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唐末五代代北集團的形成論文
試論唐末五代代北集團的形成論文
內(nèi)容提要：所謂唐末五代的代北集團，是指從唐末以來興起于今山西北部、河北西部和內(nèi)蒙古中部一帶，以沙陀三部落為核心，融合奚、突厥、吐谷渾、達靼等所謂五部之眾以及漢族等多種民族成分在內(nèi)的軍人政治集團。這一集團是唐末李克用太原割據(jù)政權、五代后唐、后晉、后漢三王朝以及北漢小朝廷統(tǒng)治的主要社會基礎。本文即對這一集團的形成經(jīng)過以及組成成分進行了考察。
關鍵詞：代北集團、沙陀三部落、五部之眾、李克用。
已故史學大師陳寅恪先生曾用四個政治集團的發(fā)展演變來分析唐朝三百年的歷史，這四個政治集團即關隴集團、李武韋楊婚姻集團、安史之亂后以“東南財富及漢化文化維持長安為中心”的長安集團、以及“其政治、軍事、財政等與長安中央政府實際上固無隸屬關系，其民間社會亦未深受漢族文化之影響，即不以長安、洛陽之周孔名教及科舉仕進為其安身立命之歸宿”的河北藩鎮(zhèn)集團[1]。眾所周知，唐朝從黃巢起義以后的歷史，基本上是以李克用和朱全忠兩大勢力集團為中心而展開的，五代五朝中，除朱梁外，其余四朝均出自李克用這一系統(tǒng)，甚至北宋王朝，亦與李克用集團有著一脈相承的關系。
李克用政治集團，既不同于陳寅恪先生所說的長安集團，也有別于他所說的河北藩鎮(zhèn)集團，它是唐末興起于代北地區(qū)——即今山西北部、河北西部和內(nèi)蒙古中部一帶，以沙陀三部落為核心，融合突厥、回鶻、吐谷渾、奚、契苾、達靼等所謂五部之眾以及漢族等多種民族成分在內(nèi)而組成的一個自成體系、獨具特色的軍人政治團體。因為它是從代北地區(qū)興起的，故我們將其稱之為代北集團。本文即擬對這一集團的形成過程及組成成分進行一些考察。
一、代北集團的形成
代北集團的形成和壯大，是與沙陀勢力的消長直接相關的，因此，這里主要以沙陀的發(fā)展為線索進行考察。沙陀人從唐憲宗元和四年（809）自靈州遷往代北地區(qū)后，大致經(jīng)歷了朱邪執(zhí)宜、朱邪赤心（即李國昌）和李克用祖、孫三個發(fā)展階段。
1、朱邪執(zhí)宜階段
關于朱邪執(zhí)宜的事跡，史籍中留下的記載不多，據(jù)《新書·沙陀傳》，元和四年(809)，朱邪執(zhí)宜率部進入代北地區(qū)后，屯守神武川之黃花堆，其部落更號為“陰（按“陰”當為“陘”之訛）山北沙陀”。元和五年，憲宗伐鎮(zhèn)州，朱邪執(zhí)宜以軍七百為前鋒。鎮(zhèn)兵解，因功遷蔚州刺史。元和八年，回鶻過磧南取西受降城、柳谷地，詔執(zhí)宜屯天德以備之。元和九年至十二年唐朝討伐淮西，長慶元年（821）討伐成德，朱邪執(zhí)宜均率部參加，后入朝留宿衛(wèi)，拜金吾將軍。大和四年（830），柳公綽奏授陰山府都督、代北行營招撫使。
朱邪執(zhí)宜階段，代北集團發(fā)展史上最重要的事件，是實現(xiàn)了沙陀同六胡州昭武九姓胡人的密切結合，形成了所謂“沙陀三部落”。
所謂六胡州，是指唐前期設置在靈、夏二州之間（今寧夏、陜北和內(nèi)蒙古伊克昭盟南部）的魯、麗、含、塞、依、契6個胡人州，昭武九姓胡人即粟特人，史籍中往往將他們稱之為六胡州人。安史之亂中，他們曾在安祿山部將阿史那從禮的引誘下叛唐，被朔方軍和回紇聯(lián)軍擊敗。六胡州胡人一部分隨安史叛軍到了范陽，并入史思明部；而另一部分則遷至石州（治今山西離石）一帶。德宗貞元二年（786），馬燧率河東兵擊吐蕃，“至石州，河曲六胡州皆降，遷于云、朔之間”[2]。
沙陀人與昭武九姓胡人的密切關系，從“沙陀三部落”這一稱呼中就足以看出。所謂沙陀三部落，是指沙陀、安慶、薩葛（又稱薛葛、索葛）3個部落。其中安慶、薩葛均為昭武九姓胡人部落[3]。從現(xiàn)有材料看，“沙陀三部落”的稱呼最早出現(xiàn)在文宗開成中�！杜f唐書》卷161《劉沔?zhèn)鳌罚骸伴_成中，黨項雜虜大擾河西，沔率吐渾、契苾、沙陀三部落等諸族萬人、馬三千騎，徑至銀、夏討襲�！钡�，沙陀與六胡州胡人建立密切關系并不始于此時。同書卷165《柳公綽傳》：“大和四年，復檢校左仆射、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jié)度觀察等使�！�北有沙陀部落，自九姓、六州皆畏避之。公綽至鎮(zhèn)，召其酋朱邪執(zhí)宜，直抵云、朔塞下，治廢柵十一所，募兵三千付之，留屯塞上，以御匈奴。其妻母來太原者，請梁國夫人對酒食問遺之。沙陀感之，深得其效。”《通鑒》卷244太和四年三月記此事更為完整，明確指出柳公綽奏以朱邪執(zhí)宜為陰山都督、代北行營招撫使。又將“自九姓、六州皆畏避之”改作“為九姓、六州胡所畏伏”；“募兵三千付之”改作“使其部落三千人分守之”。當更得其義。
