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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賦學習資料
引導語：蘇軾的前后赤壁賦雖都以秋江夜月為景，以客為陪襯，但后赤壁賦重在狀景，而前赤壁賦意在借景抒懷，闡發(fā)哲理。下面就是小編收集的學習《赤壁賦》的質(zhì)量內(nèi)容，歡迎大家閱讀!
蘇東坡突圍
一
住在這遠離鬧市的半山居所里，安靜是有了，但寂寞也來了，有時還來得很兇猛，特別在深更半夜。只得獨個兒在屋子里轉(zhuǎn)著圈，拉下窗簾，隔開窗外壁立的懸崖和翻卷的海潮，眼睛時不時地瞟著床邊那乳白色的電話。它竟響了，急忙沖過去，是臺北《中國時報》社打來的，一位不相識的女記者，說我的《文化苦旅》一書在臺灣銷售情況很好，因此要作越洋電話采訪。問了我許多問題，出身、經(jīng)歷、愛好，無一遺漏。最后一個問題是："在中國文化史上，您最喜歡哪一位文學家?"
我回答：“蘇東坡。”她又問："他的作品中，您最喜歡哪幾篇?"我回答：在黃州寫赤壁的那幾篇。記者小姐幾乎沒有停頓就接口道："您是說《念奴嬌·赤壁懷古》和前、后《赤壁賦》?"我說對，心里立即為蘇東坡高興，他的作品是中國文人的通用電碼，一點就著，哪怕是半山深夜、海峽阻隔、素昧平生。
放下電話，我腦子中立即出現(xiàn)了黃州赤壁。去年夏天剛?cè)ミ^，印象還很深刻。
記得去那兒之前，武漢的一些朋友紛紛來勸阻，理由是著名的赤壁之戰(zhàn)并不是在那里打的，蘇東坡懷古懷錯了地方，現(xiàn)在我們再跑去認真憑吊，說得好聽一點是將錯就錯，說得難聽一點是錯上加錯，天那么熱，路那么遠，何苦呢?
我知道多數(shù)歷史學家不相信那里是真的打赤壁之戰(zhàn)的地方，他們大多說是在嘉魚縣打的。但最近幾年，湖北省的幾位中青年歷史學家持相反意見，認為蘇東坡懷古沒懷錯地方，黃州赤壁正是當時大戰(zhàn)的主戰(zhàn)場。對于這個爭論我一直興致勃勃地關(guān)心著，不管爭論前景如何，黃州我還是想去看看的，不是從歷史的角度看古戰(zhàn)場的遺址，而是從藝術(shù)的角度看蘇東坡的情懷。大藝術(shù)家即便錯，也會錯出魅力來。
好像王爾德說過，在藝術(shù)中只有美丑而無所謂對錯。
于是我還是去了。
這便是黃州赤壁。赭紅色的陡峭石坡直逼著浩蕩東去的大江，坡上有險道可以攀登俯瞰，江面有小船可供蕩槳仰望，地方不大，但一俯一仰之間就有了氣勢，有了偉大與渺小的比照，有了視覺空間的變異和倒錯，因此也就有了游觀和冥思的價值�？陀^景物只提供一種審美可能，而不同的游人才使這種可能獲得不同程度的實現(xiàn)。蘇東坡以自己的精神力量給黃州的自然景物注入了意味，而正是這種意味，使無生命的自然形式變成美。因此不妨說，蘇東坡不僅是黃州自然美的發(fā)現(xiàn)者，而且也是黃州自然美的確定者和構(gòu)建者。
但是，事情的復雜性在于，自然美也可倒過來對人進行確定和構(gòu)建。蘇東坡成全了黃州，黃州也成全了蘇東坡，這實在是一種相輔相成的有趣關(guān)系。蘇東坡寫于黃州的那些杰作，既宣告著黃州進入了一個新的美學等級，也宣告著蘇東坡進入了一個新的人生階段，兩方面一起提升，誰也離不開誰。
蘇東坡走過的地方很多，其中不少地方遠比黃州美麗，為什么一個僻遠的黃州還能給他如此巨大的驚喜和震動呢?他為什么能把如此深厚的歷史意味和人生意味投注給黃州呢?黃州為什么能夠成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人生驛站呢?這一切，決定于他來黃州的原因和心態(tài)。
他從監(jiān)獄里走來，他帶著一個極小的官職，實際上以一個流放罪犯的身份走來，他帶著官場和文壇潑給他的渾身臟水走來，他滿心僥幸又滿心絕望地走來。他被人押著，遠離自己的家眷，沒有資格選擇黃州之外的任何一個地方，朝著這個當時還很荒涼的小鎮(zhèn)走來。
他很疲倦，他很狼狽，出汴梁、過河南、渡淮河、進湖北、抵黃州，蕭條的黃州沒有給他預備任何住所，他只得在一所寺廟中住下。他擦一把臉，喘一口氣，四周一片靜寂，連一個朋友也沒有，他閉上眼睛搖了搖頭。他不知道，此時此刻，他完成了一次永載史冊的文化突圍。黃州，注定要與這位傷痕累累的突圍者進行一場繼往開來的壯麗對話。
二
人們有時也許會傻想，像蘇東坡這樣讓中國人共享千年的大文豪，應該是他所處的時代的無上驕傲，他周圍的人一定會小心地珍惜他，虔誠地仰望他，總不愿意去找他的麻煩吧?
