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的軟肋雜文隨筆
最近見到幾篇有關秦始皇為什么不立皇后的文章，有的以為是他母親趙姬行為不檢點，給他心理上留下了陰影有關；有的以為他忙于政務和長生不老，無暇關心此事。不過都沒有觸及到秦始皇唯我獨尊的關鍵，可以和專權抗爭的，除了地方政權和官僚集團的勢力，還有經濟和精神文化的力量，所以秦始皇實行郡縣制，還要焚書坑儒。按照李斯的說法是：“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后能滅仁義之涂，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揜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仁義、烈士、不同意見和任何他認為可以蓋過自己風頭的事，都是不能容忍的。他對呂不韋說：“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君何親于秦？號稱仲父！”這里固然有其母親的關系，但封十萬戶和“仲父”之稱，對于他來說，都是芒刺在身的事。他把曾經和自己相依為命的母親逼入絕境，還發狠說：“敢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從蒺藜其脊肉，干四肢而積之闕下。”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她的行為過于拉風了。他還想到了死后不能控制的謚號，所以他要除謚法，說：“朕聞太古有號毋謚，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為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自今已來，除謚法，朕為始皇帝，后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如果他沒有立皇后，則可以從《荀子》中找到答案，荀子說：“天子無妻，告人無匹也。”立了皇后，就是承認了有妻，楊倞注《荀子》的解釋是：“妻者，齊也，天子尊，無與二，故無匹也。”這是秦始皇不能容忍的。不過，秦始皇是不是真的沒有立皇后，還是有疑問的，《白虎通》就說：秦國稱后始于孝文王以安國君立為王，以華陽夫人為王后，以后“秦稱皇帝，正嫡曰皇后。”《中華古今注》有：“始皇詔后梳凌云髻”的記載。看來秦始皇還是立了后的，只是有關皇后的記載很少而已。
但是，無論如何專權，有一件事是可以拿來忽悠他的，那就是長生不老和死后的享受。于是出現了一位名字叫清的特殊女人，《史記》載：“巴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筑女懷清臺。”秦始皇不僅容許她發財、用財自衛，還請她到京城為客，死了還筑臺懷念她。她老家的《長壽縣志》還說她家族的仆人上千、徒附和私人保鏢上萬。簡直是獨霸一方的地方武裝，就是因為她經營的是丹砂。《漢書．食貨志》說巴寡婦清，其家族數代壟斷丹砂經營。丹砂不僅是煉丹的材料，還是秦始皇陵必需的水銀的原料。這就是司馬遷感嘆一個窮鄉僻壤的寡婦，居然可以“禮抗萬乘”的原因，秦始皇和她之間存在著一筆心照不宣的交易。
宋仁宗時的中書令夏竦按照封建婦道，在他的《女懷清臺銘》里對寡婦清“貞婦”提出了異議，他說：“婦越閨戶，預外事，是非貞也；圖貨殖，忘盥饋，是非孝也；采丹石，棄織纴，是非功也；抗君禮，乖婦儀，是非德也。”而宋代的學者劉攽，多少也看到了“貞婦”背后的實質，他在《女貞花》詩中說：“巴婦能專利丹穴，始皇稱作女懷清。此花即是秦臺種，赤玉燒枝擅美名。”此時還有什么貞不貞的問題？要不是她死得早，不要說在偏僻的巴地獨霸一方，就是再多提出一些讓秦始皇違背獨裁原則的要求，也是完全可以得到滿足的。
秦滅六國，卻留下了一個衛國，而且終秦始皇一生沒有去絕衛祀，這不能不說是一個謎。《史記.衛康叔世家》說衛國到衛元君時已經只留下濮陽一地了，秦滅了魏國后把濮陽劃入東郡，而把衛國從河南東北部遷到了西北部的野王縣。
衛國的最后一個國君叫君角，奇怪的是，“君角九年，秦并天下，立為始皇帝”以后，秦始皇卻一直沒有去滅衛，直到秦始皇死了十多年以后的“君角二十一年”，秦二世才“廢君角為庶人”，衛國這才算是壽終正寢了。而這時秦朝本身也快走到盡頭了。