沙陀本來就“素驍勇，為九姓、六州胡所畏伏”，朱邪執(zhí)宜出任陰山都督、代北行營招撫使，這無疑對沙陀征服代北各族提供了更為便利的條件。所以，盡管“沙陀三部落”的稱呼出現(xiàn)在開成中，安、康、史、何等昭武九姓胡人的大量出現(xiàn)更晚至李克用時，但可以斷定，沙陀與六胡州胡人結成至為密切的關系，從朱邪執(zhí)宜時就已開始。武宗會昌四年（844）唐朝廷討伐昭義鎮(zhèn)時，沙陀馬軍500人隨河東行營節(jié)度使石雄出征。晉州刺史李丕“緣揚言作亂”，“殺安義節(jié)之子”。李德裕寫了一篇《奏晉州刺史李丕狀》，其中有“安義節(jié)管沙陀兵馬三十余年”[4]云云。“安義節(jié)”，從其姓名看，當為昭武九姓胡人。其“管沙陀兵馬三十余年”，即從憲宗元和中即已開始。亦說明沙陀與昭武九姓胡人在朱邪執(zhí)宜時就已建立了密切關系。
六胡州昭武九姓胡人與沙陀的密切結合，在代北集團的發(fā)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沙陀人從唐末割據(jù)爭霸到五代建立封建王朝，無時無處不有昭武九姓胡人的重要貢獻。如李克用部將中和后唐、后晉、后漢諸王朝文武官僚中大量安、康、史、何等姓胡人的存在，都說明六胡州昭武九姓胡人同沙陀人一起，是代北集團中的核心和中堅力量。
2、朱邪赤心（李國昌）階段
朱邪執(zhí)宜大約死于唐文宗開成年間（836—840），子赤心嗣。朱邪赤心繼續(xù)為唐王朝效力，曾率部參加了武宗會昌年間(841—846) 唐朝討伐回鶻和昭義鎮(zhèn)的戰(zhàn)爭，會昌四年澤潞平后，因功遷朔州刺史、代北軍使。宣宗大中元年(847)， 吐蕃結黨項及回鶻擾河西，朱邪赤心率部隨河東節(jié)度使王宰出征。大中三年，征西戍罷，朱邪赤心被任命為蔚州刺史、云州守捉使。咸通九年(868)，龐勛起義爆發(fā)后， 朱邪赤心又率部隨康承訓前往鎮(zhèn)壓，因功被唐授予大同軍防御使（后遷鄜坊、振武節(jié)度使）的職務，并賜以宗姓，這在沙陀即代北集團發(fā)展的歷史上具有重要意義。
沙陀人從元和三年內(nèi)遷后，始終受到唐朝廷的防范和限制。他們之所以從靈州遷往代北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朝議以沙陀在靈武，迫近吐蕃，慮其反復”[5]。然而就在沙陀遷到代北地區(qū)后不久，接替范希朝任河東節(jié)度使的王鍔又以“朱邪族孳熾，散居北川，恐啟野心”，建言“析其族隸諸州，勢分易弱也”。唐朝廷“遂建十府以處沙陀”[6]。所謂“十府”的府名及性質(zhì)已不可考，不過它是唐王朝削弱、限制沙陀勢力發(fā)展的一種手段，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以后，隨著沙陀力量的不斷發(fā)展壯大，領屬它的河東節(jié)度使“或要之詛盟，質(zhì)之子弟”[7]；或以衙將出任朔州刺史，兼當?shù)剀娛购蜕惩尤柯浞蓝舳贾R使 [8]；以此進行防范和控制。朱邪執(zhí)宜、赤心父子雖然為唐朝屢建戰(zhàn)功，但唐授與他們的職務都不過為一州刺史，隸屬河東節(jié)度使管轄。沙陀人出征，也要受他軍的節(jié)制，元和時隸屬忠武軍，之后隸屬河東軍。這一切，無疑對沙陀勢力的發(fā)展不利。
李國昌出任大同防御使，并進而出任鄜坊（即鄜延）、振武節(jié)度使后，上述局面大為改觀。大同、鄜坊甚至當時的振武雖都算不上是強藩大鎮(zhèn)，但作為一級地方藩鎮(zhèn)，它享有與其他藩鎮(zhèn)一樣直屬中央的權力，從而不再受他鎮(zhèn)的約束。特別是作為地方節(jié)帥,它比一州刺史擁有更大的權力和號召力。
沙陀本西域小族，其社會地位不僅不能同中原漢族士大夫相比，即使在內(nèi)遷各族中，也是微不足道。《舊五代史》卷91《康福傳》中有這樣一段記載：后唐明宗時，康福出任河西節(jié)度使，“有末客姓駱，其先與后唐懿祖來自金山府，因公宴，福謂從事輩曰：‘駱評事官則卑，門族甚高，真沙陀也�！務吒`笑焉�！薄耙牡屹F沙陀”[9]，所以康福將沙陀人看作為“門族甚高”的一族，但卻受到士人出身的“從事輩”的“竊笑”。在沙陀人做了天子的后唐時期尚且如此，那么在沙陀勢力剛剛崛起的唐末時期，其社會地位就可想而知了。
朱邪赤心因鎮(zhèn)壓龐勛功而被賜予“李國昌”之名，“預鄭王屬籍”[10]。這對沙陀人來講，是一件非常榮耀的事，是他們抬高自已社會地位的極好機會。事實也的確如此，李克用、李存勖父子之所以能得到漢族士大夫們的普遍認可；宋人將沙陀人李存勖建立的后唐王朝看作是正統(tǒng)，這與歷來主張“華夷之辨”的中國傳統(tǒng)觀念大相徑庭，而宋人這一觀念的出現(xiàn)，無疑與朱邪氏被賜予李唐宗姓有極大的關系。
關于李國昌的卒年，《舊唐書》卷19下《僖宗紀》、《舊五代史》卷25上《唐武皇紀》均作中和三年(883)，《新唐書·沙陀傳》作光啟三年(887)。不過，李國昌究竟死于何時，這并不重要，因為李國昌在世時，代北集團的核心領導權已經(jīng)轉(zhuǎn)移到了李克用的手中。
3、李克用階段