事實恰恰相反，越是超時代的文化名人，往往越不能相容于他所處的具體時代。中國世俗社會的機制非常奇特，它一方面愿意播揚和轟傳一位文化名人的聲譽，利用他、榨取他、引誘他，另一方面從本質(zhì)上卻把他視為異類，遲早會排拒他、糟踐他、毀壞他。起哄式的傳揚，轉(zhuǎn)化為起哄式的貶損，兩種起哄都起源于自卑而狡黠的覬覦心態(tài)，兩種起哄都與健康的文化氛圍南轅北轍。
蘇東坡到黃州來之前正陷于一個被文學史家稱為“烏臺詩獄”的案件中，這個案件的具體內(nèi)容是特殊的，但集中反映了文化名人在中國社會的普遍遭遇，很值得說一說。搞清了這個案件中各種人的面目，才能理解蘇東坡到黃州來究竟是突破了一個什么樣的包圍圈。
為了不使讀者把注意力耗費在案件的具體內(nèi)容上，我們不妨先把案件的底交代出來。即便站在朝廷的立場上，這也完全是一個莫須有的可笑事件。一群大大小小的文化官僚硬說蘇東坡在很多詩中流露了對政府的不滿和不敬，方法是對他詩中的詞句和意象作上綱上線的推斷和詮釋，搞了半天連神宗皇帝也不太相信，在將信將疑之間幾乎不得已地判了蘇東坡的罪。在中國古代的皇帝中，宋神宗絕對是不算壞的，在他內(nèi)心并沒有迫害蘇東坡的任何企圖，他深知蘇東坡的才華，他的祖母光獻太皇太后甚至竭力要保護蘇東坡，而他又是非常尊重祖母意見的，在這種情況下，蘇東坡不是非常安全嗎?然而，完全不以神宗皇帝和太皇太后的意志為轉(zhuǎn)移，名震九州、官居太守的蘇東坡還是下了大獄。這一股強大而邪惡的力量，就很值得研究了。
這件事說來話長。在專制制度下的統(tǒng)治者也常常會擺出一種重視輿論的姿態(tài)，有時甚至還設(shè)立專門在各級官員中找岔子、尋毛病的所謂諫官，充當朝廷的耳目和喉舌。乍一看這是一件好事，但實際上弊端甚多。這些具有輿論形象的諫官所說的話，別人無法聲辨，也不存在調(diào)查機制和仲裁機制，一切都要賴仗于他們的私人品質(zhì)，但對私人品質(zhì)的考察機制同樣也不具備，因而所謂輿論云云常常成為一種歪曲事實、顛倒是非的社會災難。這就像現(xiàn)代的報紙如果缺乏足夠的職業(yè)道德又沒有相應的法規(guī)制約，信馬由韁，隨意褒貶，受傷害者無處可以說話，不知情者卻誤以為白紙黑字是輿論所在，這將會給人們帶來多大的混亂!蘇東坡早就看出這個問題的嚴重性，認為這種不受任何制約的所謂輿論和批評，足以改變朝廷決策者的心態(tài)，又具有很大的政治殺傷力(“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guān)廊廟，則宰相待罪”)，必須予以警惕，但神宗皇帝由于自身地位的不同無法意識到這一點。沒想到，正是蘇東坡自己嘗到了他預言過的苦果，而神宗皇帝為了維護自己尊重輿論的形象，當批評蘇東坡的言論幾乎不約而同地聚合在一起時，他也不能為蘇東坡講什么話了。
那么，批評蘇東坡的言論為什么會不約而同地聚合在一起呢?我想最簡要的回答是他弟弟蘇轍說的那句話：“東坡何罪?獨以名太高。”他太出色、太響亮，能把四周的筆墨比得十分寒傖，能把同代的文人比得有點狼狽，引起一部分人酸溜溜的嫉恨，然后你一拳我一腳地糟踐，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在這場可恥的圍攻中，一些品格低劣的文人充當了急先鋒。
例如舒亶。這人可稱之為“檢舉揭發(fā)專業(yè)戶”，在揭發(fā)蘇東坡的同時他還揭發(fā)了另一個人，那人正是以前推薦他做官的大恩人。這位大恩人給他寫了一封信，拿了女婿的課業(yè)請他提意見、輔導，這本是朋友間非常正常的小事往來，沒想到他竟然忘恩負義地給皇帝寫了一封莫名其妙的檢舉揭發(fā)信，說我們兩人都是官員，我又在輿論領(lǐng)域，他讓我輔導他女婿總不大妥當�；实劭戳怂臋z舉揭發(fā)，也就降了那個人的職。這簡直是東郭先生和狼的故事。就是這么一個讓人惡心的人，與何正臣等人相呼應，寫文章告訴皇帝，蘇東坡到湖州上任后寫給皇帝的感謝信中“有譏切時事之言”。蘇東坡的這封感謝信皇帝早已看過，沒發(fā)現(xiàn)問題，舒亶卻苦口婆心地一款一款分析給皇帝聽，蘇東坡正在反您呢，反得可兇呢，而且已經(jīng)反到了“流俗翕然，爭相傳誦，忠義之士，無不憤惋”的程度!“憤”是憤蘇東坡，“惋”是惋皇上。有多少忠義之士在“憤惋”呢?
他說是“無不”，也就是百分之百，無一遺漏。這種數(shù)量統(tǒng)計完全無法驗證，卻能使注重社會名聲的神宗皇帝心頭一咯噔。
又如李定。這是一個曾因母喪之后不服孝而引起人們唾罵的高官，對蘇東坡的攻擊最兇。他歸納了蘇東坡的許多罪名，但我仔細鑒別后發(fā)現(xiàn)，他特別關(guān)注的是蘇東坡早年的貧寒出身、現(xiàn)今在文化界的地位和社會名聲。這些都不能列入犯罪的范疇，但他似乎壓抑不住地對這幾點表示出最大的憤慨。說蘇東坡“起于草野垢賤之余”，“初無學術(shù)，濫得時名”， “所為文辭，雖不中理，亦足以鼓動流俗”，等等。蘇東坡的出身引起他的不服且不去說它，硬說蘇東坡不學無術(shù)、文辭不好，實在使我驚訝不已。但他不這么說也就無法斷言蘇東坡的社會名聲和世俗鼓動力是“濫得”�？偠灾�，李定的攻擊在種種表層動機下顯然埋藏著一個最深秘的原素：妒忌。無論如何，詆毀蘇東坡的學問和文采畢竟是太愚蠢了，這在當時加不了蘇東坡的罪，而在以后卻成了千年笑柄。但是妒忌一深就會失控，他只會找自己最痛恨的部位來攻擊，已顧不得哪怕是裝裝樣子的可信性和合理性了。
又如王珪。這是一個跋扈和虛偽的老人。他憑著資格和地位自認為文章天下第一，實際上他寫詩作文繞來繞去都離不開“金玉錦繡”這些字眼，大家暗暗掩口而笑，他還自我感覺良好�，F(xiàn)在，一個后起之秀蘇東坡名震文壇，他當然要想盡一切辦法來對付。有一次他對皇帝說：“蘇東坡對皇上確實有二心。”皇帝問：“何以見得?”他舉出蘇東坡一首寫檜樹的詩中有“蟄龍”二字為證，皇帝不解，說：“詩人寫檜樹，和我有什么關(guān)系?”他說：“寫到了龍還不是寫皇帝嗎?”皇帝倒是頭腦清醒，反駁道：“未必，人家叫諸葛亮還叫臥龍呢!”這個王珪用心如此低下，文章能好到哪兒去呢?更不必說與蘇東坡來較量了。幾縷白發(fā)有時能夠冒充師長、掩飾邪惡，卻欺騙不了歷史。歷史最終也沒有因為年齡把他的名字排列在蘇東坡的前面。
