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 是把我也失掉了，哪兒去找溫暖的家？”
--《葬歌》1957年
1953年初，在美國留學三年半的穆旦，放棄了去臺灣和印度德里大學任教的聘請，幾經(jīng)周折而回到祖國。他是在新中國誕生的前夕從南京經(jīng)上海赴美留學的，當時的寧滬地區(qū)還在國民黨政府的統(tǒng)治之下，三年半后來到這里時，已經(jīng)是生氣勃勃的新氣象了。
作為一個在40年代就已經(jīng)立足新詩壇，在政治傾向上屬于自由知識分子的詩人穆旦，歸國是他人生中一個極為重要的選擇，而在這一舉動中，實際上隱含了穆旦的一系列的選擇，其中包括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一個詩人將在什么樣的國度、什么樣的政治和社會制度、什么樣的文化環(huán)境中生存，這些是被詩人當時意識到的，但也包含了他當時還無法意料到的選擇，即他事實上已經(jīng)為自己選擇了一種什么樣的苦難以及對苦難的承擔方式。
穆旦的回國是他經(jīng)過鄭重考慮的一個人生抉擇。促使他作出這一選擇有著多方面的原因。早在1950年他剛剛來到美國芝加哥大學攻讀英美文學碩士時，就有意識的選修了俄國文學課程，并在俄文學習中又一次顯示了他的頑強毅力語言天賦[1]。而在他學習俄文的背后，其實已經(jīng)隱約包含了他對政治文化的選擇，他對剛剛獨立的新中國抱著熱烈的希望，積極而興奮地關注[2]著來自祖國的消息。同時促使他作出選擇的，也有當時中美關系緊張而帶來的因素，穆旦雖然身在國外，但50年代初的中美朝鮮戰(zhàn)爭畢竟發(fā)生在這兩個國家之間，一個是自己剛剛獨立的祖國，一個是他身處的美國，這使他更容易從看清這個西方民主國家的另一面，因此他有意識地接觸美國下層社會，并對美國社會所保持的一種清醒的批判眼光等方面，在1951年他寫下了《美國怎樣教育下一代》、《感恩節(jié)--可恥的債》等批判美國社會不平等的詩作。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他顯然不滿意這些作品，認為“在異國他鄉(xiāng)，是寫不出好詩，不可能有成就的”。
另一方面，在逐漸作出回國決定的同時，他也正為回國的事業(yè)做進一步的調(diào)整和準備，這可以從回國初他對自己所做的工作新安排中反映出來。在巴金蕭珊夫婦為剛剛回國的穆旦舉行的宴會上，他便說起自己翻譯和介紹俄蘇文學的計劃。而他一開始所翻譯的，并不是某一個俄蘇作家的作品，而是代表了當時蘇聯(lián)文學主流的文藝理論家季摩菲耶夫的《文學原理》，盡管文學理論并非穆旦的特長，但還是選擇它作為翻譯工作的開始，事實上他在美國期間就已經(jīng)為這部理論書做了許多翻譯筆記。這與他對英美文學特別是后期象征主義詩人的深刻領悟和投契相比，顯然更多地帶有理智的成分，他想通過此書的翻譯來調(diào)整自己，了解和熟悉現(xiàn)實主義的文學觀念和創(chuàng)作方法，學習這一與新的文化環(huán)境相適應的文學話語方式。這也就意味著：盡管穆旦對自己所面臨的全新的文化環(huán)境有所預料、有所準備，也有心甘情愿投身于這一個新生的民族國家的建設，并愿意調(diào)整自己，以貢獻作為一個詩人知識分子的才華，但他的這一轉變與他原有的藝術經(jīng)驗和興趣有著明顯的距離，而彌補理智與情感、已有的個人經(jīng)驗與現(xiàn)實需要之間的縫隙，也許并不如他預料的容易，事實上，這兩股力量間矛盾始終困擾著穆旦的后半生。
在穆旦回國初期的一段時間內(nèi)，他并沒有詩歌創(chuàng)作問世。這有忙于應付南開大學的教學工作原因，但主要是由于對新的文化環(huán)境，和在這一環(huán)境下自己應該采取的表達姿態(tài)的不熟悉、不適應。而他在主觀上對適應這一新環(huán)境所做的努力，進一步反映在他對翻譯對象的選擇的變化上。從回國的第二年起，他便開始了普希金詩歌的翻譯，這一轉變的意味值得注意。它表明穆旦的主要翻譯興趣從文學理論回到文學作品；又從蘇聯(lián)文學轉到傳統(tǒng)的俄羅斯文學，雖然譯介活動本身并不說明譯者文學觀念與翻譯對象間的必然聯(lián)系，但的其中還多少隱含著穆旦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向浪漫主義經(jīng)典作品的回歸，尤其當我們結合穆旦在40年代對英美現(xiàn)代詩歌的諳熟和衷愛，以及在現(xiàn)代主義詩歌創(chuàng)作實踐中的貢獻時，這樣的“回歸”就更顯得意味深長，這至少與當時越來越高漲的對蘇聯(lián)文學的時代熱情不完全吻合，它意味著穆旦的翻譯選擇在現(xiàn)實文化需要和個人藝術興趣兩端之間，開始向后者傾斜。之后，他又從１９世紀俄羅斯文學擴大到同一時期的英國浪漫主義文學，翻譯了大量拜倫、朗費羅、布萊克、雪萊等浪漫主義詩人的抒情作品。