李克用生于大中十年(856)九月。關于他早年的經(jīng)歷，《舊五代史·唐武皇紀上》云：“獻祖之討龐勛也，武皇年十五，從征，摧鋒陷陣，出諸將之右，軍中目為‘飛虎子’。賊平，獻祖授振武節(jié)度使，武皇為云中牙將�！皦�，為云中守捉使，事防御使支謨�！倍挝某尤卧浦蟹烙购螅羁擞萌紊惩尤柯涓北R使，戍守蔚州。
李克用在代北集團中的核心領導作用，在殺害段文楚事件中就已顯露出來。
段文楚事件發(fā)生的時間，史籍有咸通十三年(872)、乾符元年(874) 、 三年（876）和五年(878)等多種記載。司馬光采納了乾符五年說。而關于段文楚被殺的原因，舊史多說是由于“代北薦饑，漕運不繼，文楚頗減軍士衣米，又用法稍峻，軍士怨怒”[11] 所致。日本學者堀敏一氏也認為：“叛軍擁立李克用的事件，雖然存在著邊境這一特殊條件，其實不過是唐末常見的藩鎮(zhèn)兵士叛亂”[12]。誠然，這種由于節(jié)帥優(yōu)賞不周而遭致部下殺害的事件在唐末層出不窮，不過，段文楚被殺事件發(fā)生的真正的和更為深刻的原因，正如事件的策劃者和主謀之一李盡忠所言，是“今天下大亂，朝廷號令不復行于四方，此乃英雄立功名富貴之秋也�！钫裎洌ò醇蠢顕┕Υ蠊俑�，名聞天下，其子勇冠諸軍，若輔以舉事，代北不足平也”[13]，即乘“天下大亂，朝廷號令不復行于四方”之際，割據(jù)代北地區(qū)。
沙陀人雖然從元和四年進入代北后，就開始了對代北地區(qū)的經(jīng)營，但由于唐朝廷的防范和限制，他們在代北并沒有建立起穩(wěn)固的統(tǒng)治，朱邪執(zhí)宜、赤心父子時而被任命為蔚州刺史，時而被任命為朔州刺史，并且不時被征發(fā)率部去屯天德、戍河西。朱邪赤心（李國昌）雖因鎮(zhèn)壓龐勛功而先后被任命為云中、鄜坊、振武節(jié)帥，但也只能是不在此即在彼，卻不能將整個代北據(jù)為己有。史稱段文楚被殺之后，唐朝廷曾以“振武節(jié)度使李國昌為大同節(jié)度使，以為克用必無以拒也”。 然而“李國昌欲父子并據(jù)兩鎮(zhèn)，得大同制書，毀之，殺監(jiān)軍，不受代”[14]，即說明李國昌父子欲將整個代北地區(qū)據(jù)為己有的野心。而由此我們也不得不對這次事件的幕后策劃者和主謀到底是誰而產(chǎn)生懷疑。
舊史將殺害段文楚的策劃者和主謀歸結于沙陀兵馬使李盡忠和云中牙將康君立等，而李克用則是被動被推上臺的，但是，也有一些史籍記載此事為李克用所為，如《實錄》說：“乾符元年十二月，李克用殺大同防御使段文楚，自稱防御留后 [15]�！杜f唐書·懿宗紀》咸通十三年十二月亦載：“是月，李國昌小男克用殺云中防御使段文楚，據(jù)云州，自稱防御留后�！苯Y合日后“李國昌欲父子并據(jù)兩鎮(zhèn)”的情況，很有可能李克用才是策劃殺害段文楚事件的真正主謀，至少也是主謀之一。因為殺害唐朝地方藩帥，畢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故后人對李克用有所避諱。
然而，唐朝廷盡管是“皇威不振”，卻也不能容忍李克用這種犯上作亂的行為。唐任命盧簡方為大同軍防御使，令其諭李國昌：“克用暫勿主兵務，束手待朝廷除人。”[16] 當李國昌父子拒命后，便發(fā)動河東、幽州、昭義諸鎮(zhèn)及吐谷渾赫連鐸進討。廣明元年(880)六月，沙陀酋長李友金及薩葛都督米海萬、安慶都督史敬存等率沙陀三部落降唐。七月，李克用、李國昌父子先后連連大敗，部眾潰散，李氏父子、宗族及康君立等北入達靼。唐以吐谷渾赫連鐸為大同軍防御使，白義成為蔚州刺史，米海萬為朔州刺史，振武帥位也落入?yún)菐熖┲郑痪糜致淙肫跗冭爸�。李克用不僅未能“旬日而定代北之地”，而且將朱邪執(zhí)宜、朱邪赤心（李國昌）苦心經(jīng)營數(shù)十年的代北地盤喪失殆盡。這在代北集團即沙陀的發(fā)展史上，是一次近乎毀滅性的打擊。
廣明元年十二月，黃巢起義軍攻占長安，這為沙陀勢力的復興提供了絕好的機會。中和元年(881)二月，李友金奉命率沙陀、薩葛、安慶三部落及吐谷渾諸部5000人入援京師。李友金行至絳州，絳州刺史沙陀人瞿稹謂監(jiān)軍陳景思：“賊勢方盛，未可輕進，不若且還代北募兵�！盵17] 遂又返回代北。半月間，募兵3萬，“皆北邊五部之眾”。李友金又對陳景思說：“興大眾，成大事，當威名素著，則可以伏人。今軍雖數(shù)萬，茍無善帥，進亦無功。吾兄李司徒父子，去歲獲罪于國家，今寄北部，雄武之略，為眾所推。若驃騎急奏召還，代北之人一麾響應，則妖賊不足平也�！标惥八肌叭恢僮嘈性凇盵18]。
李友金為李克用的“族父”，他從行至絳州又返回代北，從兵力不足“未可輕進”到“軍雖數(shù)萬，茍無善帥，進亦無功”，最后不得不請李克用父子出山，都是打著為唐王朝平“亂”的幌子。然而李友金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卻很值得懷疑。王夫之說李友金在廣明元年六月降唐時，就是李克用“遣李友金偽背己以降而為之內(nèi)謀”[19]，這恐怕未必是事實。不過，李友金希望沙陀勢力再度復興，這點是毫無疑問的，于是他利用為朝廷平“亂”的機會，名正言順地招兵買馬，聚集力量，最后又名正言順地請李克用出山，因為正如他本人所說，李克用父子“雄武之略，為眾所推”，所以他把沙陀復興的希望寄托在李克用父子身上。而李克用也沒有辜負這位“族父”的期望，他不僅恢復了沙陀人在李國昌時期的鼎盛，而且建立了一個以沙陀人為核心的強大的地方割據(jù)政權，為五代沙陀三王朝的建立開辟了道路。
