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果園城記》民族性格論文
論文摘要：果園城記》是師陀最富盛名的代表作。該小說集創作于上海淪陷時期，作者對果園城的人物、性格、命運和環境作了細致的描摹，在優美的筆觸中實則隱含著作者對民族性格和命運的深刻反思，也襯出作者拳拳的愛國之心。
論文關鍵詞：果園城記,民族性格,愛國心
《果園城記》是師陀最富盛名的代表作。據作者回憶，上海淪為“孤島”后，“我不知道這些日子是怎么混過去活過來的。民國二十七年九月間，我在一間像棺材的小屋里寫下本書第一篇《果園城》。這并非什么靈機一動，忽然想起踐約；也絕無‘藏之名山’之意，像香港某批評家所說；只是心懷亡國奴之牢愁，而又身無長技足以別謀生路，無聊之極，偶爾拈弄筆墨消遣罷了……這小說的主人公是一個我想像中的小城……我有意把這小城寫成中國一切小城的代表，它在我心目中有生命、有性格、有思想、有見解、有情感、有壽命，像一個活的人”。由此可見，作者的自謙之詞實則隱含著對民族性格和命運的深刻反思。本文擬在文本細讀的基礎上對此展開討論。
一
在這個想像的小城中生活著各色各樣的人物。孟林太太，一個寡婦，幾十年如一日的空閑的活著。素姑，孟林太太的女兒，一個二十九歲仍待字閨中的未嫁女，用女紅作為自己的日常功課。油三妹，一個性格外向的小學體育教員，晚間和男同事們的聚會讓她失身進而懷孕了，后來吞藤黃自殺。老員外的三女兒，一個德才兼備的美女，員外的挑剔延遲了她的婚姻，在悲寂中跳樓而死。大劉姐，衙役寡婦的女兒，和錫匠店的學徒虎頭魚相好，為了母親下半輩子有依靠，她做了師爺的姨太太，后來離開果園城。這些果園城的女性們無一例外的都遭遇到婚姻的困境，寡婦、已婚的、待嫁的，不管是止于習俗還是奮起一擊，她們都無法主宰自己的命運，只得將它交付給旁人。
如果說處于傳統文化背景中的女性本無推動社會發展的社會責任的話，那么知識分子應該義無返顧的承擔起這份責任。但是，果園城的知識分子并不曾為果園城帶來變化，相反，他們要么被果園城驅逐，要么就和果園城融為一體。葛天民，果園城的農場場長，一個有著大約一百五十畝到兩百畝田地之間的中等地主，衣食無憂，生活無虞，每天在家里和農場消磨著光陰。賀文龍，一個期望成為作家的小學教師，每天繁重的工作和相繼出生的孩子卻讓他的夢想成空，他成了一個碌碌無為的人。“傲骨”，從小就與周遭格格不入，長大后因宣傳共產主義被送進監牢。出獄后向西方人學習整理產業，卻被鄉人不理解，他的生命里最后只剩下了憎恨。
那么，果園城里有權有勢的人就能安穩的生活下去嗎？我們來看看魁爺，這個果園城真正的主人。他的自尊在得知他的四姨太和他的車夫有染的情況下深受重創，從此再也不能復原。劉卓然，老劉爺唯一的兒子，在家族幾兄弟的明爭暗斗中被異常的溺愛著從而成為一個缺乏意志的伶俐的人。在雙親死后，他理所當然的敗完了家，成為一個絲毫不感到愧疚的乞丐。時間過濾了命運，他們的欲望只是帶來了毀滅。
果園城還有一類離去者。孟安卿，一個大空想家，二十歲時突然離開果園城。十二年后，成為肖像兼風景畫家然而心靈上日漸空虛的'孟安卿出其不意的回到了果園城，他想看看他的姨媽和表妹。當他站在大門前重溫過去的時光時，他碰到了一個熟人，可是這個人不僅不認識他，而且認為果園城根本沒有他這個人，瞬間孟安卿認識到時間加注在人們身上的力量，他不再敲開姨媽家的門，于感傷中離開了果園城。孟季卿，孟安卿的堂兄弟，綽號“安樂公”，天生的老好兒。他的兄弟們為他的財產爭得焦頭爛額，他向來都是一笑置之。他一個人在北京讀書、生活，身邊的朋友結婚后，一個個離他而去，他孤獨的走在人世間，感到陣陣的空虛。在北京的二十年，他研究數學、哲學、美術、教育、天文、歷史、地質……最大的成就卻是吃酒。他死于一次醉酒后。
