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白居易新樂府詩的藝術特色

分析白居易新樂府詩的藝術特色

　　白居易是我國中唐時期偉大的詩人，他的詩歌主張和詩歌創(chuàng)作，以對通俗性、寫實性的突出強調和全力表現(xiàn)，在中國詩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樂府是漢代廷設立的管理音樂的官府機構，漢武帝時期大規(guī)模擴建，從民間搜集了大量的詩歌，人們就把這一機構搜集并制譜的詩歌，稱為樂府詩，或者簡稱樂府。到了魏晉以后，這些詩歌的樂譜雖然早已失傳，但這種形式卻相沿下來，成為一種沒有嚴格格律、近于五七言古體詩的詩歌體裁。唐代詩人作樂府詩，有沿用樂府舊題以寫時事，有抒發(fā)自己情感的，也有記事名篇，自立新題以反映現(xiàn)實生活的樂府詩，這種用新體寫時事的樂府詩即新樂府詩。

　　白居易是活躍在中唐時期我國詩壇上偉大的現(xiàn)實主義詩人，其所創(chuàng)作的詩歌都具有淳樸自然、形象生動、通俗易懂的特點。其詩歌創(chuàng)作的通俗性和寫實性兩大特點，都集中表現(xiàn)在新樂府詩的創(chuàng)作之中，因此，新樂府詩的藝術特色即引起了古今學者的廣泛關注。本文試圖通過對白居易新樂府詩的分析挖掘其創(chuàng)作的通俗性、寫實性。

　　《秦中吟》十首和《新樂府》五十首是白居易的新樂府詩的主要作品，同時也是他現(xiàn)實主義詩論的實踐。這些現(xiàn)實主義詩歌對中唐社會的政治弊端、社會黑暗、賦斂苛暴、宦官奢靡、民生疾苦等不良習俗都有所反映，體現(xiàn)了他“為時”、“為事”而創(chuàng)作的理論主張。

　　一、以敘為主、敘議結合的表達方式

　　白居易新樂府詩基本上都是敘事詩，顯示出以敘為主，敘議結合的特點。一般敘述到最后，往往發(fā)出議論，對所寫的事件作出明確的評價。這也和他所謂的“卒章顯其志”有關。在他的著名篇目《紅線毯》的詩下小序里，明確表明此詩題旨在為憂慮蠶桑耗費之巨而作。詠“紅線毯”為何“憂蠶桑之費”呢?因為紅線毯是高檔絲織品，織毯以繭絲為原料。詩的第一部分即一至五句，就是記敘用繭線織成紅線毯精工細作的過程。通篇的記敘后，那股“惟歌生民病”的激情促使他幾乎是指著宣州太守的鼻子厲聲喝問，表現(xiàn)了為民請命而“不懼權豪怒”(《寄唐生》)的精神：宣州太守知不知?這不是一般的詢問口吻，乃是一種反詰語氣，是責問，是有力的抨擊。“千兩絲”不是實指，虛寫所耗費蠶絲之多。“一丈毯”就需“千兩絲”，那么“披香殿廣十丈余”，又該耗費多少蠶絲啊。詩人內心痛苦而憤慨，以致不能不喊出更為振聾發(fā)聵的最后兩句：“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奪人衣作地衣!”這是控訴，是怒斥，鋒芒畢露，無所畏懼。地本不知寒，卻為它鋪滿地毯;人需溫暖卻無衣裹體。詩人豈能不厲聲喝止：“少奪人衣作地衣!”詩人是通過這種以敘為主，敘議結合的方法，這種“卒章顯其志”(《新樂府序》)的畫龍點睛之筆使全篇的主旨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和新的境界，即“憂蠶桑之費”題旨的靈魂，“感人心者，莫先乎情”。

　　又如《買花》一詩，詩的前半部分講述了花市上繁榮景象下賣花的場景，后面議論揭示主旨，借用田舍翁的嘴厲聲呵斥當時剝削與被剝削的社會。敘述了“春欲暮”，農田青黃不接，農民忙于農耕的時節(jié)，王公將相奔波于“喧喧車馬度”的花市上進行著“灼灼百朵紅，戔戔五束素”的買賣后，又講述了一田舍翁偶到花市，見到琳瑯滿目的鮮花，不禁心生感嘆：“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十戶中等人家所納的賦稅才能買得起這一叢艷麗的牡丹花。而又有多少農家的賦稅才能換得這群富貴閑人的揮金如土啊?田舍翁的感嘆正是詩人的心聲。敘議結合，揭露了當時社會“富貴閑人一束花，十戶田家一年糧”的社會現(xiàn)狀。

　　二、鮮明的對比手法

　　白居易新樂府詩的另一個重要表現(xiàn)即對比鮮明。他往往先盡情摹寫統(tǒng)治階級的糜爛生活，而在詩的末尾忽然突出一個對立面，反戈一擊，這樣加重對統(tǒng)治階級的鞭撻。如白居易的代表作品《輕肥》：

　　意氣驕滿路，鞍馬光照塵。借問何為者，人稱是內臣。

　　朱紱皆大夫，紫綬悉將軍。夸赴軍中宴，走馬去如云。

　　樽�溢九醞，水陸羅八珍。果擘洞庭橘，膾切天池鱗。

　　食飽心自若，酒酣氣益振。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這是著名組詩《秦中吟》中的第七首，他曾在一首詩中說到自己寫作《秦中吟》的緣由，是因為“憶昨元和初，忝備諫官位。是時兵某后，生民正憔悴。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遂作《秦中吟》，一悲吟一事。”