二、代北集團的組成
中和三年(883)五月,李克用因鎮(zhèn)壓黃巢之功被唐朝廷任命為河東節(jié)度使,從此，李克用、李存勖父子以河東為基地展開了他們的霸業(yè)，而代北集團亦在河東形成了它的最后格局。
日本學者周藤吉之氏曾對五代節(jié)度使的牙軍進行了研究，指出當時的牙軍和作為藩帥的各王朝的始祖?zhèn)冇兄芮械年P系，在創(chuàng)建王朝時，他們是集權力量的核心[20]。李克用雖未及創(chuàng)建王朝，但卻直接導致了后唐王朝的建立，他的統(tǒng)治力量的核心無疑亦是牙軍，故我們這里即從牙軍談起。
李克用的牙軍有義兒軍、決勝軍、鐵林軍、橫沖軍、突騎軍、親騎軍、突陣軍、五院軍、飛騎軍、雄威軍、廳直軍、萬勝黃頭軍、匡霸軍、飛騰軍、馬前直軍等等軍號，周藤氏列舉出的牙將有李克修、李克恭等46人。除周藤氏所列舉出的46人之外，象康延孝、張廷裕、何懷福、阿登啜（楊光遠父）、郭紹古、杜漢徽、安懷盛（安叔千父）、史敬思（史建瑭父）、臬捩雞（石敬瑭父）、杜堆金（杜重威父）、王思同、劉琠（劉知遠父）、周密、安福遷、安福順、安福慶兄弟以及安金俊、安休休等，亦都在李克用軍中任職，而且如史敬思、安金俊、安休休、安福遷兄弟等，都是有名的軍將。茲將其中籍貫或部族可考者列表于下：
姓 名
籍貫或部族
任 職
卒 年
出 處
李克修
沙陀
左營軍使
890年
《舊史·本傳》
李克恭
沙陀
決勝軍使
890年
《舊史·本傳》
李克寧
沙陀
蕃漢都知兵馬使
908年
《舊史·本傳》
李嗣昭(本姓韓)
汾州
衙內(nèi)指揮使
922年
《新史·本傳》
李嗣本(本姓張)
雁門
義兒軍使
916年[21]
《新史·本傳》
李嗣恩(本姓駱)
吐谷渾部人
突陣指揮使
919年
《新史·本傳》
李嗣源
代北人
橫沖軍使
933年
《舊史·本紀》
李存信（本姓張)
云中回鶻人
蕃漢馬步都校
902年
《舊史·本傳》
李存孝(即安敬思)
蔚州飛狐
給事帳中
894年
《新史·本傳》[22]
李存進(孫重進)
振武
義兒軍使
922年
《舊史·本傳》
李存璋
云中
義兒軍使
922年
《舊史·本傳》
李存賢(即王賢)
許州
義兒軍副兵馬使
924年
《舊史·本傳》
李存審(符存)
陳州
典義兒軍
924年
《舊史·本傳》
李建及(本姓王)
許州
典義兒軍
920年
《舊史·本傳》
康君立
蔚州
先鋒軍使
894年
《舊史·本傳》
薛志勤
奉誠軍奚人
右都押牙
898年
《舊史·本傳》
蓋寓
蔚州
都押牙
905年
《舊史·本傳》
安金全
代北
騎將
928年
《舊史·本傳》
安元信
代北
鐵林軍使
936年
《舊史·本傳》
張敬詢
勝州
專掌甲坊
928年
《舊史·本傳》
李德珫
應州
偏校
946年
《舊史·本傳》
康福
蔚州夷狄
承天軍都監(jiān)
942年
《舊史·本傳》
周德威
朔州
蕃漢都將
918年
《舊史·本傳》
劉彥琮
云中
事武皇
931年
《舊史·本傳》
康義誠
代北三部落
以騎射事武皇
934年
《舊史·本傳》
張萬進
突厥
事唐武皇
939年
《舊史·本傳》
史建瑭
雁門
典昭德軍
921年
《舊史·本傳》
李承嗣
代州
教練使
920年[23]
《舊史·本傳》
史儼
代州
帳中親將
916年[24]
《舊史·本傳》
張審
代州
廳直軍使
同光初
《舊史·本傳》
史敬镕
太原
帳中綱紀
930年
《舊史·本傳》
康思立
陰山諸部
親騎軍使
937年
《舊史·本傳》
梁漢顒
太原
軍中小校
942年
《舊史·本傳》
相里金
并州
五院兵
940年
《舊史·本傳》
鄭琮
太原
五院軍小校
天福中
《舊史·本傳》
白文珂
太原
河東牙將
954年
《舊史·本傳》
劉訓
隰州
馬軍隊長、散將
931年
《舊史·本傳》
張虔釗
遼州
突騎軍使
934年入蜀
《舊史·本傳》
白奉進
云州清塞軍
武皇麾下
937年
《舊史·本傳》
李建崇
潞州
飛騎軍使
953年
《舊史·本傳》
侯益
汾州
李克用麾下
965年
《宋史·本傳》
袁建豐
華州
突陣指揮使
928年
《舊史·本傳》
張遵誨
魏州
牙門將
約929年
《舊史·本傳》
李承約
薊州
匡霸都指揮使
941年
《舊史·本傳》
李周
邢州
萬勝黃頭軍使
944年
《舊史·本傳》
張廷蘊
開封
帳下小校
947年
《舊史·本傳》
康延孝
塞北部落
隸太原
926年
《舊史·本傳》
張廷裕
代北
小將
928年
《舊史·本傳》
安懷盛
沙陀三部落
事武皇
約唐末
《舊史·安叔千傳》
何懷福
回鶻
小校
895年？
《舊史·何建傳》
臬捩雞
代北
事武皇
約后唐初
《舊史·晉高祖紀》