又如李宜之。這又是另一種特例，做著一個芝麻綠豆小官，在安徽靈璧縣聽說蘇東坡以前為當?shù)匾粋�園林寫的一篇園記中有勸人不必熱衷于做官的詞句，竟也寫信給皇帝檢舉揭發(fā)，并分析說這種思想會使人們?nèi)鄙龠M取心，也會影響取士�？磥磉@位李宜之除了心術(shù)不正之外，智力也大成問題，你看他連誣陷的口子都找得不倫不類。但是，在沒有理性法庭的情況下，再愚蠢的指控也能成立，因此對散落全國各地的李宜之們構(gòu)成了一個鼓勵。為什么檔次這樣低下的人也會擠進來圍攻蘇東坡?當代蘇東坡研究者李一冰先生說得很好：“他也來插上一手，無他，一個默默無聞的小官，若能參加一件扳倒名人的大事，足使自己增重。”
從某種意義上說，他的這種目的確實也部分地達到了，例如我今天寫這篇文章竟然還會寫到李宜之這個名字，便完全是因為他參與了對蘇東坡的圍攻，否則他沒有任何理由被哪怕是同一時代的人寫在印刷品里。我的一些青年朋友根據(jù)他們對當今世俗心理的多方位體察，覺得李宜之這樣的人未必是為了留名于歷史，而是出于一種可稱作“砸窗了”的惡作劇心理。晚上，一群孩子站在一座大樓前指指點點，看誰家的窗子亮就揀一塊石子扔過去，談不上什么目的，只圖在幾個小朋友中間出點風頭而已。我覺得我的青年朋友們把李宜之看得過于現(xiàn)代派、也過于城市化了。李宜之的行為主要出于一種政治投機，聽說蘇東坡有點麻煩，就把麻煩鬧得大一點，反正對內(nèi)不會負道義責任，對外不會負法律責任，樂得投井下石，撐順風船。這樣的人倒是沒有膽量像李定、舒亶和王珪那樣首先向一位文化名人發(fā)難，說不定前兩天還在到處吹噓在什么地方有幸見過蘇東坡、硬把蘇東坡說成是自己的朋友甚至老師呢。
又如——我真不想寫出這個名字，但再一想又沒有諱避的理由，還是寫出來吧：沈括。
這位在中國古代科技史上占有不小地位的著名科學家也因忌妒而陷害過蘇東坡，用的手法仍然是檢舉揭發(fā)蘇東坡詩中有譏諷政府的傾向。如果他與蘇東坡是政敵，那倒也罷了，問題是他們曾是好朋友，他所檢舉揭發(fā)的詩句，正是蘇東坡與他分別時手錄近作送給他留作紀念的。這實在太不是味道了。歷史學家們分析，這大概與皇帝在沈括面前說過蘇東坡的好話有關(guān)，沈括心中產(chǎn)生了一種默默的對比，不想讓蘇東坡的文化地位高于自己。另一種可能是他深知王安石與蘇東坡政見不同，他投注投到了王安石一邊。但王安石畢竟也是一個講究人品的文化大師，重視過沈括，但最終卻得出這是一個不可親近的小人的結(jié)論。當然，在人格人品上的不可親近，并不影響我們對沈括科學成就的肯定。
圍攻者還有一些，我想舉出這幾個也就差不多了，蘇東坡突然陷入困境的原因已經(jīng)可以大致看清，我們也領(lǐng)略了一組有可能超越時空的“文化群小”的典型。他們中的任何一個人要單獨搞倒蘇東坡都是很難的，但是在社會上沒有一種強大的反誹謗、反誣陷機制的情況下，一個人探頭探腦的冒險會很容易地招來一堆湊熱鬧的人，于是七嘴八舌地組合成一種偽輿論，結(jié)果連神宗皇帝也對蘇東坡疑惑起來，下旨說查查清楚，而去查的正是李定這些人。
蘇東坡開始很不在意。有人偷偷告訴他，他的詩被檢舉揭發(fā)了，他先是一怔，后來還瀟灑、幽默地說：“今后我的詩不愁皇帝看不到了。”但事態(tài)的發(fā)展卻越來越不瀟灑，1079年7月28日，朝廷派人到湖州的州衙來逮捕蘇東坡，蘇東坡事先得知風聲，立即不知所措。文人終究是文人，他完全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從氣勢洶洶的樣子看，估計會處死，他害怕了，躲在后屋里不敢出來，朋友說躲著不是辦法，人家已在前面等著了，要躲也躲不過。正要出來他又猶豫了，出來該穿什么服裝呢?已經(jīng)犯了罪，還能穿官服嗎?朋友說，什么罪還不知道，還是穿官服吧。蘇東坡終于穿著官服出來了，朝廷派來的差官裝模作樣地半天不說話，故意要演一個壓得人氣都透不過來的場面出來。蘇東坡越來越慌張，說：“我大概把朝廷惹惱了，看來總得死，請允許我回家與家人告別。”差官說“還不至于這樣”，便叫兩個差人用繩子捆扎了蘇東坡，像驅(qū)趕雞犬一樣上路了。家人趕來，號啕大哭，湖州城的市民也在路邊流淚。
長途押解，猶如一路示眾，可惜當時幾乎沒有什么傳播媒介，沿途百姓不認識這就是蘇東坡。貧瘠而愚昧的國土上，繩子捆扎著一個世界級的偉大詩人，一步步行進。蘇東坡在示眾，整個民族在丟人。
全部遭遇還不知道半點起因，蘇東坡只怕株連親朋好友，在途經(jīng)太湖和長江時都想投水自殺，由于看守嚴密而未成。當然也很可能成，那末，江湖淹沒的將是一大截特別明麗的中華文明。文明的脆弱性就在這里，一步之差就會全盤改易，而把文明的代表者逼到這一步之差境地的則是一群小人。一群小人能做成如此大事，只能歸功于中國的獨特國情。
小人牽著大師，大師牽著歷史。小人順手把繩索重重一抖，于是大師和歷史全都成了罪 孽的化身。一部中國文化史，有很長時間一直捆押在被告席上，而法官和原告，大多是一群群擠眉弄眼的小人。
究竟是什么罪?審起來看!
怎么審?打!
一位官員曾關(guān)在同一監(jiān)獄里，與蘇東坡的牢房只有一墻之隔，他寫詩道： 遙憐北戶吳興守，詬辱通宵不忍聞。
通宵侮辱、摧殘到了其他犯人也聽不下去的地步，而侮辱、摧殘的對象竟然就是蘇東坡!
請允許我在這里把筆停一下。我相信一切文化良知都會在這里顫栗。中國幾千年間有幾個像蘇東坡那樣可愛、高貴而有魅力的人呢?但可愛、高貴、魅力之類往往既構(gòu)不成社會號召力也構(gòu)不成自我衛(wèi)護力，真正厲害的是邪惡、低賤、粗暴，它們幾乎戰(zhàn)無不勝、攻無不克、所向無敵�，F(xiàn)在，蘇東坡被它們抓在手里搓捏著，越是可愛、高貴、有魅力，搓捏得越起勁。溫和柔雅如林間清風、深谷白云的大文豪面對這徹底陌生的語言系統(tǒng)和行為系統(tǒng)，不可能作任何像樣的辯駁，他一定變得非常笨拙，無法調(diào)動起碼的言語，無法完成簡單的邏輯。他在牢房里的應對，絕對比不過一個普通的盜賊。因此審問者們憤怒了也高興了，原來這么個大名人竟是草包一個，你平日的滔滔文辭被狗吃掉了?看你這副熊樣還能寫詩作詞?