　　在詩歌的開場白里，詩中人物剛一登場亮相，豪奢之氣便撲面而來，“意氣驕滿路，鞍馬光照塵”他們是坐在一輛輛豪華的馬車中出場的，先聲奪人，不可一世。“意氣”之“驕”，竟然“滿路”，而“鞍馬”之“光”亦可“照塵”。這兩句描寫可謂是畫龍點睛，活靈活現(xiàn)。當他們這一幫人在街市上旁若無人地橫沖直撞時，街上的人們在退避三舍之際，忍不住會互相打聽，氣焰如此囂張的人到底是干什么的呀?“借問何為者，人稱是“內臣”，接下來，筆鋒一轉，已是這群人在宴會中的場面了，“樽儡溢九醞，水陸羅八珍，果擘洞庭橘，膾切天池鱗。”神策軍中的宴會果然非同一般，喝的是精心釀造的醇香美酒，吃的是宮廷中送來的山珍海味，手上剝的是太湖出產的精品貢橘，筷子夾的是難得一嘗的天池海鮮。這四句詩與前面的寫法相同，都是運用了鋪張揚厲的修辭手段，極力渲染軍中宴的豪奢排場，與他們在都市上狂奔走馬的行徑相互呼應，足見這群“內臣”的有恃無恐，為所欲為，已經到了不分場合，登峰造極的地步了。

　　《輕肥》在描繪大夫和將軍們“樽儡溢九醞，水陸羅八珍”之后，卻用“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作對比，使讀者的憤恨更進一層。白居易這種對比手法的運用，將一邊奢華，一面慘痛的現(xiàn)實展現(xiàn)在人們眼前，這種貧與富的鮮明對比，給人以強烈的藝術震撼。

　　又如《重賦》一詩，“幼者形不蔽，老者體無溫”的農民和“繒帛如山積，絲絮似云屯”的官吏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詩人運用對比的手法揭示了上層社會對百姓無恥的剝削，也形象地表達了農民在被扭曲的兩稅法的重壓下所承受的沉重災難。借之以老農之口發(fā)出“奪我身上衣，買爾眼前恩”的強烈譴責，具有極強的藝術感染力。 　　三、明白曉暢的語言

　　白居易的新樂府詩特別強調其政治與社會功能，因此他的詩歌創(chuàng)作深刻地反映現(xiàn)實生活和百姓的疾苦，以此揭露現(xiàn)實矛盾，肩負起了“救濟人病，裨補時闕”的重大責任。也正是有此目的，白居易的新樂府詩在藝術表現(xiàn)上力求通俗易懂，采用長短參差的寫作形式，并和音樂相結合，朗朗上口，讓人容易理解。“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且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律，可以傳播于樂章歌曲也。”他的新樂府詩大都表現(xiàn)為語言通俗易懂，言淺意深。

　　《觀刈麥》是白居易擔任縣令時創(chuàng)作的，這首詩用通俗易懂的語言描述了當?shù)匕傩掌D辛的勞動和貧困的生活狀態(tài)，表達了詩人對他們的深切同情，斥責了造成百姓窮苦的繁重賦稅。又如《賣炭翁》，用簡單直白的話語揭露了“宮市”給百姓帶來的疾苦。再如《杜陵叟》：“杜陵叟，杜陵居，歲種薄田一頃余。三月無雨旱風起，麥苗不秀多黃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干。長吏明知不申破，急斂暴征求考課。典桑賣地納官租，明年衣食將何如?剝我身上帛，奪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豹狼，何必鉤爪鋸牙食人肉?”[2]用“我”的口吻道出了農民困苦的生活，揭露了橫征暴斂的社會現(xiàn)狀，詩人用詩歌的形式為人民打抱不平。

　　這樣言淺意深的作品在白居易的詩歌中大量存在，也正是用這樣通俗易懂的文學方式，白居易寫下了很多貼近百姓生活的詩。更可貴的是白居易新樂府詩淺而不陋，平而不粗，常有警句統(tǒng)攝全篇，言淺意深，平中見奇。深刻的思想以平易之語出之，更易于動人心魄;言簡意賅的警語最容易入人心肺。如《賣炭翁》中“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愿天寒”;《紅線毯》里“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奪人衣做地衣”;《買花》中“一叢深淺色，十萬中人賦”;《輕肥》中“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等句無不發(fā)人深省，動人心魄，具有強烈的藝術效果。劉熙載在《藝概》中說：“常語易，奇語難，此詩之初關也。奇語易，常語難，此詩之重關也。香山(白居易)用語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3]

　　白居易繼承了漢樂府詩“感于哀樂，緣事而發(fā)”，言之有物的特點，詩人用通俗直白的語言痛斥了那些剝削人民、巧取豪奪的官吏們。再如《賣炭翁》：“賣炭翁，伐薪燒炭南山中，滿面塵灰煙火色，兩鬢蒼蒼十指黑。賣炭得錢何所營?身上衣裳口中食�？蓱z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愿天寒。”[4]平實直白、不加修飾的語言給人以強烈的真實感和感染力。

　　白居易以其通俗的語言，強烈的感情直面中唐社會丑陋的現(xiàn)實，一方面補察時政，一方面宣泄人情，既滿足了統(tǒng)治者了解民間的需要，又描述了普通百姓的生活情態(tài)，這為當時及今天的讀者提供出了一副栩栩如生的社會百態(tài)圖。白居易新樂府詩的通俗詩風也為晚唐五言詩及元代和明清時期詩歌的發(fā)展提供了可模擬的范本，白居易的新樂府詩的魅力在于它不僅具有獨特的文學特色，而且具有不可忽視的社會價值和社會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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