阿登啜
沙陀
隊長
？
《舊史·楊光遠傳》
杜堆金
朔州
先鋒使
約唐末
《舊史·杜重威傳》
郭紹古
沙陀
事后唐武皇
唐末
《宋史·郭從義傳》
王思同
幽州
飛騰指揮使
934年
《舊史·本傳》
劉琠
沙陀
列校
約唐末
《舊史·漢高祖紀》
史敬思
雁門
武皇裨校
884年
《舊史·本傳》
安福遷
應州胡人
河東將
895年
《舊史·安重誨傳》
周密
應州
事武皇為軍職
954年
《舊史·本傳》
杜漢徽
長安
廳直隊長
宋初
《宋史·本傳》
共計60人。
根據(jù)上表所揭示的情況，李克用統(tǒng)治集團大體由三部分人組成，即代北人、河東人和其他外來人員。
1、代北人
《舊五代史》卷25《唐武皇紀》云：李克用“親軍萬眾，皆邊部人”。卷27《唐莊宗紀》亦云：“武皇起義云中，部下皆北邊勁兵。”所謂“邊部人”、“北邊勁兵”，即代北人。從上表揭示的情況看，在60人中，代北占去40人，占總?cè)藬?shù)的2／3。這說明，李克用統(tǒng)治集團是以代北人為主的。代北人中又包括了三種成分，即沙陀三部落、五部之眾和代北漢人。
（1） 沙陀三部落
如上所述，中和元年二月，李友金率領5000人入援京師�！杜f五代史·唐武皇紀上》云：“黃巢犯長安，僖宗幸蜀，陳景思與李友金發(fā)沙陀諸部五千騎南赴京師�！彼^“沙陀諸部”，即沙陀三部落。他們后來都跟隨李克用進入河東，成為代北集團的核心力量。從以上表中所揭示的情況看，李克修、李克恭、李克寧三兄弟、楊光遠之父阿登啜、劉知遠之父劉琠以及郭紹古均為沙陀人，康義誠為代北三部落人，安懷盛為沙陀三部落人，這些都是明確的。此外，史敬思，《全唐文》卷863陶谷《義成軍節(jié)度使贈太保史匡翰碑銘》云：“大王父諱懷清，皇任安慶九府都督；王父諱敬思，皇任安慶九府都督；顯考諱建（下闕六字）兼九府都督。”史匡翰為史建瑭之子，故此“王父諱敬思”，即史建瑭之父�！鞍矐c九府都督”，當即沙陀三部落之一的安慶部落都督，因此，史敬思及其子史建瑭，亦均為沙陀三部落人。而史儼，從其姓氏及籍貫看，也很有可能與史敬思為同族。史敬镕，從其姓名看，亦有可能是史敬思的同族，至于其占籍太原，當與康思立一樣，是后來之事。
李嗣源，一般都認為他是沙陀人，但在新、舊《五代史·唐明宗紀》中，或作“世本夷狄，無姓氏”；或作“代北人也，世事武皇，及其錫姓也，遂編于屬籍”�？梢娖渥鍖俨缓苊鞔_，這里姑且將其列入沙陀人之列。李存孝（即安敬思）、康君立、安金全、安元信、康福、康思立、康延孝、安福遷，史籍或不曾明確記載其族屬，但從他們的姓氏及籍貫看，當均屬代北胡人。如康君立，史稱他“世為邊豪”，康君立也每每自稱“吾等雖權系部眾”、“我等邊人”等等[25]，可見應為胡人。又如安金全，新、舊《五代史·本傳》均作“代北人”，而在其子《安審琦傳》中，明確記載“其先沙陀部人也”。石敬瑭的族屬，學術界已多認為系昭武九姓石國人，則其父臬捩雞亦為昭武九姓胡人。
�。�2） 五部之眾
所謂“五部之眾”或“五部之人”，有時是指沙陀三部落和契苾、吐谷渾五部�！杜f唐書》卷163《盧簡求傳》載：“太原軍素管退渾（按即吐谷渾）、契苾、沙陀三部落，……簡求開懷撫待，接以恩信，……故五部之人，欣然聽命�！笔芳捕嘤袑⑦@五部相提并論的記載，如前引會昌二年，振武節(jié)度使劉沔“率吐渾、契苾、沙陀三部落等諸族萬人”討擊黨項等等。但在大多數(shù)場合，“五部之眾”或“五部之人”是一種泛稱，如在李克用殺害段文楚事件中，康君立謂李克用：“公家父子，素以威惠及五部”[26]；天復元年，李克用致朱全忠的信中，聲稱自己“勝則撫三晉之民，敗則征五部之眾”[27]；以及前引李友金在代州募兵3萬，“皆北邊五部之眾”等等，這里的“五部”、“五部之眾”，即是對代北地區(qū)蕃胡部落的泛稱，故李友金所募集的“北邊五部之眾”，《通鑒》則作“北方雜胡”[28]。“雜胡”亦即“雜虜”，胡三省對此解釋為：“謂退渾、回鶻、韃靼、奚、室韋之屬”[29]。故這里將代北地區(qū)沙陀三部落以外的蕃胡部落如“退渾、回鶻、韃靼、奚、室韋之屬”統(tǒng)統(tǒng)稱作五部之眾。
（3）代北漢人
由于代北是蕃漢雜居的地區(qū)，而許多蕃族往往冠以漢姓，因此辨別其是蕃是漢，實屬不易。這里，擬將未著明為蕃族和安姓、康姓以及存有疑問的白奉進以外的代北人均當作漢人看待，或許不至大錯。這樣，在表中統(tǒng)計的40名代北人中，漢人有13人，占近1／3。他們中既有李克用的義兒如李嗣本、李存進、李存璋，又有李克用最重要的謀士和腹心蓋寓，還有被視為李克用“左右手”之一的李承嗣以及李克用、李存勖的重要將領周德威，這一切說明了代北漢人在代北集團中的重要地位。
代北地區(qū)自古以來就是多民族雜居區(qū)，“縱有編戶，亦染戎風”[30]。所以沙陀人并不把代北漢人看作異己，而代北漢人亦不把沙陀人當作異類。于是在“英雄立功名富貴”[31] 利益的趨使下，代北的漢族豪強們也紛紛起來追隨李克用。在殺害段文楚、擁戴李克用事件中，除李盡忠、康君立、薛志勤等人外，程懷信、王行審、李存璋、蓋寓也是積極的參與者，從姓氏判斷，后者當均為漢人。之后，他們除或在同唐朝廷的作戰(zhàn)中戰(zhàn)死（如程懷信）外，又繼續(xù)追隨李克用南下，鎮(zhèn)壓黃巢，進占河東，成為李克用父子爭霸的一支重要力量。