純粹是抄人家的吧?接著就是輪番撲打，詩人用純銀般的嗓子哀號著，哀號到嘶啞。這本是一個只需要哀號的地方，你寫那么美麗的詩就已荒唐透頂了，還不該打?打，打得你淡妝濃抹，打得你乘風歸去，打得你密州出獵!
開始，蘇東坡還視圖拿點兒正常邏輯頂幾句嘴，審問者咬定他的詩里有譏諷朝廷的意思，他說：“我不敢有此心，不知什么人有此心，造出這種意思來。”一切誣陷者都喜歡把自己打扮成某種“險惡用心”的發(fā)現(xiàn)者，蘇東坡指出，他們不是發(fā)現(xiàn)者而是制造者。那也就是說，誣陷者所推斷出來的“險惡用心”，可以看作是他們自己的內(nèi)心，因此應該由他們自己來承擔。我想一切遭受誣陷的人都會或遲或早想到這個簡單的道理，如果這個道理能在中國普及，誣陷的事情一定會大大減少。但是，在牢房里，蘇東坡的這一思路招來了更兇猛的侮辱和折磨，當誣陷者和辦案人完全合成一體、串成一氣時，只能這樣。終于，蘇東坡經(jīng)受不住了，經(jīng)受不住日復一日、通宵達旦的連續(xù)逼供，他想閉閉眼，喘口氣，唯一的辦法就是承認。于是，他以前的詩中有“道旁苦李”，是在說自己不被朝廷重視;詩中有“小人”字樣，是諷刺當朝大人;特別是蘇東坡在杭州做太守時興沖沖去看錢塘潮，回來寫了詠弄潮兒的詩“吳兒生長狎濤淵”，據(jù)說竟是在影射皇帝興修水利!這種大膽聯(lián)想，連蘇東坡這位浪漫詩人都覺得實在不容易跳躍過去，因此在承認時還不容易“一步到位”，審問者有本事耗時間一點點逼過去。案卷記錄上經(jīng)常出現(xiàn)的句子是：“逐次隱諱，不說情實，再勘方招。”
蘇東坡全招了，同時他也就知道必死無疑了。試想，把皇帝說成“吳兒”，把興修水利說成玩水，而且在看錢塘潮時竟一心想著寫反詩，那還能活?
他一心想著死。他覺得連累了家人，對不起老妻，又特別想念弟弟。他請一位善良的獄卒帶了兩首詩給蘇轍，其中有這樣的句子：“是處青山可埋骨，他時夜雨獨傷神，與君世世為兄弟，又結(jié)來生未了因。”埋骨的地點，他希望是杭州西湖。
不是別的，是詩句，把他推上了死路。我不知道那些天他在鐵窗里是否抱怨甚至痛恨詩文。沒想到，就在這時，隱隱約約地，一種散落四處的文化良知開始匯集起來了，他的詩文竟然在這危難時分產(chǎn)生了正面回應，他的讀者們慢慢抬起了頭，要說幾句對得起自己內(nèi)心的話了。很多人不敢說，但畢竟還有勇敢者;他的朋友大多躲避，但畢竟還有俠義人。
杭州的父老百姓想起他在當?shù)刈龉贂r的種種美好行跡，在他入獄后公開做了解厄道場，求告神明保佑他;獄卒梁成知道他是大文豪，在審問人員離開時盡力照顧生活，連每天晚上的洗腳熱水都準備了;他在朝中的朋友范鎮(zhèn)、張方平不怕受到牽連，寫信給皇帝，說他在文學上“實天下之奇才”，希望寬大;他的政敵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禮也仗義執(zhí)言，對皇帝說：“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語罪人”，如果嚴厲處罰了蘇東坡，“恐后世謂陛下不能容才”。
最有趣的是那位我們上文提到過的太皇太后，她病得奄奄一息，神宗皇帝想大赦犯人來為她求壽，她竟說：“用不著去赦免天下的兇犯，放了蘇東坡一人就夠了!”最直截了當?shù)氖钱敵笙鄥浅�，有次他與皇帝談起曹操，皇帝對曹操評價不高，吳充立即接口說：“曹操猜忌心那么重還容得下禰衡，陛下怎么容不下一個蘇東坡呢?”
對這些人，不管是獄卒還是太后，我們都要深深感謝。他們比研究者們更懂得蘇東坡的價值，就連那盆洗腳水也充滿了文化的熱度。
據(jù)王鞏《甲申雜記》記載，那個帶頭誣陷、調(diào)查、審問蘇東坡的李定，整日得意洋洋，有一天與滿朝官員一起在崇政殿的殿門外等候早朝時向大家敘述審問蘇東坡的情況，他說：“蘇東坡真是奇才，一二十年前的詩文，審問起來都記得清清楚楚!”他以為，對這么一個轟傳朝野的著名大案，一定會有不少官員感興趣，但奇怪的是，他說了這番引逗別人提問的話之后，沒有一個人搭腔，沒有一個人提問，崇政殿外一片靜默。他有點慌神，故作感慨狀，嘆息幾聲，回應他的仍是一片靜默。這靜默算不得抗爭，也算不得輿論，但著實透著點兒高貴。相比之下，歷來許多誣陷者周圍常常會出現(xiàn)一些不負責任的熱鬧，以嘈雜助長了誣陷。
就在這種情勢下，皇帝釋放了蘇東坡，貶謫黃州。黃州對蘇東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三
我非常喜歡讀林語堂先生的《蘇東坡傳》，前后讀過多少遍都記不清了，但每次總覺得語堂先生把蘇東坡在黃州的境遇和心態(tài)寫得太理想了。語堂先生酷愛蘇東坡的黃州詩文，因此由詩文渲染開去，由酷愛渲染開去，渲染得通體風雅、圣潔。其實，就我所知，蘇東坡在黃州還是很凄苦的，優(yōu)美的詩文，是對凄苦的掙扎和超越。
蘇東坡在黃州的生活狀態(tài)，已被他自己寫給李端叔的一封信描述得非常清楚。信中說：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往往為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為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
我初讀這段話時十分震動，因為誰都知道蘇東坡這個樂呵呵的大名人是有很多很多朋友的。日復一日的應酬，連篇累牘的唱和，幾乎成了他生活的基本內(nèi)容，他一半是為朋友們活著。但是，一旦出事，朋友們不僅不來信，而且也不回信了。他們都知道蘇東坡是被冤屈的，現(xiàn)在事情大體已經(jīng)過去，卻仍然不愿意寫一兩句哪怕是問候起居的安慰話。蘇東坡那一封封用美妙絕倫、光照中國書法史的筆墨寫成的信，千辛萬苦地從黃州帶出去，卻換不回一丁點兒友誼的信息。我相信這些朋友都不是壞人，但正因為不是壞人，更讓我深長地嘆息。
總而言之，原來的世界已在身邊轟然消失，于是一代名人也就混跡于樵夫漁民間不被人認識。本來這很可能換來輕松，但他又覺得遠處仍有無數(shù)雙眼睛注視著自己，他暫時還感覺不到這個世界對自己的詩文仍有極溫暖的回應，只能在寂寞中惶恐。即便這封無關(guān)宏旨的信，他也特別注明不要給別人看。日常生活，在家人接來之前，大多是白天睡覺，晚上一個人出去溜達，見到淡淡的土酒也喝一杯，但絕不喝多，怕醉后失言。