二
在對果園城的前三類人物進行描繪時，我們發現他們有著一種共同的生存樣態：靜止。不管是周而復始的活著還是日趨一日的淪落，他們都是在一種沒有希望的靜止狀態中生活著。換言之，他們在一種巨大的文化力量下安于其命，這種力量，就是在時間的累積中業已形成的果園城文化：停滯、庸懶、陳舊、閉塞。所以，一走進孟林太太的屋子，我們就發現那放在妝臺上的老座鐘不知何時已經停了。這個“停止的時鐘”意象覆蓋了整個果園城，由此，我們才有幸見到了葛天民那流淌在臉上的“無所欲求的滿足”，聆聽著作者的感嘆“人是生活在小城里，一種自然而然的規則，一種散漫的單調生活使人們慢慢的變成懶散，人們也漸漸習慣于不用思索”。因而，果園城的女性們都自覺的承受著婚戀中的各種無妄之災，她們的希望被傳統而陳舊的禮俗牢牢地捆綁著。這樣，當劉卓然跨出果園城后，封閉的文化系統帶給他的愚昧和揮霍就發揮到了極至。
“文化確是具有超個體特征……個體所生存在內的文化包圍著他并制約著他的行動”，當果園城文化以一種滴水穿石的姿態潛移默化著人們的思維時，它又換了一副猙獰的面孔去對付和它不相容的人。如“傲骨”，這個類似魯迅筆下的魏連殳的人物，他始終處于個體心理和群體心理的失衡狀態；又如賀文龍，他試圖改變果園城里一潭死水的生活，卻讓自己的希望耗在煩瑣的日常生活中。
這種文化氛圍直接導致了果園城的離去者的行為模式：離開——回來——再離開。顯然，他們離開果園城，是對既成的果園城文化的一種不滿和逃避，他們想到外面尋找一種更適合自己生活的文化氛圍。然而，當時光流走十多年后，他們同樣無法彌補精神上的空虛，他們又回到了果園城。（雖然孟季卿一輩子客居他鄉，在形式上沒有完成回來——再離開的行為模式，但死同財產的問題肯定讓他不止一次在精神上回歸家鄉，所以我們依然可以把他歸入這一類型）但是，思念中的家鄉和現實中的家鄉總是隔著很長的距離，他們在新的文化背景中受挫，在舊的文化背景中也無法找到可以讓心靈平靜下來的良藥。于是他們又再次離開，懷著深深的落寞和困惑。
錢理群把魯迅的某些小說如《祝�！贰ⅰ豆枢l》、《在酒樓上》、《孤獨者》等歸結為離去——歸來——再離去的情節模式，認為敘述者在講述他人的故事時也在講述自己的故事，兩者相互作用，構成了一個復調。那么，作者在講述孟安卿和孟季卿的故事時，是否也在講述自己的故事呢？我們再回到小說的序，作者說，“這小說的主人公是一個我想象的小城，不是那位馬叔敖先生——或是說那位‘我’，我不知道他的身份、性格、作為，一句話，我不知道他是誰，他要到何處去”。從這里可以看出，故事的講述者馬叔敖同樣具備離開——回來——再離開的行為模式。七年前，馬叔敖離開留著他的童年、青春和生命的果園城開始四處流浪，七年后，在一次行程中被童年的記憶喚醒遂回到果園城，當然，果園城凝滯衰亡的背景和物是人非的現實又將促使他再度離開這里。顯然，借馬叔敖進行精神返鄉的師陀同時也在講述著自己的故事。從少年離開家鄉到返鄉到再度離開家鄉，師陀一直處于飄蕩中，尤其是在淪陷時期的上海，身處異族統治之下，頂著亡國奴的身份，難免不回想起恬靜平安的故鄉，勾起對離鄉者的精神剖析。這些離鄉者為了填補精神的空缺，處處為家，卻處處都不是家，像一個無根的人。我們來看蜷縮在上海淪陷區的師陀及同時代的愛國知識分子，如果說“孤島”讓他們有家不能回的話，那么在全面淪陷后的上海，家，究竟在何方？他們還有自己的家嗎？這種悲痛焦灼的心情和持續的漂泊更加重了和家國分離的孤獨感和焦慮感。