代北人在李克用統(tǒng)治集團中的核心地位，不僅表現(xiàn)在他們的人數(shù)眾多，而且也表現(xiàn)在他們擔當?shù)穆殑罩匾�，如李克用時期作為最高軍事將領的蕃漢馬步都校（又稱蕃漢都指揮使、蕃漢馬步都知兵馬使），見于記載先后擔任此職的有4人，即李存信、李嗣昭、周德威、李克寧，其中3人為代北人；牙軍中重要將領馬步都指揮使、馬步都虞侯，見于記載擔任此職的只有李嗣本和李存璋2人，均為代北人。在李克用一系列重大軍事行動中，往往是代北人在起關鍵作用。如文德元年（888），李克用派康君立、李存孝、薛阿檀、史儼、安金俊、安休休等率大軍助李罕之奪河陽；大順元年（890）唐朝廷討伐河東，河東率軍抵抗的主要將領是李存孝、康君立、薛鐵山（即薛志勤）、李承嗣等；乾寧二年（895），李克用入援河中并進而左右唐室，主要將領為李存貞、史儼、李存信、李存審、蓋寓、李罕之等；特別是天復元年（901）、二年，朱全忠向李克用發(fā)起大規(guī)模進攻時，關鍵時刻，是李嗣昭、周德威、李存信、李存璋、李嗣源、李存審、李克寧等人率軍作戰(zhàn)并最終保住了太原城；李克用晚年與梁軍爭奪潞州，派出的將領有李嗣昭、李嗣弼、周德威、李嗣本、李存璋、史建瑭、安元信、李嗣源、安金全。上述諸將，除李罕之、李嗣昭、李存審以及身世不明的李存貞外，其余均為代北人。
2、河東人
李克用在上任河東前夕，曾發(fā)榜告示河東軍民：“勿為舊念，各安家業(yè)�！焙Υ私忉屨f：“以河東之人前此數(shù)與克用戰(zhàn)，恐其不自安，故榜諭之�！盵32] 河東節(jié)度使在天寶年間有兵力5.5萬人[33]。安史之亂后，河東作為遏制河朔藩鎮(zhèn)的重要堡壘，繼續(xù)保持著一支強大軍事力量，元和十四年，李德裕甚至說河東有“精甲十萬”[34]。直到唐末以后，河東經(jīng)歷了一系列的變亂，實力銳減。但作為一個老牌大鎮(zhèn)，恐怕仍有不少的軍隊。 因此，李克用上任河東后的當務之急，便是如何協(xié)調(diào)代北人與河東人的關系，將原河東的統(tǒng)治勢力納入自己的統(tǒng)治系統(tǒng)。
早在元和四年沙陀遷往河東時，河東節(jié)度使范希朝就挑選1200人組成沙陀軍。據(jù)李德裕講，這些沙陀軍駐守在太原“衙內(nèi)，性至循良，于人情狎熟”[35]。之后，“太原軍素管退渾、契苾、沙陀三部落”，代北行營隸屬河東節(jié)度使，這雖然一方面遏制了代北集團的發(fā)展壯大，卻也使河東與沙陀三部落和五部之人的聯(lián)系加強。所以，盡管“河東之人前此數(shù)與克用戰(zhàn)”，但從史料顯示的情況看，李克用在河東并沒有遭到激烈的反對。中和四年二月，李克用應朱全忠等人之請，“率蕃、漢之師五萬”[36] 南下救陳州，這“五萬”蕃漢之師，必定包括了不少原河東的軍隊。
但是，盡管河東人接受了李克用的統(tǒng)治，但他們在李克用統(tǒng)治集團中并沒有得到特別重用。從以上表中揭示的情況看，河東人有李嗣昭、史敬镕、梁漢颙、相里金、鄭琮、白文珂、張虔釗、侯益以及李建崇[37]。這樣，在60人中，河東人有9人，只占總?cè)藬?shù)的15%。這一數(shù)字表明，李克用盡管立足于河東，但他所依靠的主要力量并不是河東人。
李克用時期河東人不被重用，不僅表現(xiàn)在在他的統(tǒng)治集團中河東人數(shù)量少，而且表現(xiàn)在他們所擔任的職務也低，在上述9人中，除李嗣昭作為養(yǎng)子而被委以重任外，其余多擔任一些低下級軍職。在李克用一系列重大軍事活動中，領軍作戰(zhàn)的河東人只有李嗣昭一人。而李嗣昭，《新五代史》卷36《本傳》說他“本姓韓氏，汾州太谷縣民家子也。太祖出獵，至其家，……家適生兒，太祖因遺以金帛而取之，命其弟克柔養(yǎng)以為子”。如此，則其不過僅僅是生在河東而已，而從他的生活閱歷上說，應該屬于代北人。
河東人之所以在李克用時期不被重用，固然一方面由于他們的資歷尚淺，不能同那些“膽略過人”，數(shù)十年跟隨李克用征戰(zhàn)的“邊部人”[38] 相比，而另一方面，恐怕也與李克用對他們的猜忌、防范心理有關。這方面直接的事例雖不曾見到，但從以下的分析中，似也能說明一些問題。
