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詩的內(nèi)涵
“關(guān)東有義士，興兵討群兇。初期會盟津，乃心在咸陽。軍合力不齊，躊躇而雁行。勢利使人爭，嗣還自相戕。淮南弟稱號，刻璽于北方。鎧甲生蟣虱，萬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
《蒿里行》在古時，是送葬用的挽歌。曹操在此以古題寫時事，記載了東漢末年各路諸侯討伐董卓時的勾心斗角，以及因為戰(zhàn)爭給人民導(dǎo)致的沉重災(zāi)難。
這首詩的前兩句以平易的口氣回顧了曹操首倡義兵，召集十八路諸侯的作為；“軍合力不齊”至“刻璽于北方”，形象地記錄了各路諸侯的面和心不合，各懷鬼胎，甚至互相拆臺攻訐的情況；“鎧甲生蟣虱”至末句“念之斷人腸”，則以寫實的手法描繪出當時戰(zhàn)亂所造成的悲慘景象。唯獨“初期會盟津，乃心在咸陽”兩句頗可玩味，似乎蘊含了許多值得思考的地方。
盟津，一說為孟津，即今河南省洛陽市孟津，傳說為周武王姬發(fā)伐紂時，在此與天下諸侯相會，后一路殺入朝歌，推翻紂的殘暴統(tǒng)治。這次大會諸侯一直以來，也為后人所津津樂道。咸陽，即秦王朝的都城，昔日，劉邦、項羽曾在楚懷王面前約定：先入函谷關(guān)者為王。曹操在此一連使用這兩個典故，究竟是因為什么？
我以為，曹操在此顯然不是純粹地詠史，也不是簡單的為用典而用典，這兩句應(yīng)蘊含著相當豐富的內(nèi)容。《三國志?魏書?武帝紀》稱“太祖至陳留，散家財，合義兵，將以誅卓”，這是發(fā)生在中平六年的事；到初平元年五月，各路諸侯同時起兵，“眾各數(shù)萬，推紹為盟主。太祖行奮武將軍”。這似乎對照的就是“初期會盟津”，在小說《三國演義》中就有了更加詳細的描繪和渲染。至于“乃心在咸陽”，董卓是從涼州入洛陽的，他的根據(jù)地顯然就是西北一帶，咸陽就在關(guān)中，《三國志?魏書?武帝紀》稱“二月，卓聞兵起，乃徙天子都長安”，若以咸陽代關(guān)中，貌似也無不可。
而“軍合力不齊”至“刻璽于北方”，所指的事情，在《三國志》中也都能找到相應(yīng)的痕跡，如劉岱與橋瑁之戰(zhàn)，袁紹與公孫瓚之爭，袁術(shù)稱帝于壽春，袁紹謀立劉漢宗室原幽州牧劉虞等事。那么，此詩就可以理解為一首記史詩，記錄了當年討伐董卓的前后事宜。可是，這個咸陽卻未必需要做實。
咸陽可以代指關(guān)中，可以因咸陽是第一個統(tǒng)一天下的秦帝國的首都，而成為一種至高權(quán)利的象征。但我們必須指出的是，東漢政府的首都是在洛陽，董卓脅迫漢獻帝放棄洛陽后也是逃往關(guān)中重鎮(zhèn)長安，與咸陽并無甚直接關(guān)系。可是，曹操在此使用咸陽這個詞絕非是一時的謬誤或失誤，那么，咸陽的'背后就必有難于直接表達的委屈之詞。所謂的十八路諸侯共倡義兵，雖然口頭上冠冕堂皇，但內(nèi)心里卻實在是各懷鬼胎，各打自己的小算盤，有些人可能夢想著匡扶漢室，重整天下；有些人想的可能只是火中取栗，擴大自家勢力；有些人想的是如何保證自己實力，并企盼身邊的其他諸侯在戰(zhàn)斗中力量被削弱。而關(guān)于此次戰(zhàn)略進攻的終極目標，也沒有真正的統(tǒng)一，是攻克洛陽就算勝利，還是奪回漢獻帝（畢竟，皇帝還健在，諸侯也不敢輕易地冒險去重新冊立），還是要撤離消滅董卓的勢力，諸侯們并沒有明確的協(xié)調(diào)，也難于取得一致，或者說從來也沒有也沒辦法有。甚至出現(xiàn)了攻下洛陽后，曹操獨自試圖進攻卻遭遇失敗的窘局�！度龂尽の簳の涞奂o》稱“諸軍兵十余萬，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曹操終于按捺不住，指責道：“今兵以義動，持疑而不進，失天下之望，竊為諸君恥之”。那么，我們似乎也可以理解為所謂“初期會盟津，乃心在咸陽”是曹操后來追思此事前后始末時的憤激之詞，甚至說有些自我解嘲的口氣。用歷史上輝煌的周武王先會孟津然后伐紂成功，劉、項攻入咸陽推翻秦王朝這樣的史實進行今昔對照，正反襯出各路諸侯討伐董卓過程中的混亂無序，體現(xiàn)出曹操參與其中卻又無法掌控局面，徒有抱負卻又難于實現(xiàn)的無奈心情。
而且，縱觀全詩，我們可以看到一種平實的寫實風格，甚至有些蒼涼的意緒和氛圍。這也是曹操詩歌的共同特點。因此，我認為，此詩作為一首回憶戰(zhàn)斗經(jīng)歷的記史詩的觀點，是站得住腳的，也是值得玩味的。而不應(yīng)簡單地把這兩句理解為用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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