他真的害怕了嗎?也是也不是。他怕的是麻煩，而絕不怕大義凜然地為道義、為百姓，甚至為朝廷、為皇帝捐軀。他經(jīng)過“烏臺詩案”已經(jīng)明白，一個人蒙受了誣陷即便是死也死不出一個道理來，你找不到慷慨陳詞的目標，你抓不住從容赴死的理由。你想做個義無反顧的英雄，不知怎么一來把你打扮成了小丑;你想做個堅貞不屈的烈士，鬧來鬧去卻成了一個深深懺悔的俘虜。無法洗刷，無處辯解，更不知如何來提出自己的抗議，發(fā)表自己的宣言。
這確實很接近有的學者提出的“醬缸文化”，一旦跳在里邊，怎么也抹不干凈。蘇東坡怕的是這個，沒有哪個高品位的文化人會不怕。但他的內(nèi)心實在仍有無畏的一面，或者說災難使他更無畏了。他給李常的信中說：吾儕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直須談笑于死生之際。……雖懷坎[土稟]于時，遇事有可遵主澤民者，便忘軀為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
這么真誠的勇敢，這么灑脫的情懷，出自天真了大半輩子的蘇東坡筆下，是完全可以相信的，但是，讓他在何處做這篇人生道義的大文章呢?沒有地方，沒有機會，沒有觀看者也沒有裁決者，只有一個把是非曲直忠奸善惡染成一色的大醬缸。于是，蘇東坡剛剛寫了上面這幾句，支頤一想，又立即加一句：此信看后燒毀。
這是一種真正精神上的孤獨無告，對于一個文化人，沒有比這更痛苦的了。那闕著名的“卜算子”，用極美的意境道盡了這種精神遭遇：
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靜。誰見幽人獨往來?縹渺孤鴻影。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
正是這種難言的孤獨，使他徹底洗去了人生的喧鬧，去尋找無言的山水，去尋找遠逝的古人。在無法對話的地方尋找對話，于是對話也一定會變得異乎尋常。像蘇東坡這樣的靈魂竟然寂然無聲，那么，遲早總會突然冒出一種宏大的奇跡，讓這個世界大吃一驚。
然而，現(xiàn)在他即便寫詩作文，也不會追求社會轟動了。他在寂寞中反省過去，覺得自己以前最大的毛病是才華外露，缺少自知之明。一段樹木靠著瘦瘤取悅于人，一塊石頭靠著暈紋取悅于人，其實能拿來取悅于人的地方恰恰正是它們的毛病所在，它們的正當用途絕不在這里。我蘇東坡三十余年來想博得別人叫好的地方也大多是我的弱項所在，例如從小為考科舉學寫政論、策論，后來更是津津樂道于考論歷史是非、直言陳諫曲直，做了官以為自己真的很懂得這一套了，洋洋自得地炫耀，其實我又何嘗懂呢?直到一下子面臨死亡才知道，我是在炫耀無知。三十多年來最大的弊病就在這里。現(xiàn)在終于明白了，到黃州的我是覺悟了的我，與以前的蘇東坡是兩個人。(參見李端叔書)
蘇東坡的這種自省，不是一種走向乖巧的心理調(diào)整，而是一種極其誠懇的自我剖析，目的是想找回一個真正的自己。他在無情地剝除自己身上每一點異己的成分，哪怕這些成分曾為他帶來過官職、榮譽和名聲。他漸漸回歸于清純和空靈，在這一過程中，佛教幫了他大忙，使他習慣于淡泊和靜定。艱苦的物質(zhì)生活，又使他不得不親自墾荒種地，體味著自然和生命的原始意味。
這一切，使蘇東坡經(jīng)歷了一次整體意義上的脫胎換骨，也使他的藝術(shù)才情獲得了一次蒸餾和升華，他，真正地成熟了--與古往今來許多大家一樣，成熟于一場災難之后，成熟于滅寂后的再生，成熟于窮鄉(xiāng)僻壤，成熟于幾乎沒有人在他身邊的時刻。幸好，他還不年老，他在黃州期間，是四十四歲至四十八歲，對一個男人來說，正是最重要的年月，今后還大有可為。中國歷史上，許多人覺悟在過于蒼老的暮年，換言之，成熟在過了季節(jié)的年歲，剛要享用成熟所帶來的恩惠，腳步卻已踉蹌蹣跚;與他們相比，蘇東坡真是好命。
成熟是一種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輝，一種圓潤而不膩耳的音響，一種不再需要對別人察顏觀色的從容，一種終于停止向周圍申訴求告的大氣，一種不理會哄鬧的微笑，一種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種無須聲張的厚實，一種并不陡峭的高度。勃郁的豪情發(fā)過了酵，尖利的山風收住了勁，湍急的細流匯成了湖，結(jié)果--
引導千古杰作的前奏已經(jīng)鳴響，一道的光線射向黃州，《念奴嬌·赤壁懷古》和前后《赤壁賦》馬上就要產(chǎn)生。
人生的境界
哲學的任務是什么?我曾提出，按照中國哲學的傳統(tǒng)，它的任務不是增加關(guān)于實際的積極的知識，而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在這里更清楚地解釋一下這個話的意思，似乎是恰當?shù)摹?/p>
我在《新原人》一書中曾說，人與其他動物的不同，在于人做某事時，他了解他在做什么，并且自覺地在做。正是這種覺解，使他正在做的事對于他有了意義。他做各種事，有各種意義，各種意義合成一個整體，就構(gòu)成他的人生境界。如此構(gòu)成各人的人生境界，這是我的說法。不同的人可能做相同的事，但是各人的覺解程度不同，所做的事對于他們也就各有不同的意義。每個人各有自己的人生境界，與其他任何個人的都不完全相同。若是不管這些個人的差異，我們可以把各種不同的人生境界劃分為四個等級。從最低的說起，它們是：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
一個人做事，可能只是順著他的本能或其社會的風俗習慣。就像小孩和原始人那樣，他做他所做的事，然而并無覺解，或不甚覺解。這樣，他所做的事，對于他就沒有意義，或很少意義。他的人生境界，就是我所說的自然境界。
一個人可能意識到他自己，為自己而做各種事。這并不意味著他必然是不道德的人。他可以做些事，其后果有利于他人，其動機則是利已的。所以他所做的各種事，對于他，有功利的意義。他的人生境界，就是我所說的功利境界。
還有的人，可能了解到社會的存在，他是社會的一員。這個社會是一個整體，他是這個整體的一部分。有這種覺解，他就為社會的利益做各種事，或如儒家所說，他做事是為了"正其義不謀其利"。他真正是有道德的人，他所做的都是符合嚴格的道德意義的道德行為。他所做的各種事都有道德的意義。所以他的人生境界，是我所說的道德境界。
最后，一個人可能了解到超乎社會整體之上，還有一個更大的整體，即宇宙。他不僅是社會的一員，同時還是宇宙的一員。他是社會組織的公民，同時還是孟子所說的"天民"。有這種覺解，他就為宇宙的利益而做各種事。他了解他所做的事的意義，自覺他正在做他所做的事。這種覺解為他構(gòu)成了最高的人生境界，就是我所說的天地境界。
