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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范仲淹《剔銀燈·與歐陽公席上分題》詞意

        時間:2020-10-13 20:39:34 范仲淹 我要投稿

        范仲淹《剔銀燈·與歐陽公席上分題》詞意

          《剔銀燈·與歐陽公席上分題》是范仲淹的詞作。范仲淹的這首詞寫的是對歷史的評價、對人生的看法,是為詞之別調(diào)。下面是我們?yōu)榇蠹規(guī)矸吨傺汀短捭y燈·與歐陽公席上分題》詞意,歡迎大家閱讀。

          剔銀燈·與歐陽公席上分題

          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孫權(quán)劉備。用盡機(jī)關(guān),徒勞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細(xì)尋思,爭如共、劉伶一醉?

          人世都無百歲。少癡騃、老成尪悴。只有中間,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牽系?一品與千金,問白發(fā)、如何回避?

          譯文

          昨夜讀《三國志》不禁笑曹操孫權(quán)劉備,用盡權(quán)謀機(jī)巧,只落得三分天下,仔細(xì)一想,與其這樣,還不如象劉伶,喝他個酩酊大醉。人活在世界上有多少人能活到百歲。少年時癲狂無知,老了又瘦弱焦悴。只有中間那,一段年輕,怎忍心用來追求功名利祿。就算是官位一品,富貴百萬,試問誰能躲過老冉冉將至。

          拓展閱讀:《剔銀燈·與歐陽公席上分題》賞析

          此詞副題是“與歐陽公席上分題”。范仲淹為什么要向歐陽修傾吐衷腸呢?原來歐陽修早就是范仲淹政治上的知音。仁宗時“景祐黨爭”,歐陽修就堅定的站在范仲淹一邊。時以吏部員外郎任開封府的范仲淹耿介正直,容不得權(quán)相呂夷簡擅權(quán)市恩,便向仁宗上《百官圖》,又上《帝王好尚論》等四論,批評朝政。切中要害的疏論激怒了呂夷簡。他反訴仲淹“越權(quán)言事,薦引朋黨,離間君臣”。寵信呂相的仁宗將仲淹貶黜出京,當(dāng)時余靖等正直朝臣上疏替范仲淹申辯,而諫官高若訥卻討好呂夷簡,說范應(yīng)當(dāng)貶官。歐陽修痛恨諫官高若訥為了自己的高官厚祿,竟不分是非,行為卑鄙,于是寫了《與高司諫書》,斥其一味迎合權(quán)相是落井下石,是不知人間有羞恥二字。歐陽修也因此被貶夷陵。政治上的風(fēng)雨磨難,高尚人格的互相吸引,革新朝政的`共同追求,使范歐二人最終成為相濡以沫的盟友。宋仁宗慶歷三年,范仲淹推行新政,反對者攻擊改革派引用朋黨。此時已奉調(diào)回京的歐陽修任諫官,為了回?fù)舴磳ε傻臒o端指責(zé),支持慶歷新政,又寫下了著名的《朋黨論》。可見范仲淹和歐陽修志同道合、同仇敵愾。

          此詞大約寫于這幾年二人在朝共事同受打擊之時。新政失敗,共同的遭遇,共同的感情,使他們自然產(chǎn)生相似的感受。弄清了這一點(diǎn),再來讀這首詞,讀者就恍然大悟了:原來,它是詞人因畢生為之奮斗的政治理想破滅之后極度失望、苦悶?zāi)酥辆趩实姆从。在心頭郁積已久的憤懣總得找個宣泄的出口吧?于是,憤激之時,酒酣耳熱,對著同遭厄運(yùn)的老朋友發(fā)發(fā)牢騷,說說醉話,有何不可?

          其實(shí),這首詞固然宣泄了詞人的憤懣,但也折射出了他內(nèi)心時不我待的焦灼。這與李白那首著名的《將進(jìn)酒》非常相似。“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鐘鼓饌玉不足貴,但愿長醉不復(fù)醒。古來圣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李白被“賜金放還”后八年仍未找到出路,于是在此詩中借題發(fā)揮,盡情傾吐郁積在胸的不平之氣。李白的恃酒放曠并不說明他就此沉淪,即便是這首詩亦流露了施展抱負(fù)的愿望,“天生我材必有用”,何其自信!但人生苦短,“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發(fā),朝如青絲暮成雪”,現(xiàn)實(shí)無情徒喚奈何。范仲淹同樣如此,“人世都無百歲。少癡騃、老成尪悴。只有中間,些子少年” ,能夠干一番大事的年華太少了,哪里禁得起幾番蹉跎?于是,借酒澆愁,抒發(fā)其時光易逝、壯志難酬的感情就很自然了。

          從思想上來說,范仲淹的這種感情是有其深刻淵源的。儒家的積極用世是其思想主流,不僅如此,他還出入佛老,精研三教經(jīng)典,力求會通而經(jīng)世致用。這種海納百川的學(xué)術(shù)視野,使其作品博大精深,異彩紛呈,而老莊清凈無為、隨遇而安的思想也是他迭遭打擊時能夠舒緩壓力的精神避難所。在這點(diǎn)上,李、范二人是相似的。再說,在當(dāng)時,文人們普遍認(rèn)為詞是娛情遣興的“小道”、“末技”,范仲淹有時亦未能例外,與老朋友一起喝酒聊天時,就不免戲作小詞了。應(yīng)該說,這幾句亦真亦幻的牢騷話倒顯示了他作為一個平常人的本色,使得他可親可近。

          當(dāng)然,范仲淹身處逆境,失意惆悵乃至發(fā)牢騷,并不意味著他永久的消沉。慶歷六年,貶謫到鄧州,擺脫了朝黨紛爭,暫時卸去了煩瑣的朝政和邊防重任的范仲淹,度過了三年難得的愜意時光,他營造百花洲,重修覽秀亭,始終把關(guān)懷民生疾苦放在首位,贏得了鄧州人民的衷心愛戴。同時,迎來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創(chuàng)作高潮,千古杰作《岳陽樓記》及許多著名詩文都寫于此時。這表明,范仲淹已經(jīng)走出了苦悶、沮喪的陰影,已經(jīng)做到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始終是他畢生的追求。這才是立體的、全面的范仲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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