秦始皇除了留下一個中原的衛國，他沒有統一的還有幾個邊遠的地方。《西南夷列傳》說：“秦滅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除了滇以外，《東越列傳》還記載：“越東海王搖者，其先皆越王勾踐之后也，姓騶氏，秦并天下，皆廢為君長，以其地為閩中郡”，《越王勾踐世家》則記載：楚威王大敗越，盡得故吳地，“而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濱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后七世，至閩君搖，佐諸侯平秦。”
閩中郡采用了君長統治的辦法，秦王朝認為這一帶遠離中原，是“荒服之國”，而且越人強悍，難以統治，所以閩中郡雖然名義上實行郡縣制了，實際的建制卻是與其它郡不同的。秦政府并沒有派守、尉來閩中，而是僅僅廢去了越人的王位，行政長官仍然是勾踐的后代。
越族是個很大的種族，分支極多，《索隱述贊》說：“勾踐之裔，是曰無緒，既席漢寵，實因秦余，騶、駱為姓”。在司馬遷《史記》以前的上古時代，是男子言氏不言姓，女子言姓不言氏的，比如我們現在說秦始皇為嬴政，上古時代卻是為趙政的。因為他的先人封于趙，所以秦始皇以嬴為姓，以趙為氏，《史記》上也只有趙政，沒有嬴政的。
勾踐的姓是姒，氏為騶，所以，這也佐證了東海王騶搖確實是勾踐的后裔。而且他們被楚國打敗后，仍然還奉之前的楚為正統，就這樣，到秦滅后的東海王騶搖，他們已經維持了七代，這在秦國是很有幾分一國兩制味道的。而且還有不少“濱于江南海上”的一些地方，始終沒有被秦始皇統一過。
秦始皇滅了六國，就開始熱心于巡游，立碑記功，宣揚自己統一天下的功勞，并且開始大享其樂和尋求長生不死。他已經無心去攻打路途險阻的滇，以消滅楚國的殘余；也無心去與擅長水戰的越人爭奪濱于江南海上之地了。
但是這畢竟和他宣揚的`一統天下有些缺憾，于是，秦始皇就需要為自己的不徹底性設置一個托詞了，他特意留下了一個衛國也就很有必要了，這樣可以用來自欺欺人，以便看起來似乎隨時都可以拿下。但從地圖上抹掉野王縣的衛國，雖然只要高興，隨時都是可以做到，但滇與越的殘余，雖然已經難以對秦始皇構成威脅，要拿下它們，卻也是不那么容易的，這就成了秦始皇“一統天下”的一筆糊涂賬。
去孟子故里轉了一圈，想起一直有爭議的秦始皇《嶧山刻石》，于是上嶧山尋訪了一番。秦始皇為自己的立石記功，就是從這里開始的。《史記》載：“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卻沒有記載刻石的具體文字。唐人《封氏聞見記》說這塊刻石在后魏太武帝登此山時，被“使人排倒”了。以后又經歷了幾次變故，杜甫就有詩說：“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真。”據說以后的文字，是按照南唐徐鉉摹本重刻的。自從刻了《嶧山刻石》，秦始皇刻石的嗜好就一發不可收拾了。因此他又“與魯諸儒生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而上了泰山，立了《泰山刻石》。除了這兩個刻石，接下來的《瑯邪刻石》、《之罘刻石》、《東觀刻石》、《碣石門刻石》都被他刻在了海邊，包括最后一塊，也是“望于南海，而立石刻”的《會稽刻石》。
秦始皇的沿海巡視中，去得最多的地方是瑯邪，那正是越王勾踐勝吳后遷過去的都城所在地。《越絕書》記載：“勾踐徙都瑯邪，起觀臺，臺周七里以望東海。”雖然《秦始皇本紀》說：“二十五年，王翦遂定荊江南地，降越君，”但是勾踐的后代東海王搖，閩越王無諸等人統治的地方仍然存在。《淮南子·人間訓》記載：秦始皇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為五軍，一軍塞鐔城之嶺，一軍守九疑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殺西嘔君譯吁來，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為秦虜。”南方的百越仍然不肯服從秦的統治。《越絕書》還提到：“婁門外力士者，闔廬所造，以備外越。”、“婁北武城，闔廬所以候外越也。”內越和外越仍然是秦國海上的主要威脅，所以他多次到瑯邪視察和派人出海，目的并不是僅僅為了尋仙求不死藥。
從北邊的碣石門到芝罘、東觀、瑯邪，加上“立石東海上朐界中，以為秦東門”，再到會稽，就是一條海防線。公元前219年東巡刻石，并“徙徒黔首三萬戶瑯邪臺下”；公元前218年，“登之罘，刻石。”歸途中又視察了瑯邪；公元前215年，到海防北大門的碣石門；公元前210年東游會稽，又沿海北上到瑯邪。他在“銘功會稽嶺，馳望瑯邪臺”的同時，還“徙天下有罪謫吏民置南海大越故地。”可見他對越人的防范心理，而他曾派徐福兩次入海東渡，也顯然有尋仙以外的重要目的。