這四種人生境界之中，自然境界、功利境界的人，是人現(xiàn)在就是的人;道德境界、天地境界的人，是人應該成為的人。前兩者是自然的產(chǎn)物，后兩者是精神的創(chuàng)造。自然境界最低，往上是功利境界，再往上是道德境界，最后是天地境界。它們之所以如此，是由于自然境界，幾乎不需要覺解;功利境界、道德境界，需要較多的覺解;天地境界則需要最多的覺解。道德境界有道德價值，天地境界有超道德價值。
照中國哲學的傳統(tǒng)，哲學的任務是幫助人達到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特別是達到天地境界。天地境界又可以叫做哲學境界，因為只有通過哲學，獲得對宇宙的某些了解，才能達到天地境界。但是道德境界，也是哲學的產(chǎn)物。道德認為，并不單純是遵循道德律的行為;有道德的人也不單純是養(yǎng)成某些道德習慣的人。他行動和生活，都必須覺解其中的道德原理，哲學的任務正是給予他這種覺解。
生活于道德境界的人是賢人，生活于天地境界的人是圣人。哲學教人以怎樣成為圣人的方法。我在第一章中指出，成為圣人就是達到人作為人的最高成就。這是哲學的崇高任務。
在《理想國》中，柏拉圖說，哲學家必須從感覺世界的"洞穴"上升到理智世界。哲學家到了理智世界，也就是到了天地境界�？墒翘斓鼐辰绲娜耍渥罡叱删�，是自己與宇宙同一，而在這個同一中，他也就超越了理智。
中國哲學總是傾向于強調(diào)，為了成為圣人，并不需要做不同于平常的事。他不可能表演奇跡，也不需要表演奇跡。他做的都只是平常人所做的事，但是由于有高度的覺解，他所做的事對于他就有不同的意義。換句話說，他是在覺悟狀態(tài)做他所做的事，別人是在無明狀態(tài)做他們所做的事。禪宗有人說，覺字乃萬妙之源。由覺產(chǎn)生的意義，構(gòu)成了他的最高的人生境界。
所以中國的圣人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中國的哲學也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隨著未來的科學進步，我相信，宗教及其教條和迷信，必將讓位于科學;可是人的對于超越人世的渴望，必將由未來的哲學來滿足。未來的哲學很可能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在這方面，中國哲學可能有所貢獻。
中國傳統(tǒng)知識分子的歷史責任感(節(jié)選)
人生的價值何在?這是哲學家、思想家和宗教家們常常討論到的一個問題。如果就價值的歸宿來說，大致有兩種主張：一謂人生的價值在死后的滿足，一謂人生的價值在現(xiàn)世滿足。前者是宗教的說法，以為人生所追求的最大快樂和滿足是死后的世界，基督教有天國，佛教有涅槃境界;后者則是中國傳統(tǒng)知識分子普遍的看法。
古代的中國人不是無神論者，《尚書》里早就提到“天”和“上帝”，從商周以后，中國人也常常說到鬼和神。但是傳統(tǒng)知識分子對于上帝、天、鬼、神卻有異于基督教和佛教的說法，他們沒有把上帝、天、鬼、神超越于人性之上，人不是天和神的奴隸，天和神對人也沒有絕對的控制力，他們沒有提出天(上帝)造人的神話。對于人是源自何處的問題，傳統(tǒng)知識分子很少去追究，對于人死后往何處去，他們也很少去研究。《論語》中記載，子路向孔子問事奉鬼神，孔子說：“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子路又問人死后怎樣，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傳統(tǒng)知識分子大多和孔子抱同樣的態(tài)度，所以，在佛教傳入中國以前，中國人雖然敬神祀鬼，但卻未曾出現(xiàn)一個有理論系統(tǒng)的真正宗教。
傳統(tǒng)知識分子喜歡提到“天”，但他們所說的“天”并非宗教家所指法力無邊的天，反而是一種人性升華的觀念，孟子說：“盡心知性，盡性知天。”可見人性的極致便可達到天，天不是高不可攀，天是從人性中提升出來，許多先哲先賢都認為人人皆具天心，人人可以上達天心，這產(chǎn)生了兩個結(jié)果，一是宗教中的神人間的橋梁(先知或巫覡)在社會中很難建立較高的地位，一是人人直接對天負責，人人皆有獨立的精神，產(chǎn)生了強烈的良心責任感。
天既是人性極致的發(fā)揮，所以傳統(tǒng)知識分子追求的理想是要達成天人合一的境界，而達成天人合一并非依賴神力相助，乃是要由自己的道德修養(yǎng)做起，一個能達到天人合一境界的人必已“超越”了人群固有的境界而上升到宇宙的境界，成為被人仰慕的圣人了，但是這個人雖已“超越”了人的境界，才表示圣人是出自人類群體之中，人人皆有可以為圣人的根性。至于能否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能否真正地成為圣人，那就要靠自己的努力，不能倚賴神力，也就不能憑借他人，因此，這更增強了傳統(tǒng)知識分子本身獨立自強的責任感。
既然中國傳統(tǒng)知識分子沒有把天看成具有神秘威力的主宰，又不愿研究人死后的情形，所以，他們便把全部的理想放在現(xiàn)實的世界上，不像佛教把理想放在涅槃界，基督教把理想放在天堂，在傳統(tǒng)知識分子心中認為除卻現(xiàn)世，便無法達到理想。在此，要略略討論一下傳統(tǒng)知識分子對靈魂的看法。大致說來，中國傳統(tǒng)知識分子很早就否定了人死后有靈魂的存在，春秋時代鄭國的子產(chǎn)說：“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魄就是身體，魂就是靈魂，人死之后，身體腐爛了，靈魂也就消失了。雖然，中國人也相信鬼神，所以要祭神祀鬼，也有人說人死后的靈魂會變神變鬼，但是鬼神的真實存在性并沒有被傳統(tǒng)知識分子所一致公認，如果縱使真的有鬼神存在，這些鬼神存在的意義在哪里?他們每天生活的情形又如何?極少有人能解答這樣的問題，傳統(tǒng)知識分子也很少去研究渺茫的鬼神問題，中國人的祭祀祖先、祭祀鬼神，與其說是安慰死者的靈魂，毋寧說是安慰活人的心情。宋代詩人陸游的一首《示兒》詩最能道出祭祀與活人心情的關(guān)聯(lián)：“死去元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這首詩陸游表達了自己的兩個觀念：第一、陸游認為人死后一切都成空，如果有靈魂，而靈魂又有只覺，能有作為，那就不會“萬事空”了;第二、陸游要求他的兒子在他死后，如果宋朝王師北伐成功，在家祭時告訴他，這和第一句“死去元知萬事空”正相矛盾，既然承認一切成空，既是沒有知覺，家祭時又如何能感受到活人的稟告呢?其實，我們不難體會到“家祭無忘告乃翁”的意思并非陸游相信自己死后的靈魂會來傾聽兒子的稟告，而是表示陸游至死也不能忘記中原故土，同時提醒兒子也不要忘記中原故土。所以，陸游這首詩里的“家祭”與其說是要安慰自己死的靈魂，毋寧說是發(fā)抒自己活著時的感情和加強兒子故國之思的感情。
