圣俞》:“幕府足文士,相公方好賢。希深好風骨,迥出風塵間。師魯心磊落,高談羲與軒。子漸口若訥,誦書坐千言。彥國善飲酒,百盞顏未丹。幾道事閑遠,風流如謝安。子聰作參軍,常跨跛虎韉。子野乃禿翁,戲弄時脫冠。次公才曠奇,王霸馳筆端。圣俞善吟哦,共嘲為閬仙。惟予號達老,醉必如張顛。”所用文字平直周詳,于簡單處出妙筆,深得古文之妙,短短幾句話已生動地勾勒出大部分人物的個性特色,而宴席氣氛的熱鬧與隨意也隨著人物不拘一格的表現(xiàn)呼之欲出,如在眼前。而在以議論入詩方面,歐陽修的詩歌多數(shù)不是對韓詩亦步亦趨的模仿,往往將議論與敘事、抒情融為一體,得韓詩暢盡之致而避免其枯燥艱澀之失,體現(xiàn)出平淡清新、自然情致的藝術特色。如歐陽修《戲答元珍》:“春風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見花。殘雪壓枝猶有桔,凍雷驚筍欲抽芽。夜聞歸雁生鄉(xiāng)思,病入新年感物華。曾是洛陽花下客,野芳雖晚不須嗟。”全詩一方面借眼前殘雪壓枝、筍欲抽芽的早春之景,表達了被貶山城的寂寞抑郁,另一方面又借“曾是洛陽花下客,野芳雖晚不須嗟”句加以議論,表達對未來的向往和希望,于平淡中體現(xiàn)出悠長的韻味。再如《畫眉鳥》:“百囀千聲隨意移,山花紅紫樹高低。始知鎖向金籠聽,不及林間自在啼。”前兩句生動地描繪出畫眉鳥的聲音和所處的環(huán)境,后句發(fā)表議論,抒發(fā)自身情感,寓議于敘,自然清新中表達出深刻的人生哲理。
綜上所述,歐陽修對韓愈詩歌的高度推崇,確實鮮明地表現(xiàn)在自身的詩歌創(chuàng)作中。但這種影響卻并未表現(xiàn)在深為歐陽修所推崇的用韻方面,而體現(xiàn)在對韓詩“資談笑,助諧謔,敘人情,狀物態(tài)”的模仿上。雖然早期詩歌中不乏刻意雕琢之作,但對于立意、手法方面的吸收運用,使歐詩更得韓詩暢盡之意而避其枯澀之失,呈現(xiàn)出清新流麗的自身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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