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長恨歌的中心思想
從當時的創(chuàng)作背景看首先，寫《長恨歌傳》的陳鴻說：“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樂天自校書郎尉于周至，鴻號浪琊王質(zhì)夫家於是邑。暇日相攜游仙游寺，話及此事，相與感嘆，質(zhì)夫舉酒于樂天前日：t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潤色之，則與時消沒，不聞于世。樂天深于詩，多于情者也，試為歌之，如何?’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懲尤物，窒亂階，垂于將來也。樂天因為《長恨歌》。歌既成，使鴻傳焉。世所不聞?wù)�，予非開元遺民，不得知;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紀》在。今但傳《長恨歌》云爾。”由這段話可以看出，自居易的《長恨歌》與陳鴻《長恨歌傳》是同一題材的不同體裁，這是一種新的傳奇小說形式，有《歌》有《傳》，既“可以見詩筆”f詩歌部分)，又“可以見史才”(記事部分)，詩與傳互相輝映和補充，“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懲尤物，窒亂階，垂于將來也。，’就是說他們有共同的創(chuàng)作意圖，主題是統(tǒng)一的，陳寅恪先生說：··必須合并讀之，賞之，評之”方可。(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第一章其次，從白居易在這一時期的作品中，幾次寫到尤物害人的意思，也可以窺見《長恨歌》主題：《新樂府·八駿圖》“由來尤物.不在大，能蕩君心則為害。”《新樂府·李夫人》“生亦惑，死亦惑i尤物惑人忘不得，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傾城色。”在這兩首詩的'序中，分別說明是為了“戒奇物，懲游佚’’和“鑒璧惑。”《新樂府·胡旋女》“祿山胡旋迷君眼，兵過黃河疑未反。貴妃胡旋惑君心，死棄馬嵬念更深。”說明安祿山和楊貴妃都是惑君的奸佞，弄得君王昏昏沉沉，是非不辨，事到臨頭，還認奸作忠，死后還追念不已。詩的卒章顯志：“數(shù)唱此歌悟明主。”.酌 白居易研究一“古冢狐、妖且老，化為婦人顏色好……忽然一笑千萬態(tài).見者十人八九迷，假色迷人猶若是，真色迷人應(yīng)過此。彼真此假俱迷人，人心惡假貴重真。狐假女妖害猶淺，一朝一夕迷人眼。
女為狐媚害即深，日長月長溺人心。何況褒妲之色善蠱惑，能喪人家傾人國。”(《新樂府·古冢狐》)這首詩雖未道及貴妃，但從所處的地位、媚態(tài)以及最后殃及人國的結(jié)果，已經(jīng)能看出了《長恨歌》的雛形。該詩序中說“戒艷色也。”
史載唐玄宗從開元二年到天寶十四年的四十一年時間里，先后出游華清官三十六次之多，有時一年兩次，楊貴妃在這里居住長達十一年之久，唐玄宗和楊氏姊妹每年十月來華清宮避寒，到年底或次年三四月才回長安，每次游幸，興師動眾，花費極大。白居易在《驪宮高》中寫道：“八十一車千萬騎，朝有宴飫暮有賜，中人之產(chǎn)數(shù)百家，未足充君一日費。”極盡揮霍，可見一斑。
我們把以上所提供的材料與陳鴻的話聯(lián)系起來，就可以看出白居易《長恨歌》的寫作動機，是在告誡君主不要沉迷女色，貪圖逸樂，導(dǎo)致國破家亡。這個傾向性是十分明顯的。
再次，從白居易當時的創(chuàng)作思想來說，他寫《長恨歌》這一年，寫成了《策林》七十五首�！恫吡帧分械乃枷�，也必然影響到他的創(chuàng)作思想�！恫吡帧妨艑σ魳匪囆g(shù)的作用是這樣說的：
“王政之得失，由斯而聞也，人情之哀樂，由斯而知也。然后君臣親覽而斟酌焉。政之廢者修之，闕者補之。’’他要求藝術(shù)的真實，更要求素材的真實，要求詩人對社會負起責任。他說：“今褒貶之文無核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雖雕章鏤句，將焉用之?”(《策林》六十八)定以說明，白居易此時所寫的《長恨歌》完全是有為而發(fā)，是為了“救濟人病，裨《長恨歌》的創(chuàng)作及其主題思想補時闕，”是“愿得天子知。”
天子怎么樣?有什么毛病值得白居易這么擔憂?據(jù)《新唐書’德宗紀》《唐會要·搜狩》卷二十八載，德宗、憲宗都喜愛田獵�！杜f唐書。郭后傳》載：憲宗“后庭多私愛。”可見聲色犬馬是德宗、憲宗的通病。正是由于有這兩位貪圖逸樂、惑于尤物、奢欲無度的皇帝，白居易才有感而發(fā)，在《策林》中反復(fù)地強調(diào)君主的垂范作用，“君之舉措，為人理亂之源，……若一肆其心，而事有以階于亂。”(《策林》二)那么此時所寫作的《長恨歌》，目的就絕不會是歌頌李楊的愛情。他的選材、立意、構(gòu)思情節(jié)、展開主題都必須是圍繞著“懲尤物”、“窒亂階”的目的展開的。
洪邁在《容齋續(xù)筆》的“唐詩無諱避”條中指出：“唐人歌詩，其于先世及當時事，直詞詠寄，略無避隱，至宮禁嬖呢，非外間應(yīng)知者，皆反復(fù)極言，而上之人也不為罪。如白樂天《長恨歌》
諷諫諸章，元微之《連昌宮詞》，始末皆為明皇而發(fā)。杜子美尤多……李義山《華清宮》《馬嵬》《驪山》《龍池》諸詩皆然。今之詩人不敢爾也。”固然唐朝政治開明，但白居易敢于這樣，也很不容易，表現(xiàn)了他的苦心和見識。他寫《長恨歌》的目的，正是為了節(jié)欲除弊，以正根本，提倡“救失之道，”反對“諂成之風(fēng)。”離開了作者創(chuàng)作的政治理想和創(chuàng)作意圖，把《長恨歌》當作純粹的愛情故事來欣賞，顯然是背離了文本的原意和當時的社會實際，從而曲解了作者揭露現(xiàn)實、諷喻君王的重大社會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