傳統(tǒng)知識分子既然認為人生的理想要在現(xiàn)世中實現(xiàn)，如何把握一個人有限的數(shù)十年生命，是大多數(shù)傳統(tǒng)知識分子關(guān)心的事。
人類的生命可以分為自然生命和歷史生命。自然的生命只有短短的數(shù)十年，借著肉體軀干表現(xiàn)出來，一旦人死了，肉體軀干腐爛，自然生命也就結(jié)束了。自然生命雖然借著肉體表現(xiàn)出來，但人的肉體絕對不是自然生命的全部，肉體僅是維持自然生命的工具，如果人類的自然生命除了肉體沒有別的內(nèi)涵，那么人和其他的動物就沒有甚么差別了。人類自然生命中最重要的內(nèi)涵是精神生活，這種精神生活構(gòu)成了人類文化的主要部分，這是其他動物所不具備的。當然，肉體也是很重要的，沒有肉體則文化生活便無由表現(xiàn)，維持肉體生存的要件是物質(zhì)，人的食、衣和居住都是物質(zhì)生活，不過，物質(zhì)生活的滿足還是要靠人類心靈的活動，譬如要獲得食物、改善食物的品質(zhì)、創(chuàng)造新的食物，都靠人類的聰明智慧，聰明智慧源自心靈的活動，這就是精神生活，所以人類須要物質(zhì)生活來維持肉體的生存，借著肉體的生存來發(fā)揮精神生活，再經(jīng)由精神生活改進物質(zhì)生活，造成精神生活與物質(zhì)生活的一個循環(huán)。不過，傳統(tǒng)知識分子認為物質(zhì)生活是客體，是較輕的，是消極的，而精神生活是主體、較重的、是積極的。所以，物質(zhì)生活和精神生活不是等量齊觀的，一個人如果把物質(zhì)生活看得比精神生活重，這個人會被批判為小人、低俗，反之，如果一個人把精神生活看得比物質(zhì)生活重，這個人會被稱贊為君子、高尚�？鬃诱f“君子謀道不謀食”，便已指出了中國傳統(tǒng)知識分子精神生活遠重于物質(zhì)生活的價值取向。
中國傳統(tǒng)知識分子既然不認為死后靈魂的永生，而自然生命又如此短暫，那么，人生的數(shù)十年生命是否沒有希望呢?是否得過且過呢?是否縱情于肉體的刺激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則中國古代必然不能出現(xiàn)光輝燦爛的文化。傳統(tǒng)知識分子要在一個人數(shù)十年的自然生命歷程中，創(chuàng)造出永恒的生命，這永恒的生命不可能寄望于必死的肉體，于是唯有求之于精神，希望自己的肉體死后，自己的精神卻能永遠留存在人間，活在后人心里，這種永遠留存人間的精神就是歷史的生命。
歷史是無限長的線，每個人只是線中極短的一小段，傳統(tǒng)知識分子想把自己的一小段跳出來，變成一根尺，來量下面無限長的線中的任何一段。如果一個人能從線中的位置上真的跳出來，變成了尺，他就可以在這條線上不斷的移動，從有限的長度化為無限的長度，于是，他便由自然的生命而獲得歷史的生命。
永恒的歷史生命如何獲得呢?《左傳•襄公二十四年》有一段記載：“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說：‘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太上有立徳，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崩，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叔孫豹(穆叔)所說的“立德、立功、立言”后世稱之為三不朽，乃是二千年來中國傳統(tǒng)知識分子所努力追尋的人生目標。無論立德、立功、立言的事業(yè)，都是要在一個人自然生命中去完成，但這番事業(yè)的好處卻要讓后人去品嘗，永遠留在后人心里，于是一個自然生命雖結(jié)束，卻化出了一個歷史生命。
從叔孫豹所說的三不朽，引發(fā)出一個值得令人深思的問題，那就是立德、立功、立言對一個人能夠立即獲得甚么好處?立德、立功、立言都是極艱難的事，違反人類“好逸惡勞”的本性，立德、立功、立言的事業(yè)有了成就，個人未必能升官，更未必會發(fā)財，獲益最多的還是別人——包括當時的人和后世的人。既然如此，傳統(tǒng)知識分子為甚么要那樣艱苦去建立三不朽的事業(yè)?這個問題如果從傳統(tǒng)知識分子對人生的價值取向去觀察也許可以得到解答。傳統(tǒng)知識分子是古代社會中的秀異分子，他們認為一個人生存在社會上，應該盡自己一分力量，貢獻給社會和人群，而不是要求報酬，建立不朽的事業(yè)不是用來改善自己現(xiàn)實的生活，象顏回以立德而永垂不朽，但他的一生確實窮困潦倒，他的歷史生命是極豐富的，他的自然生命中的物質(zhì)生活卻是極貧乏的。顏回之所以如此做，當然是他了解到衣食僅是維持肉體生存的手段，肉體又僅是表現(xiàn)自然生命的工具，而自然生命的意義在于發(fā)揚人格與道德，人格與道德愈被發(fā)揚，則人類與禽獸的差異就愈大。所以，三不朽事業(yè)的建立，不是為了自己一個人獲益，而是整個社會人群的提升，傳統(tǒng)知識分子肯于不畏艱難、不求富貴而去建立三不朽，可說是憑著他們心中擁有濃厚的為人群而奉獻的責任感。
鮑鵬山：莊子：當我們無路可走的時候
當一種美，美得讓我們無所適從時，我們就會意識到自身的局限。“山蔭道上，目不暇接”之時，我們不就能體驗到我們渺小的心智與有限的感官無福消受這天賜的過多福祉嗎?讀莊子，我們也往往被莊子撥弄得手足無措，有時只好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除此，我們還有什么方式來表達我們內(nèi)心的感動?這位“天仙才子”他幻化無方，意出塵外，鬼話連篇，奇怪迭出。他總在一些地方嚇著我們，而等我們驚魂甫定，便會發(fā)現(xiàn)，：呈現(xiàn)在我們面前的，是朝暾夕月，落崖驚風。我們的視界為之一開，我們的俗情為之一掃。同時，他永遠有著我們不懂的地方，山重水復，柳暗花明;永遠有著我們不曾涉及的境界，仰之彌高，鉆之彌堅。“造化鐘神秀”，造化把何等樣的神秀聚焦在這個“槁項黃馘”的哲人身上啊!