《會稽刻石》的特別之處是有一段不一樣的文字：“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佚，男女絜誠。夫為寄猳，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有人說這反映了他的貞節觀，以及之所以殺呂不韋，鄙視生母的心跡。顧炎武則認為：“《吳越春秋》有謂勾踐‘以寡婦、淫泆過犯，皆輸山上；士有憂思者，令游山上，以喜其意。’當其時蓋欲民之多，而不復禁其淫。傳至六國之末，而其風猶在。故始皇為之厲禁，而特著于刻石之文。”但兩者都忽略了越人在多次大規模征戰以后，男女比例已經嚴重失衡的情況，以及他們臥薪嘗膽，卷土重來的特色。秦始皇自家的心事，何必寫到越地去？禁其淫佚，越人比不上齊人的女閭七百，為什么一定要寫到越地去呢？那是想盡可能地減少越人的有生力量，而且還極具侮辱性地用了“寄猳”這個詞語。
秦七刻石現在原物僅存《瑯邪刻石》十三行殘碑一塊，為二世詔書及從臣名，計八十四字。秦亡后，刻石被鑿破扔入了海中，到了近兩千年后才被撈起，現存國家博物館。而《瑯邪刻石》還透露了一個有意思的信息，雖然秦始皇說了：“天下共苦戰斗不休，以有侯王。”但秦在實行郡縣制的同時，還是有封侯的，所以碑文提到的隨從人員中有：“列侯武城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成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毋擇”等人，這些列侯和倫侯的排名還都在“丞相隗林、丞相王綰、卿李斯”之前。以后秦二世也封趙高為“武安侯”。顏師古說：秦制第十九級的關內侯“言有侯號，而居京畿，無國邑。”但對照秦始皇至死還留一塊小地方讓衛國延續下去的情況，他讓幾個地位高于丞相、卿的列侯存在封地，也是可能的。幾個強人在一起，不分給他們一點好處，誰給他賣命呢？
不少學者認定，尚賢任能也是法家的政治主張。但商鞅卻是明言要尚奸的。《商君書》說：“國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亂至削；國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疆。”用善人是不行的，因為：“用善，則民親其親；任奸，則民親其制。”為了統治的需要，親情是要不得的。“章（彰）善則過匿，任奸則罪誅。過匿則民勝法，罪誅則法勝民。”按照專制的規定，人與人之間“劃清界限”是必須的，這里不能有善惡的評判，也不能有個人隱私，“賞施于告奸，則細過不失”，打小報告是受到鼓勵的。于是禮樂、詩書、修善、孝悌、誠信、貞廉、仁義、非兵、羞戰，就成了統治的大敵，被商鞅稱之為“六蝨”。在他的眼裡，有了詩、書、禮、樂、善、修、仁、廉、辯、慧，這十樣東西，則“敵至必削，不至必貧。”不要這十樣東西，則“敵不敢至；雖至必卻；興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于是，參觀兵馬俑的時候，常常讓人懷疑這個“見戰，如餓狼之見肉也”的強大的軍陣，究竟是正常的人組成的，還是異化成了動物的人組成的？這樣沒有文化、沒有廉恥的軍隊，當然不可能按兵不伐。因為：“國疆而不戰，毒輸于內”，社會要求和社會矛盾得不到轉移，不滿得不到發泄，必須通過戰爭，使“毒輸于敵國”。
就是真的“按兵不伐必富”，民也富不起來。商鞅對于富民的辦法是：“民有余糧，使民以僳出官爵，官爵必以其力，則農不怠，四寸之管無當，必不滿也。授官予爵出祿不以功，是無當也。”糧食多了，可以用來買爵位，這就設立了一個裝不滿的無底洞。因為刑罰多如牛毛，而且輕罪重罰，“棄灰于道者黥”、“步過六尺者有罰”，還有各種連坐之罪，弄得人人難逃法網，“農有余食”也是不利于讓他們出力的。“有道之國，務在弱民”，要他們出力，必須讓他們貧困，因為“民辱則貴爵，弱則尊官，貧則重賞。”這樣就達到了“民貧則力富”，力富又不得不出死力的效果。
不僅要民貧，還要愚，“民愚則力有余而知不足”，他們要的只是民力，“民不貴學問，則民愚。”還要“廢逆旅，私交。”不讓他們有所交流。在這種思想指導下，焚書坑儒就不難理解了。商鞅變法成功了，秦始皇最終也在這個基礎上完成了統一大業，天下百姓做人的權力也進一步被剝奪了。
漢承秦制，以后封建的列朝列代，也都或多或少地繼承了這個傳統。《資治通鑒》所記載：漢宣帝曾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儒法二家，左手右手而已，商鞅那樣的法家畢竟過于赤裸裸，所以到了荀子、韓非子等人那里，就不那么直白了。統治者也看到了“內王外圣”，用儒家忠孝仁義的欺騙性，來掩蓋那一份赤裸裸的重要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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