在之后的幾年里，詩人的心境、遭遇有著很大的變化，翻譯的心境也會絕然不同。剛回國后的前兩年，是他譯詩的黃金時代，他熱情高漲，“年富力強，精力過人”，成果累累，短短的時間內(nèi)，相繼以“查良錚”本名出版了普希金的《波爾塔瓦》、《青銅騎士》、《高加索的俘虜》、《歐根奧涅金》和《普希金抒情詩集》（均由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等譯作，似乎有意在40年代的詩人“穆旦”之外，塑造了一個俄國詩歌翻譯者的形象。
但此時他的命運卻突然出現(xiàn)了轉折，1954年底，穆旦因歷史問題[3] 被列為“肅反對象”。這給滿腔熱情的詩人帶來極大的精神刺激，于是，他一下子變得“少言寡語……幾乎把每個晚上和節(jié)假日都用于翻譯工作，從沒有晚上兩點以前睡覺。”[4]這種對自己近乎殘酷的工作方式，用沉浸于譯詩的藝術境界是無法完全解釋的，它顯然也包含了穆旦借拼命的翻譯工作而排遣苦悶的意思。第二年，他又有普希金的《加甫利頌》和《拜倫抒情詩選》等譯著出版，并重譯了普希金的《歐根奧涅金》，這也是他“重譯”工作的開始。按穆旦夫人后來的回憶，說他在此間“自己的詩歌創(chuàng)作也幾乎停止”，的確是幾乎--然而沒有完全停止，因為對與詩人來說，詩歌創(chuàng)作畢竟是內(nèi)心世界最好的表達方式。
1956年的某一天，穆旦寫下了題為《妖女的歌》的詩作。詩中寫一妖女用歌聲迷惑人們，向人們“索要自由、安寧、財富”，于是“我們”為了“愛情”和“夢想”而去找她，翻越了“已知和未知的險峻”，甘愿“一把又一把地獻出，/喪失的越多，她的歌聲越是婉轉，/終至‘喪失’變成了我們的幸�！保Y果是“我們的腳步留下了一片野火，/山下的居民仰望而感到心悸”，“而妖女的歌已在山后沉寂”了。顯然，詩中的“妖女”是已經(jīng)越出了“愛情和夢想”的范疇，復數(shù)敘述者“我們”則明白地表示這不僅是一種作者個人體驗，這種近乎絕望的情緒，當然無法在當時將其公諸于人，就是在1957年初“雙百方針”提出期間相對寬松的文化環(huán)境里，一些刊物主動向他約稿時，他寧可只發(fā)表那些表達內(nèi)心矛盾和困惑、意蘊復雜的《葬歌》、《問》和帶有現(xiàn)實諷刺意味的幾首詩歌[5]。
寫作并發(fā)表于1957的《葬歌》一詩，是穆旦50 年代中期內(nèi)心分裂、矛盾、疑惑和反思的典型體現(xiàn)。一方面，面對新時代的巨大社會變遷，詩人在理智上意識到并且努力想與自己的過去告別，“歷史打開了巨大的一頁，/多少人在天安門寫下誓語，/我在那兒也舉起手來：/洪水淹沒了孤寂的島嶼”，所以“我”決計埋葬舊我，“讓我以眼淚洗身，/先感到懺悔的喜歡”；而另一方面，詩人又對這種“自我”的不斷喪失，提出了尖銳地質(zhì)疑：
“……‘希望’是不是騙我？
我怎能把一切拋下？
要是把‘我’也失掉了，
哪兒去找溫暖的家？”
所以，作為一個詩人，盡管“這時代不知寫出了多少篇英雄史詩，/而我呢，這貧窮的心！只有自己的葬歌�！痹凇秵枴芬辉娭�，作者又感嘆道，“生活呵，你握緊我這只筆／一直傾瀉著你的悲哀，／可是如今，那婉轉的夜鶯／已經(jīng)飛離了你的胸懷。／／在晨曦下，你打開門窗，／室中流動著原野的風，／唉，叫我這只尖細的筆／怎樣聚斂起空中的笑聲？”。盡管由于在“肅反運動”中就受到過沖擊，因而對“百花時代”的“整風”、“鳴放”持謹慎態(tài)度，但穆旦還是禁不住1957年上半年“早春天氣”的“誘惑”，而在《詩刊》、《人民文學》和《人民日報》等報刊接連發(fā)表了包括上述兩篇在內(nèi)的九首詩歌，這是他自1948年發(fā)表《詩四首》以來，經(jīng)過八年多的沉寂后重新在新詩壇亮相，也是第一次在新中國發(fā)表詩歌創(chuàng)作，當然，他很快要為自己的“不謹慎”而付出代價。從1957年9月開始，穆旦的詩歌相繼在《詩刊》、《人民文學》等刊物受到批判[6]，并不得已在《人民日報》發(fā)表了《我上了一課》，對在該報所發(fā)表的《九十九家爭鳴記》一詩予以檢討。但在此期間，穆旦的譯詩工作一直沒有停止，在1957、1958兩年里，穆旦相繼翻譯出版了《朗費羅詩十首》（《譯文》1957年第2期）、《布萊克詩選》（與袁可嘉等合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8月），《普希金抒情詩二集》（上海新文藝出版社 1957年10月）[7]、《濟慈詩選》、雪萊的《云雀》、《雪萊抒情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等，僅從數(shù)量看，這兩年還是他翻譯“黃金時代”的繼續(xù)，只是在如此的心境，詩歌翻譯對穆旦來說似乎又有另外一種意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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