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理嫦
論《竇娥冤》的悲劇意識
湖南漣源三中 肖理嫦
一.悲劇地位的界定
王國維認為《竇娥冤》是“列之于世界大悲劇中亦無愧色”的悲劇佳作。
王國維認為悲劇有三種不同層次:“第一種之悲劇,由極惡之人,極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構之者。第二種,由于盲目的命運之者。第三種,由于劇中之人物之位置及關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質,與意外之變故,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薄1】張驢兒父子當然不是什么好東西,在惡人之列,但他們不是作家表現(xiàn)的主角;竇娥當然不會盲目的任由命運的播弄,她做出過最堅定最徹底的抗爭。所以,《竇娥冤》應當不屬于前兩種悲劇,仔細思量,還是與第三種比較貼合。竇娥是一個普通的勞動婦女,她的不幸遭遇,在元代社會,也是普遍的。竇娥的死是“本著一點孝順的心情”,逼不得已“屈招了藥死公公”,她明知這種行為的后果,但又不得不為之。
魯迅比王國維說得更簡潔:“悲劇就是將美好的東西毀滅給人看”!陡]娥冤》“毀滅的是一個善良女性的青春生命和柔弱的殉道者對現(xiàn)實社會的美好幻想!薄2】
《竇娥冤》作為關漢卿的代表作,作為中國古代十大悲劇之一,其深刻意義在于:“它通過一個蒙冤而死的普通婦女的滿腔怨憤使天地發(fā)生異常變化的情節(jié),有力的抨擊了封建社會黑暗、窳敗的政治,強烈的表現(xiàn)了長期遭受壓迫的人民群眾的反抗情緒。”【3】
二.悲劇發(fā)生機制的設置
竇娥的悲劇是由于其主觀意志與客觀環(huán)境之間的矛盾不可調和而產生的。
先看竇娥主觀意志對悲劇產生的影響。
首先,竇娥的貞節(jié)觀。竇娥十七歲守寡,并立志守節(jié),時經三年。顯然,竇娥是深受儒家禮教影響的,并且是封建禮教的堅決維護者和執(zhí)行者。守節(jié),是程朱理學特別提倡的。如果是在宋朝,竇娥也許可以榮獲一塊貞節(jié)牌坊。但竇娥的貞節(jié)觀與元朝的主流意識是不符的。蒙古族的貞節(jié)觀念并不強,“一女不侍二夫”,寧可喪命也不失節(jié),對于蒙古族來說是陌生的。就連鐵木真的女人也曾在部落征戰(zhàn)中被人搶走,幾年以后又被鐵木真奪回,仍然做了王妃。那么,普通百姓死了丈夫以后改嫁也就不足為奇了。俗話說,“寡婦門前是非多”,何況竇娥和蔡婆婆媳倆都是寡婦,且小有資產,遭人欺辱,遭人覬覦,那是必然的。所以,竇娥的貞節(jié)觀使她很有可能遭遇悲劇。
其次,竇娥的孝悌觀。竇娥對蔡婆的孝順完全是無條件的。蔡婆放高利貸,直接導致了竇娥的童養(yǎng)媳命運,竇娥不但沒有記恨她,反而很感激她多年來的養(yǎng)育之恩,最后竇娥怕蔡婆經受不住拷打,“怕連累婆婆,屈招藥死了公公”。竇娥完全可以稱之為孝悌的楷模。正是這種不問前因后果的孝順,導致了竇娥的自我犧牲和悲劇命運。
再看悲劇產生的客觀環(huán)境:
(一)蔡婆是竇娥悲劇的引發(fā)者。在張驢兒事件上,蔡婆表現(xiàn)得膽小懦弱,毫無主見。被張驢兒父子救了以后,蔡婆便將底細和盤托出,引起了張驢兒的覬覦。張驢兒以死相脅,蔡婆便立即答應了自己和媳婦下嫁張驢兒父子。生命危機解除以后,蔡婆沒有想任何辦法擺脫這個無賴的糾纏,且不聽竇娥的勸阻,與張驢兒的父親拜了堂。張驢兒誤殺了自己的父親以后反誣陷竇娥,蔡婆立刻六神無主,竟要求媳婦隨順了張驢兒,嫁給他,私了此事。正是蔡婆懦弱一步步把竇娥推入了悲劇境地。
(二) 張驢兒父子是竇娥悲劇的間接制造者。張驢兒本質上就是一個地痞、流氓、無賴,他為了個人私欲而無所不用其極。他救蔡婆完全不是出于善意,只是碰巧而已。聽了蔡婆的自述,便“聽財起意”,闖入蔡婆家里,看到竇娥,又見色起意。因為竇娥寧死不嫁,便惡向膽邊生,想毒死蔡婆,以便威逼竇娥成親。誤殺了自己的父親又誣陷竇娥,最后還買通貪官嚴刑拷打竇娥。真是一個十惡不赦的家伙!
