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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璞小說散文選》讀后感
不經(jīng)意間翻動了一本《宗璞文集》，一種熟悉又清新的氣息撲面而來，我的心是如此不能自已的喜悅！曾幾何時，“生命的長河是無止境的”深深植根在我的心底，宗璞是我所仰慕已久的作家！看到馮友蘭先生的《宗璞小說散文選》佚序才第一次知道，她是著名哲學大師馮友蘭先生的女兒。
馮友蘭先生常常勉勵女兒，人在名利途上要知足；在學問途上要知不足。在學問途上，聰明有余的人，認為一切得來容易，易于滿足現(xiàn)狀。靠學力的人則能知不足，不停于現(xiàn)狀。學力越高，越能知不足。知不足就要讀書。長期以來，讀書已成為宗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內(nèi)容。馮老還為宗璞寫過一首龔定庵示兒詩，詩句是這樣的：“雖然大器晚年成，卓犖全憑弱冠爭。多識前言畜其德，莫拋心力貿(mào)才名。”馮老說寫這首詩的用意，特別在最后一句。
馮友蘭是民國時期很有影響力的哲學大師、思想家，他對女兒思想的諄諄教誨，讓我想起了民國時期的諸位前輩。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對于中華民族，是一個可怕的時代。但對于中華文明的完善，中華文化整體人格的形成，就未必是一件壞事了。搬起指頭數(shù)數(shù)，梁啟超、羅振玉、陳寅恪、傅斯年、魯迅、胡適、馮友蘭……，哪一個人的名字不是響當當？有了他們，中華民族近代的屈辱都似乎減輕了一些傷痛，一個屈辱的時代似乎也有了一點點親切的溫暖，他們是中國近代史上不可不提到的文化脊梁。經(jīng)常和人討論為什么那個時代出了這么多的思想大家、學術大師，思前慮后，只能說他們的`學問，進不求名，退不避罪。那是一個需要思想喚醒麻木中國人的時代，每一位思想大家、學術大師的肩上，都有一副沉甸甸的重擔。歷史和時代賦予他們的使命，是喚醒麻木的同胞，而不是獲得自身的完滿。他們長年孤燈，踽踽獨行，為的只是一種學術的傳承。有時候，傳承比實用更有意義。
民族災難使他們屈辱，屈辱賦予了他們使命，使命賦予了他們責任，責任鞭策著他們成長，成長促成了文化的繁榮。作家朱鴻先生說“在中國歷史上，有創(chuàng)造意義的思想家?guī)缀醵汲霈F(xiàn)于小時代，因為小時代相對寬容，春秋，魏晉南北朝，民國，都是這樣的小時代”。我并不是完全認同。小時代的思想繁榮，不僅僅是小時代相對寬容，還因為小時代的人有一種民族群體生命前途的惶恐，從而忘卻了自身個體生命的追求。魯迅就是這樣，學醫(yī)也好，從文也罷，只為醫(yī)治國人。魯迅是偉大的。一個民族一旦危難，首先站起來的竟然總是這些手無縛雞之力的知識分子！
發(fā)展到今天，時不時的總有一種感覺，民國的學術繁榮，已經(jīng)是難以企及的高度。是因為沒有使命感了嗎？不，使命依然存在。民國的知識分子，所有的學術都是一種自發(fā)的傳承，如果說他們還企圖得到什么，無非是得到世界的認可，中國能行！聽說復旦大學的精神是“自由而無用”，這里的無用也許是一種久遠的大用，而太多的人，都是那樣急急忙忙地追求自身個體生命的完滿，企圖在如白駒過隙的短暫生命里拓寬自己生命的寬度。這種極度自我個體生命的拓寬，也許恰恰使我們面臨了種族群體的精神荒原。因為我們沒有民族生命的整體惶恐，所以我們有時間和空間思考和追求自身生命的尺度。以此發(fā)展，我們是否會真的陷入下一場精神荒蕪的民族災難？羅貫中的《三國演義》開篇說“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如果歷史一種循環(huán)，我們的精神文化是否也要落入這種循環(huán)的彀中？
有人說，文藝復興以來，最大的變化就是自我的發(fā)現(xiàn)。也許自我的發(fā)現(xiàn)與群體的擔當有著某種消長關系，物質(zhì)大時代的來臨，我們似乎越來越沉浸于極度自我的巨大空間，而群體的擔當，已經(jīng)是一個消失的神話。物質(zhì)大時代的興起，極度自我的過分追求，如果有一天，精神荒原時代真地來臨，人類是否還有應有的一點點抵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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