“莊子釣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內(nèi)累矣。’”
先秦諸子，誰不想做官?“一朝權(quán)在手，便把令來行。”“在其位，謀其政。”“君子之仕，行其義也。”誰不想通過世俗的權(quán)力，來杠桿天下，實現(xiàn)自己的烏托邦之夢?莊子的機會來了，但莊子的心已冷了。這是一個有趣的情景：一邊是濮水邊心如澄澈秋水、身如不系之舟的莊周先生，一邊是身負楚王使命，恭敬不怠、顛沛以之的兩大夫。兩邊誰更能享受生命的真樂趣?這可能是一個永遠聚訟不已，不能有統(tǒng)一志趣的話題。對幸福的理解太多樣了。我的看法是，莊周們一定能掂出各級官僚們“威福”的分量，而大小官僚們永遠不可能理解莊周們的“閑福”對真正人生的意義。這有關(guān)對“自由”的價值評價。這也是一個似曾相識的情景——它使我們一下子就想到了距莊子約七百多年前渭水邊上發(fā)生的一幕：八十多歲的姜太公用直鉤釣魚，用意卻在釣文王。他成功了。而比姜太公年輕得多的莊子(他死時也大約只有六十來歲)，此時是真心真意地在釣魚。且可能毫無詩意——他可能真的需要一條魚來充實他的轆轆饑腸。莊子此時面臨著雙重誘惑：他的前面是清波粼粼的濮水以及水中從容不迫的游魚，他的背后則是楚國的相位——楚威王要把境內(nèi)的國事交給他了。大概楚威王也知道莊子的脾氣，所以用了一個“累”字，只是莊子要不要這種“累”?多少人在這種累贅中體味到權(quán)力給人的充實感成就感?這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莊子持竿不顧。”
好一個“不顧”!濮水的清波吸引了他，他無暇回頭看身后的權(quán)勢。他那么不經(jīng)意地推掉了在俗人看來千載難逢的發(fā)達機遇。他把這看成了無聊的打擾。如果他學許由，他該跳進濮水洗洗他干皺的耳朵了。大約怕驚走了在魚鉤邊游蕩試探的魚，他沒有這么做。從而也沒有讓這兩位風塵仆仆的大夫太難堪。他只問了兩位衣著錦繡的大夫一個似乎毫不相關(guān)的問題：楚國水田里的烏龜，它們是愿意到楚王那里，讓楚王用精致的竹箱裝著它，用絲綢的巾飾覆蓋它，珍藏在宗廟里，用死來換取“留骨而貴”呢，還是愿意拖著尾巴在泥水里自由自在地活著?二位大夫此時倒很有一點正常人的心智，回答說：“寧愿拖著尾巴在泥水中活著。”
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于涂中。”
你們走吧!我也是這樣選擇的。這則記載在《秋水》篇中的故事，不知會讓多少人暗自慚愧汗顏。這是由超凡絕俗的大智慧中生長出來的清潔的精神，又由這種清潔的精神滋養(yǎng)出拒絕誘惑的驚人內(nèi)力。當然，我們不能以此懸的，來要求心智不高內(nèi)力不堅的蕓蕓眾生，但我仍很高興能看到在中國古代文人中有這樣一個拒絕權(quán)勢媒聘、堅決不合作的例子。是的，在一個文化屈從權(quán)勢的傳統(tǒng)中，莊子是一棵孤獨的樹，是一棵孤獨地在深夜看守心靈月亮的樹。當我們大都在黑夜里昧昧昏睡時，月亮為什么沒有丟失?就是因為有了這樣一兩棵在清風夜唳的夜中獨自看守月亮的樹。
一輪孤月之下一株孤獨的樹，這是一種不可企及的嫵媚。
一部《莊子》，一言以蔽之，就是對人類的憐憫!莊子似因無情而堅強，實則因最多情而最虛弱!莊子是人類最脆弱的心靈，最溫柔的心靈，最敏感因而也最易受到傷害的心靈……
胡文英這樣說莊子：
莊子眼極冷，心腸極熱。眼冷，故是非不管;心腸熱，故悲慨萬端。雖知無用，而未能忘情，到底是熱腸掛住;雖不能忘情，而終不下手，到底是冷眼看穿。
這是莊子自己的“哲學困境”。此時的莊子，徘徊兩間，在內(nèi)心的矛盾中作困獸之斗。他自己管不住自己，自己被自己糾纏而無計脫身，自己對自己無所適從無可奈何。他有蛇的冷酷犀利，更有鴿子的溫柔寬仁。對人世間的種種荒唐與罪惡，他自知不能用書生的禿筆來與之叫陣，只好冷眼相看，但終于耿耿而不能釋懷，于是，隨著諸侯們的劍鋒殘忍到極致，他的筆鋒也就荒唐到極致;因著世界黑暗到了極致，他的態(tài)度也就偏激到極致。天下污濁，不能用莊重正派的語言與之對話，只好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來與之周旋。他好像在和這個世界比試誰更無賴，誰更無理，誰更無情，誰更無聊，誰更無所顧忌，誰更無所關(guān)愛。誰更赤條條來去無牽掛，從而誰更能破罐子破摔。誰更無正義無邏輯無方向無心肝——只是，有誰看不出他滿紙荒唐言中的一把辛酸淚呢?對這種充滿血淚的怪誕與孤傲，我們怎能不悚然面對，肅然起敬，油然生愛?
蘇東坡兩篇經(jīng)典散文《赤壁賦》
《前赤壁賦》原文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東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
于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余音裊裊，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
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郁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釃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況吾與子漁樵于江渚之上，侶魚蝦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樽以相屬。寄蜉蝣于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托遺響于悲風。”
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茍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
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籍。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后赤壁賦》原文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于臨皋。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
已而嘆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wǎng)得魚，巨口細鱗，狀如松江之鱸。顧安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
于是攜酒與魚，復游于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
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棲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
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蹁躚，過臨皋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游樂乎?”問其姓名，俯而不答。“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予亦驚悟。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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