(三)桃杌太守是竇娥悲劇的直接制造者。如果竇娥碰到的是狄仁杰,是包拯,是宋慈,肯定是可以免遭冤屈的。但她碰到的是桃杌太守這個昏官,他信奉的是:“但來告狀的,就是我的衣食父母!”他辦案不必勘察現(xiàn)場,不必充足的證據(jù),只奉行一條:“人是賤蟲,不打不招。”碰上如此貪婪、昏庸的官吏,屈打成招是必然,草菅人命是必然。
(四)冷漠的民眾也是導致竇娥悲劇的原因之一。張驢兒竟敢借故要挾,無理賴在蔡婆家不走,而社會上卻無人敢仗義執(zhí)言。民眾做了冷漠的看客,放縱了邪惡勢力。
三.悲劇沖突之展開
(一)沖突的引發(fā)。蔡婆的懦弱引狼入室,竇娥堅決抵制。這里有兩組戲劇沖突,顯性沖突是蔡婆、竇娥與張驢兒父子的矛盾。矛盾的一半由于蔡婆的屈服妥協(xié)而解決。而竇娥寧死不嫁,并把逼她拜堂的張驢兒推跌在地,激化了矛盾。隱性沖突是蔡婆的逆來順受與竇娥寧死不嫁之間的矛盾。竇娥可以堅守自己的立場,但她無法左右蔡婆的行為模式,否則,就違背了孝順的宗旨。于是,新的荒唐的家庭結構,對于竇娥來說,是一種危機四伏的存在。
(二)沖突之深化。張驢兒誤殺其父,誣陷竇娥,二人的矛盾白熱化。竇娥陷入困境。如果竇娥選擇私休,就必須喪失貞節(jié),向邪惡勢力屈服,但可以避免承擔殺人罪名的風險;如果竇娥選擇官休,可以保全貞節(jié),但是可能承擔殺人罪名。竇娥選擇了官休,她寄希望于掌著生死權的官府有一片湛湛青天,可以證明她的清白。但是等待竇娥的是桃杌太守的嚴刑拷打。弱質女流竇娥應是扛住了嚴刑拷打,但是出于對蔡婆的孝順,竇娥選擇了自我犧牲,“屈招了藥死公公”。
(三)沖突之高潮。黑暗的現(xiàn)實徹底毀滅了竇娥對官府的幻想。于是矛盾沖突轉化為竇娥與冷酷的國家機器之間的矛盾。竇娥的反抗精神噴薄而出,她斥罵天地“欺軟怕硬”、“不分好歹”、“錯堪賢愚”。她承擔殺人罪名,同時又為自己鳴冤,臨刑前發(fā)下三樁誓愿:血濺白練,六月飛雪,亢旱三年,渴望上天證明她的清白。她以物質生命的喪失為代價,換取了永恒的精神生命。
(四)沖突之結局。竇娥的反抗精神生死以之,即使化為鬼魂也仍然努力訴冤。最后由父親竇天章平反冤案。張驢兒受了剮刑,賽盧醫(yī)被發(fā)配,桃杌永不敘用。加了一個裝點歡容的尾巴。
四.悲劇價值的思考
(一)《竇娥冤》體現(xiàn)了偉大的批判現(xiàn)實主義精神。
落后民族對中原的入侵,總免不了帶來一定的破環(huán)。因此,元朝的黑暗和腐敗也是不能忽視的客觀事實。這主要表現(xiàn)在:“第一,對被征服地區(qū)肆意掠奪,推行民族壓迫、民族歧視政策;第二,強占農田,加重剝削,使農業(yè)經濟受到破環(huán);第三,政治腐敗,官吏貪污,冤獄遍野,民不聊生,這也是元朝的痼疾;第四,元王朝輕視學術文化,使得知識分子地位低下!薄4】《竇娥冤》集中反映了第三點,而關漢卿本人的生平經歷,更是第四點的生動寫照。
《竇娥冤》第三折中,【滾繡球】一曲集中體現(xiàn)了竇娥的反抗精神。在對官府的幻想破滅以后,她沖破了封建禮教的束縛,憤然指斥天地。在這里,天地就是現(xiàn)實的象征,鬼神是人間統(tǒng)治者的象征,所以該曲實際上是對當時黑暗社會的控訴和抗議,對封建秩序的否定!疽簧贰縿t揭示了竇娥悲劇的直接原因:“這都是官吏每無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難言!倍]娥的三樁誓愿也充分揭露了當時社會官吏昏聵,法制腐敗,人民蒙受奇冤而又呼告無門的真實情況。它著力表現(xiàn)了主人公與社會惡勢力“爭到頭,競到底”的至死不屈的斗爭精神,這種精神甚至產生了超乎自然之上的感天動地的力量。
總之,“《竇娥冤》悲劇產生的最初原因是高利貸剝削,推動悲劇發(fā)展的是元代野蠻而又混亂的社會秩序,決定這個悲劇的結局則是元代腐敗黑暗的吏治。”【5】關漢卿正是通過這一典型悲劇,批判了元代社會。
(二)《竇娥冤》體現(xiàn)了儒家詩教觀念和“樂生”精神。