李克用進占河東后，原河東牙將除賀公雅曾一度露面外，其余都銷聲匿跡。以上表所列河東人為例，李嗣昭已如上述；史敬镕、梁漢顒、相里金、鄭琮，李建崇均先世不見史傳；侯益，祖父以農(nóng)為業(yè)；白文珂，父君成，為遼州刺史；張虔釗，父簡，唐檢校尚書左仆射。所謂“唐檢校尚書左仆射”，或為贈官。可見他們中間沒有一人出身于太原牙將世家，而且先世為官者，大概也只有白文珂之父一人。史籍中也留下了一些河東牙將的人名，如朱弘昭，太原人，“祖玟，父叔宗，皆為本府牙將”[39]；張憲，晉陽人，“世以軍功為牙校”[40]；李懷忠，太原人，“父海，本府軍�！盵41]；常思，太原人，“父仁岳，河東牙將”[42]；等等。但是，這些“本府牙將”、“河東牙將”，都是靠他們的子孫而在史上留名，他們本人為官則不顯，而且有些牙將大概也是在李克用進駐河東以后才從軍任職的，而他們的后人也是在李克用之后才逐漸顯達的，所以這些事例并不能說明李克用重用河東人的問題。唐從安史之亂以后，藩鎮(zhèn)軍隊漸漸都“皆成父子之兵，不習農(nóng)桑之業(yè)”[43]。河東當然也不例外，在李克用上任河東之前，河東肯定也形成一個以牙兵為首的軍人集團。如就在乾符年間，河東牙兵集團就制造了一系列殺逐主帥或內(nèi)部互相殘殺的事件。李克用的前任鄭從讜在離開河東時，以監(jiān)軍使周從寓知兵馬留后事，書記劉從魯知觀察留后事，告戒他們“俟面李公，按籍而還”[44]，所謂“按籍而還”，即向李克用交待兵民戶籍等事項。然而在李克用統(tǒng)治集團中，卻看不見原河東牙兵牙將活動的事跡，這說明李克用對他們采取了防范甚至壓制的政策。但是，這種狀況到李存勖以后便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隨著代北人在河東居住的長期化，通過與河東人的通婚以及占籍河東等等，使雙方融合日益加深，互相猜忌、防范的心理大大減輕。而河東人在軍事、政治斗爭中也顯示了他們的才能，資歷也逐漸加深，再加上代北人中的許多元老相繼去世，以及李存勖本來就極少民族偏見，于是河東人在統(tǒng)治集團中的地位也愈來愈重。再以上表統(tǒng)計的人數(shù)為例，到李存勖即帝位時，代北人中的40人僅剩下14人，而河東人尚有8人。之后，如前面提到的朱弘昭、張憲、李懷忠、常思以及索自通、藥縱之、李彥韜、王建立、薛融、周環(huán)、李彥從、郭瑾、閻晉卿、聶文進、郭允明等河東人都成為后唐莊宗、明宗，后晉高祖，后漢高祖所倚重的人物，河東人在統(tǒng)治集團中已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3、其他外來人員
所謂其他外來人員，是指代北人和河東人以外的人，從上表中揭示的情況看，他們有11人，約占總?cè)藬?shù)的18.3%。
外來人員中，地位最高的是進入李克用養(yǎng)子之列的李存賢、李存審和李建及3人。李存賢，許州人，本名王賢，參加黃巢起義軍，“武皇破陳、許，存賢來歸。景福中，典義兒軍，為副兵馬使，因賜姓名”[45]；李建及，許州人，本名王質(zhì)，“少事李罕之為紀綱，光啟中，罕之謁武皇于晉陽，因選部下驍勇者百人以獻，建及在籍中。后以功署牙職，典義兒軍，及賜姓名”[46]；李存審，陳州宛丘人，初名存，“事李罕之，從罕之歸晉，晉王以為義兒軍使，賜姓李氏，名存審”[47]。史稱李克用“起于云、朔之間，所得驍勇之士，多養(yǎng)以為子，而與英豪戰(zhàn)爭，卒就霸業(yè)，諸養(yǎng)子之功為多，故尤寵愛之，衣服禮秩如嫡”000ff>[48]�？梢�，李存賢等3人已經(jīng)成為代北集團中的核心人物。事實上，在李克用父子的霸業(yè)中，3人特別是李存審，為李氏父子立下了汗馬功勞。
外來人員中，除李罕之集中獻上的“百人”以及李克用末年盧龍將李承約、王思同一起率眾歸附外，其余都是單個進入河東的。由于他們是外地人，與河東人本來就不存在親黨膠固的關系，而他們之間也很難形成一個集團勢力，因此李克用對他們的信任程度也比河東人更大一些，李存審等3 名義兒自不待言，如袁建豐、劉訓等，也都頗得李克用的信任與重用。
在外來人員中，除那些行伍出身的武人外，還有一些以文墨見用的文職人員。如自稱李林甫之后的洛陽人李襲吉，“在武皇幕府垂十五年”[49]，李克用許多重要的文書奏章多出自他的手下。天復二年李克用被朱全忠圍擊于晉陽城下之后，向幕府咨詢“聚眾”、“克敵”、“捍御”之策，李襲吉即獻上了“崇德愛人，去奢省役，設險固境，訓兵務農(nóng)”的4點主張，并且提出“至于率閭閻，定間架，增曲蘗，檢田疇，開國建邦，恐未為切”[50]的忠告。因此，這一類人也應該是李克用統(tǒng)治集團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綜上所述，李克用從唐中和三年（883）進駐河東，到后梁開平二年（908）去世，在河東經(jīng)營了25年。在此期間，他建立起一個以牙軍為核心的軍人統(tǒng)治集團。從民族上看，它是以沙陀三部落為核心，融合了奚、突厥、回鶻、吐谷渾、達靼以及漢等多種民族成分在內(nèi)；從地域上看，它以代北人為核心和骨干，吸收了河東人及其他外來人員參加。這個集團經(jīng)歷了勝利與失敗的多次考驗，特別是頂住了唐王朝和朱全忠的數(shù)次大規(guī)模的進攻，凝聚在李克用的周圍。這個集團是李克用爭奪霸業(yè)依靠的主要力量，也是李存勖建立后唐王朝所利用的基本力量。后晉和后漢王朝，亦是以這一集團為核心和支柱建立起來的，甚至后周和北宋王朝，也都與這一集團有著一脈相承的關系。直到北宋“重文抑武”政策推行后，這一以騎射武藝為主要特長的軍人政治集團，才因失去生存環(huán)境而最后消亡。