果園城除了在其文化下安于其命的人外，還有一些讓人神往的景象：說書人帶來的美好的童年，賣煤油的掀開富有生活氣息的小城黃昏，郵差先生營造著一個誠實祥和的果園城。果園城優美的景色仿佛還歷歷在目，“你曾看見夕陽照著靜寂的河上的景象嗎？你曾看見夕陽照著古城樹林的景象嗎？你曾看見被照得嫣紅的帆在慢慢移動著的景象嗎？”接下來，作者繼續渲染著這種寧靜的氣氛，“在任何一條街道上你總能看見狗正臥著打鼾，它們是決不會叫喚的，即使用腳去踢也不；你總能看見豬橫過大街，即使在衙門前面也不會例外，它們低了頭，哼哼唧唧的吟哦著，悠然搖動尾巴”。和諧的鄉村景象和衰敗的果園城文化交織在一起，反襯了作者對反思中的鄉土生活的復雜情感。
三
這種復雜情感在師陀創作《果園城記》所持的態度和切入點時找到了解釋。師陀有意把這小城寫成中國一切小城的代表，可是這里的中國并不是從遠古時代走來的中國，它是有著時間的限定的，“從前清末年到民國二十五年”，這正是中國歷史上翻天覆地的偉大時代！各種思潮蜂擁而入，社會的各個領域都發生著驚天動地的大變動。我們再來看師陀選擇的材料，不管是鄉下的，還是都市的，只要跟一個小城的性格符合就行了。作為一個農耕大國，中國并沒有嚴格意義上的鄉村和都市。在封建社會，都市是政府的行政機構，用一套森密的統治網絡把鄉村囊括進來，正如馬克思所說，“亞細亞的歷史是城市和鄉村的無差別的統一”，鄉村和都市并不是對立物，都市是鄉村的衍生物，它們有著相同的本質或者說文化傳統。但是，隨著西方異質文明的輸入，都市作為接受、傳播西方異質文明的發源地，它逐漸脫離了原有的文化傳統，成為一個中西文化共存或者說西方文化占上風的地方。鄉村同樣吹進了這股域外之風，但是，舊有的文化傳統像一棵根深葉茂的大樹，這股文明之風在樹梢繞了一圈又自離去，大樹依舊巋然不動。當“傲骨”像進步的西洋人那樣在自己的田產兩邊栽上樹，他渴望一片茂密的森林，結果到了晚上，善嫉而窮苦的鄉下人就把他的森林連根拔起了。鄉村和城市在文化上遂處于對峙狀態。這樣，我們才明白了師陀創作《果園城記》的真正用意：近代的中國正可以用一個城鄉混雜的地方來代替，這個地方，我們謂之果園城，它的美麗卻掩蓋不了它的停滯、庸懶、陳舊和閉塞。所以，師陀對果園城這個小城的想像實際上就是對中國的想像。
這種想像實則凝聚著師陀對民族性格和命運的深刻反思。這種反思體現了民族文化的傳承性。民族文化的根深深的扎在生活在底層的千千萬萬的小人物身上。“閱歷較深的作家就喜歡寫小人物，外國如果戈理、契訶夫，中國從魯迅、葉圣陶到老舍，他們都喜歡寫小人物，小人物更有世俗味，更有文化味”。小說中這一群小人物的人生形式是中國現實社會中大部分人的人生形式，在邏輯上已經構成了中國人物的代表，或者說，整個民族的代表。支配他們行為的正是他們生活的這個巨大的文化場，亦即我們前面分析的果園城文化。它那停滯、庸懶、陳舊、閉塞的特征恰似民族的性格，生活在其間的人如同破產的內地一樣，都在不可避免的走向死亡，這似乎也隱隱昭示著民族的命運。自然，反思之中就有批判，雖然淪陷的事實加重了罩在民族命運上的沉痛抑郁之情，但師陀對民族性格的批判卻是毫不余力的。
這種想象在上海淪陷時期的高壓環境下被置換成一種能喚起淪陷區人民的中國心的象征。中國心從本質上來說就是一種愛國主義，它表現為為維護民族文學的純潔性所進行的創作。在這個意義上，師陀的《果園城記》無疑可以承擔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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