儒家詩教觀念自漢代成熟以后,一直深刻的影響著文學創(chuàng)作!敖浄驄D,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詩大序》),一直被當作文學的功能和任務。“文以載道”反映在悲劇創(chuàng)作中便是“禮義為先”,中國悲劇的精髓就是“護禮”,即側重于對禮的服從!鞍偕菩橄取,“餓死事小,失節(jié)事大”,由之,“孝悌觀念”,“貞節(jié)觀念”,理所當然的成為合乎社會規(guī)范之女性的應有之義。
以儒家的價值目標作為評判標準,竇娥無疑合乎一切“禮”的要求,是一個完美的女性形象:她毫無原則的孝順婆婆,孝順到容忍那種荒唐的家庭結構的存在,孝順到臨刑前仍一心為婆婆牽掛擔憂;她恪守婦道,“我將這服孝守,我言詞須應口”,她嘲笑蔡婆答應再嫁,“舊恩愛一筆勾,新夫妻兩意投,枉叫人笑破口。”作者正是通過塑造“善”的形象來感染人,打動人,化育人,從而達到“美教化”的功利目的,實現(xiàn)儒家道德體系中人的價值。
中國古典悲劇以悲苦為主,但往往苦盡甘來,用否極泰來的方式實現(xiàn)悲喜劇的交融,創(chuàng)造一種哀而不傷的悲劇美。劇中悲劇性的兩難沖突是在“正義之我”與“邪惡之他人”的層面上展開的,這就決定了沖突的性質必定是善惡兩元的對抗,并且必定有為善的命運多舛,造惡的得意一時這種規(guī)定情境的出現(xiàn)。如果這種設置從頭到尾都沒有改變,那就不符合儒家的勸善懲惡機制。于是,“正定勝邪”便成為一種必然結局。所以,《竇娥冤》也添了一個“補恨”的尾巴,用大悲大痛之后的“小喜”來沖淡悲劇意識,以達到一種“哀而有節(jié)”的審美效果。
儒家肯定幸存的社會秩序,執(zhí)著于現(xiàn)實人生這塊“樂地”,因此,他們總是在消極中加入一些積極因素,促使人們不斷去追求,驅策人們“入世”。作家試圖通過悲劇意識的消解或沖淡,來告訴人們:“人生依然是塊樂地,盡管有那么多不盡意的地方;無論何時都應該積極追求自己的理想,因為善惡到頭終有報,光明總是在前方!薄6】
受儒家的“樂生”文化影響越深,悲劇中的喜劇色彩就越濃。在儒學中浸淫了大半輩子的關漢卿雖寫出了《竇娥冤》這種典型的悲劇,其戲劇創(chuàng)作仍以喜劇為主流即為明證。
參考書目:
1.《中國文學研究》,湖南師范大學中國文學研究編輯部出版;
2.《中國古代文學史》,馬積高、黃鈞主編,湖南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
3.《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朱東潤主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4.《中國古代文論史》,賴力行著,岳麓書社出版社2000年版。
注釋:
【1】《中國古代文論史》第291頁,賴力行著,岳麓書社出版社2000年版
【2】《中國文學研究》第101頁,湖南師范大學中國文學研究編輯部出版
【3】《中國古代文學史》第60頁,馬積高、黃鈞主編,湖南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
【4】《中國古代文學史》第7頁,馬積高、黃鈞主編,湖南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
【5】《中國古代文學史》第64頁,馬積高、黃鈞主編,湖南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
【6】《中國文學研究》第102頁,湖南師范大學中國文學研究編輯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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