[1]見《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第25頁、48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新1版。參見王永興先生：《陳寅恪先生史學述略稿》第2章第3節(jié)《〈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主旨述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
[2] 《資治通鑒》（以下簡稱《通鑒》）卷232貞元二年十二月。
[3]參見張廣達：《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載《北京大學學報》1986年第2期，后收入《西域史地叢稿初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4] 《李文饒文集》卷16。
[5] 《通鑒》卷237元和四年六月。
[6] 《新唐書》卷218《沙陀傳》。
[7] 《舊唐書》卷163《盧簡求傳》。
[8] 《舊唐書》卷18下《宣宗紀》：大中十二年閏二月， “以河東馬步都虞候段威為朔州刺史，充天寧軍使，兼興唐軍沙陀三部落防遏都知兵馬使”。
[9]《新五代史》（以下簡稱《新史》）卷46《康福傳》。
[10]《新唐書》卷218《沙陀傳》。
[11]《通鑒》卷253乾符五年正月。
[12]堀敏一：《藩鎮(zhèn)親衛(wèi)軍的權力結構》，載《東洋文化研究所記要》20，1959年。中譯文見劉俊文主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4，中華書局1992年。
[13]《通鑒》卷253乾符五年正月。
[14]《通鑒》卷253乾符五年四月、五月。
[15]《通鑒》卷253乾符五年二月甲戌“克用入府舍視事”條《考異》。
[16] 《舊唐書》卷19上《懿宗紀》咸通十四年正月。按《通鑒》卷253系此事于乾符五年二月，《考異》曰：“從《三朝見聞錄》�！�
[17]《通鑒》卷254中和元年二月。
[18]《舊五代史》卷25《唐武皇紀》中和元年四月。
[19]《讀通鑒論》卷2第972頁，中華書局點校本。
[20]周藤吉之：《關于五代節(jié)度使牙軍的考察》，載《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2，1951年。
[21]按《舊五代史·本傳》作天祐十三年（916），契丹攻振武，“城陷，嗣本舉族入契丹”。
[22] 《新五代史》原文作“代州飛狐”。按飛狐縣屬蔚州，今改。
[23]李承嗣于乾寧三年（896）入南唐，已離開代北集團。
[24]史儼與李承嗣同時入南唐，離開代北集團。
[25] 《舊五代史》卷55《康君立傳》。
[26] 《舊五代史》卷55《康君立傳》。
[27] 《舊五代史》卷60《李襲吉傳》。
r=#0000ff>[28] 《通鑒》卷254中和元年三月。
[29] 《通鑒》卷244太和四年三月“陘北沙陀素驍勇”條胡注。
[30]（唐）韋澳：《諸道山河地名要略》卷2。轉(zhuǎn)引自唐耕耦等編《敦煌社會經(jīng)濟文獻真跡釋錄》第1輯第69頁，書目文獻出版社1986年。
[31] 《通鑒》卷253乾符五年正月。
[32] 《通鑒》卷255中和三年七月并胡注。按《通鑒》此句出自《唐末見聞錄》，原文作“無懷舊念，各仰安家”。見該條《考異》。
[33] 《通典》卷172《州郡二》；《舊書》卷38《地理志》。按據(jù)二書所開列的各軍州兵數(shù)合計，《通典》為5.6萬人，而《舊志》則為6.6萬人。
[34] 《李文饒文集》別集卷7《掌書記廳壁記》。
[35] 《李文饒文集》卷14《請何清朝等分領李思忠下蕃兵狀》。
[36] 《舊五代史》卷25《唐武皇紀》。
[37] 李建崇雖為潞州人，但李克用幾乎在進入河東的同時，就兼并了潞州，故這里也將其劃入河東人范圍。
[38] 《舊五代史》卷26《唐武皇紀》天復三年正月。
[39] 《舊五代史》卷66《朱弘昭傳》。
[40] 《舊五代史》卷69《張憲傳》。
[41] 《舊五代史》卷124《李懷忠傳》。
[42] 《舊五代史》卷129《常思傳》。
[43]《唐大詔令集》卷65《敘用勛舊武臣德音》。
[44] 《舊唐書》卷158《鄭從讜傳》。
[45] 《舊五代史》卷53《李存賢傳》。
[46] 《舊五代史》卷65《李建及傳》。
[47]《新史》卷25《符存審傳》。
[48] 《新史》卷14《李克寧傳》。
[49] 《舊史》卷60《李襲吉傳》。
[50] 《通鑒》卷263天復二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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